【历史文化】漫谈宕渠文化‖刘渠|先民|农耕|刘渠|宕渠|巴人|渠江|秦汉

漫谈宕渠文化

刘渠

近日,达州市一批科普作家、文化学者到渠县考察采风,领略宕渠文化,感受厚重历史。笔者看了相关报道,感悟有二:达州讲历史绕不开“宕渠”这个地理名词;探寻渠江流域文明史,须得正视宕渠文化。下面谈几点学习认识。

何以为“宕渠”

(一)

“宕渠”,首先以一个政区名称出现,为达州历史上行政建置之始。《史记》无志,汉代以前文献未检出“宕渠”字样,但作为一个政区名称的出现,肯定早于文献记录。《汉书·地理志》载:“巴郡:【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潜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东北徐谷,南入。”《后汉书·郡国志》载:“巴郡:【宕渠】有铁〔官〕。”

公元前316年,秦国以司马错、张仪率军灭蜀,随后又灭巴。秦相张仪在巴地一年,“仪城江州”,公元前314年于江州(今重庆)置巴郡,辖江州、宕渠、阆中等6县。《华阳国志》等文献可资考据。

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出土。其中有“【月庚】午水下五刻,士五(伍)宕渠道平邑疵以来”的记述,意思是某件文书是由来自宕渠道平邑里一个叫“疵”的士兵带来。里耶秦简记录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到秦二世元年之间,洞庭郡迁陵县的政务活动,涉及巴郡所属六县(道)的部分政务活动,反映出宕渠县建置早于汉代的史实,尽管建置为“县”或“道”尚可讨论,然简牍作为第一手资料,权威地更正了历代史志关于宕渠“本汉旧县”的认知。秦简文字佐证《华阳国志·巴志》关于秦末刘邦“王巴、蜀、汉中三十一县”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二)

作为一个历史地名词条,需要深刻解读、准确界定其涵义,才可能在地域文化阐述中给读者传达明白无误的历史信息。

考古资料显示,一万年前,先民们已在大巴山和渠江流域活动。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先民已经大量使用磨制石器、陶器及动物骨头制作的用具,在沿袭狩猎和捕捞生产的同时,开启了原始农业生产。考古专家据以判断:

渠江流域具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这为我们比较合理、准确地识读第一个政区建置何以为“宕渠”,提供了科学的历史叙事背景。

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以来,古今给“宕渠”释名的说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1.以山水命名说(以宕渠山或宕渠水为县名。然山水之名的出现均晚于立县之时);

2.字面直译(《清同治渠县志》:石过水为宕,水所蓄为渠。查辞书,渠之多个义项中并无“积水为泽”的释义);

3.引古文注疏(《国语·吴语》“建肥胡,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文犀之渠,谓楯也。”有学者引申为:楯即指板楯,板楯即指板楯蛮。宕渠之名即因板楯蛮所居而来)。笔者查其原文,为春秋时吴王伐晋战前列阵,各色旗帜风影猎猎貌,遂有“如火如荼”这一成语。勉强地往预设的概念上套置,作了过度的解读,词义很牵强。这段文字跟板楯蛮并没有什么关联。

4.还有按字义+推论想象而成说者。据称:宕者,房屋高耸貌;渠者,谓楯也,也即指板楯蛮。宕渠,就是住在高大房子里的板楯蛮。笔者怀疑古人的语言表达会不会如此地“绕”?且两层意思也互不搭界。

上述各说或者时间失序而逻辑不洽、过度解读、望文生义而生拼硬接等毛病,似乎均不靠谱。

我们还是从字源意义上着手考察。查《说文解字》:“宕,过也。一曰洞屋。从宀。”“渠,水所居。”

两个字均有居处的涵义。而“宕渠”二字连用,应当按居处的思路去理解,就如传说中的“有巢氏”。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前,穴居洞屋、巢居树上、傍水搭棚的记忆是深刻的。古往今来,不同的民族几乎均有其特定的居住形式,或形成了各自建筑艺术的民族风格,例如传承至今的苗寨、土家吊脚楼等等。一个民族的居处样式,是历史考据的重要环节。电视片“河姆渡文化”情景模拟中,其人在湖边结茅棚,临水搭建一块扎木平台作为进出、栓解船筏及活动地儿之用,正是“水所居”的一种样式。东汉应劭《风俗通》:“渠,水所居也”,跟当时主流说法是一致的。

当作政区命名的宕渠,一定有其寓意、有所指代。尽管它是汉语言文字的意思表达,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土著居民中“文化人”的描述直接相关,从而被官方记录在案。“宕渠”应是先民最早的居住形式,即以天然洞穴及河畔结庐而居,这种“宕渠居式”与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随着族类进化,有了农业而使定居成为可能,然后才逐渐而广泛地向适宜农耕的地带展布形成自然村落。从大巴山脉、华蓥山等平行岭谷的地貌看,溶岩洞穴分布广泛,加之水系发达,先民最便捷的可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那么采集渔猎生活与“宕渠居式”有着实际的能够允许的客观物质条件。渠江流域的巴人称这种洞屋、水庐(茅棚)叫作“宕渠”。这种居式在以农业为主导、形成聚居生活之前,与先民的文明进步相伴,族人口口相传、代代复述而深入人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宕渠”是一种居式,是渠江流域先民穴居洞屋、傍水结庐而居的居处样式。首次用于政区建置,乃当时人们对于先民时代的怀念和追思,寓意深刻。

《说文解字》书写的渠(图源:词典网)

《说文解字》这个“渠”字构型,会意、象形、拟声的手法齐备,篆书形象上看,左边取水的字旁,右边像棚盖,下面以木桩支撑。河姆渡遗址封土下面发现密集的木桩,那种水边棚屋结构的考古实证不外如此。这与地理环境相匹配,与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反映了与流域先民的久远联系。应该就是“宕渠”命名的寓意和由来。傍水而居的“渠”,为棚架结构式草庐,大约也是后来巴地大量出现的干栏式建筑的雏形,是其鼻祖。这就把先民史迹引申到了石器时代,宕渠文化由此发端。

“宕渠”一词传达出远古先民的生活信息,给我们考察宕渠先民指出了又一条辨识路径。“宕渠”县名承载了六七千年的文化记忆,是考察巴人、巴文化一条重要线索。

《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故宕渠县基本覆盖整个渠江流域,设置县郡835年,跨越战国晚期、秦汉至东晋末年。賨城即宕渠故城(今渠县城坝遗址),古之賨国都。是渠江流域战国、秦汉时期的区域中心。渠县是其核心地带,宕渠、渠州、渠县一脉相承,一个渠字传承2300余年。

2017年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宕渠”陶制瓦当(刘渠供图)

何为“宕渠文化”

渠江流域处在巴文化的核心区,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孕育宕渠文化的摇篮。

先民们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古典农耕文明,系统地构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单元。“宕渠”县名之涵义,揭示这是一个文化范畴。宕渠文化是对渠江流域历史文化的概括,是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巴文化的宕渠模式。

(一)

蛇巴人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于此,是这里的土著氏族群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从事采集、渔猎生产,“宕渠居式”是他们原始生活的一种样貌。伴随土地的开发,从采集、渔猎为主向农业生产为主的过渡与发展,使氏族定居生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在与外界族群的交换和交流中,学习借鉴周边文化和生产技能,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农耕文明。考古发现和文献考察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渠江流域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3000年邑聚城垒发展史。

(二)

宕渠文化源远流长,当为接续不断的发生发展过程。宕渠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宕渠县故地覆盖大巴山南坡整个渠江流域,是“宕渠”地名概念的外延。因此,宕渠文化的空间范围,对应渠江流域这个确定的地理环境,是宕渠文化的覆盖范围;宕渠文化的时间范围,大致发端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其下限至于公元420年的东晋末年——“士卒流亡,城垣荒废”。

(三)

宕渠文化的基本内涵:

一是先民们迁徙到大巴山地区,一直生息繁衍在这里。经过“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开发了大巴山及其以南这片广阔的山壑岭谷,使之成为适宜农耕的土地。

二是族人以巨蛇为图腾,称图腾为“巴”,也是他们自称的语音,因谓之“巴人”。

三是大巴山和川东平行岭谷为喀斯特地貌发育,溶岩洞穴广泛分布,成为先民们的容身之处及安全所在;沟壑溪流汇成江河,傍水结庐既是捕捞作业的场所,又是季节性居处的用物——“宕渠居式”,是巴人先民古朴遗风的追述与写照。

四是“宕渠盖为故賨国”乃賨人心心念念的历史辉煌。先秦、秦汉时期,賨人族群由于“射杀白虎”和“还定三秦”两个历史事件,不仅受到朝廷赋税政策的优待,还取得大姓宗族治理的政治地位,社会分工与自然经济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更加繁荣。

五是“賨赋”是其标志性文化品牌,是国家赋役制度带来的新概念,“賨布”“賨钱”应运而生,“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是蛇巴人演变为“賨人”的历史转圜节点。

六是宕渠故城——賨城,约板筑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东汉因车骑将军冯绲增修,又叫“车骑城”(2017年城坝遗址出土“宕渠”瓦当,锁定这里就是宕渠城所在),是賨人社会的首府,也是渠江流域在秦汉、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汉时期完备了古代的城市功能,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宕渠文化之涵义

宕渠文化相对独立发展,具有巴文化的共性特征,又呈现出强大的血缘向心力、种族凝聚力,以及恒定的内在逻辑和突出的“忠勇信义”人文精神。

宕渠文化的内核是农耕文明。农作物体系中,粮食作物以黄土高原的黍、粟为基本品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秦并巴蜀以后,西蜀水稻作物被学习引种,河谷、平坝地带逐步开始种植,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宕渠文化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成就是农牧业发达,农产品加工业兴盛,具备制陶,制盐,青铜冶炼和器物制造,提炼硫化汞,铁矿采掘和冶炼等技术工艺,以及作坊生产能力,负有盛名的产品是“清酒”“賨布”及丹砂。渠县汉阙是中国一个地区现有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保护较为完好的存在。是宕渠文化的一张名片。

宕渠文化体现在精神层面的要义是“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华阳国志》载:賨人质直好义,“世挺名将”。东汉时期,县民中涌现出大司农元贺、州刺史冯焕、郡太守李温等名臣,又有大鸿胪庞雄、车骑将军冯绲,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左将军苟扶等名将,建功立事,有补于世。攻无不克的“賨旅”(与“巴师”对举)体现出族人为民族为国家奋不顾身、凛然直前的骁勇气概和战斗精神。西晋辞赋家左思《蜀都赋》“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蹻容世于乐府”的生动描写,突出了这个族群的品性特征。宕渠先民创造的呐喊呼应、围而聚歼的捕猎形式,又是闲暇娱乐的集体武舞,相沿承袭了其人勇健善歌舞的习性和团结协作的风尚。用于征战则歌舞以凌、气势逼人,所向披靡。“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传说不绝于世。

宕渠文化是独具的一种文化样态,根植于渠江流域,民族特征突出。其突出的地域性与大巴山、渠江流域地缘关系紧密;其鲜明的民族性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又处于连接中原文化与古蜀文化、古羌文化的通道和交流地带,因而宕渠文化又具备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秦昭襄王初期,巴地发生“白虎之患”。渠江流域巴人族群主动强势介入,一举剿灭了白虎廪君集团的武装暴乱,有功于国。国家从长治久安和政策层面考虑,遂与夷人“刻石盟约”。这一标志性事件导致在政治上,王国对板楯蛮夷酋领实行羁縻之制,呈现“民族区域自治”状态;在经济上,王国对蛮夷酋领实行赋税减免,民户缴纳“口算”40钱,仅为一般国民的1/3。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措施,使宕渠县成为“赋税特区”,改变了川东蛮夷之区的治理格局和历史走向,为秦汉时期渠江流域经济高度发展、文化持续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汉初,賨人“助刘兴汉”,再一次正确地作出了历史性选择。賨旅在“还定三秦”战役中数为前锋,再现“前歌后舞”的凌厉攻势,刘邦数观阵,惊叹:“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取得汉军出关之首功。大汉立国后,賨人继续享有薄赋轻徭的政策优待,其七姓族酋更有“不供租赋”的特权。賨人上阵之歌舞也被引入乐府,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巴渝舞”。賨人被朝廷视为“义民”,备受官方器重和亲善,朝廷和州郡常常“率以征伐”。

“清酒之甘醇,賨旅之劲勇,巴渝舞之雄浑,汉阙之神奇”是宕渠文化的精粹与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