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至今仍令人震撼。没有“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历史上偶发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怕莫过于“西安事变”了。然而,我们重新检视一些史诗资料后发现,如此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在某种程度上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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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早年以豪侠自居,曾在上海滩和会党头目王金发放荡不羁,遭人非议,后来改邪归正,又以圣贤自期。但他个性暴躁、直率、城府不深,是典型的军人豪侠性格。为此,也没有少受孙中山的劝导。自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掌握兵权之后,两三年间就成了三军统帅。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职位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屡屡告诫自己要改掉轻燥的毛病。他常常对人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毛病发大,了就给自己记大过一次。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管他,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也常对自己说,发脾气是要伤身体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怎么能随便毁伤呢?他又常对自己说,怎么又随便对人发火了?那是要让人看不起你的。他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日记中要自己稳重一些,可以说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

有一次,他对四川的军事首脑刘湘发了脾气,当面严厉训斥。那时正在成都刘湘的地盘上,没有给刘湘留面子,自己也紧张得不得了。事后在日记中反省说:“当时不免自悔太过,或招不测之变,乃始终以静正处之,终得以诚感动,竟上正轨。”刘湘是个精明的人,虽然心怀不满,但知道权衡利弊,蒋也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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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他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是典型的第二世军阀性格。

所谓军阀,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爱国还是不爱国。而是说军队是私人的,归将领私人所有,只要有地盘,就是一方的土皇帝,即使在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但军队和地盘上的事,还是军阀说了算,在中央管不着,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就可能发生叛变。因此,东北的军队和地盘就是他们张家的,别人管不着。

张学良在军事的时候,就拥有了团长的职务和旅长的职权。张作霖去世前,张学良已经是东北第二方面军的司令了。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了老帅的遗产,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少帅,年仅27岁。

张学良聪明胆大,敢作敢为,掌权后不久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东北易帜,把北洋政府的旗帜改成了国民政府的旗帜,也就是放弃独立对抗,归附中央政府。目的是为了减弱和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尽管如此,张学良的爱国之举并不能改变军阀的性质,东北还是张学良的地盘。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一开始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到了关键时刻,出兵关内,拯救了蒋介石命运。因此,他把地盘又扩大到了关内,坐镇北平。三分天下有其一,担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仅次于中央政府的核心势力,即蒋介石的黄埔系,乃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军政集团,拥有优胜的炮兵和空军力量。张学良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实际上是同盟关系。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东北军被调来“剿共”,张学良把司令部设在西安。西安城里还有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不是蒋系的人马。东北军在西北损兵折将,将士们又看着老家在日本侵略下受苦受难,就不愿意再和红军打仗,希望抗日,打回老家去。张学良也开始和共产党秘密往来,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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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20日,蒋介石得到报告,东北军要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他十分震怒。10月22日,蒋介石巡视西北,到达西安,部署“剿共”,安抚张学良。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只是残部,不难剿灭,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功即将告成,可以专心对付日本侵略,而不必两面作战了。

但这时候的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战略方针政策上无法统一。张认为只有攘外才能安内,也就是只有抗日才能让全国团结起来,避免分裂。28日,张学良与蒋介石会面,商谈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喝斥。在蒋介石眼中,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不愿“剿共”,是这个人“无最后五分钟的坚定力”,“小事精明,心态不定”,很可悲。

12月10日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时,蒋介石的方针政策遭到张学良强烈反对。蒋介石感觉到他的男人自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藐视,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告诫,他也忘了当年训斥刘湘说话的教训,他的火爆性格自然是无法再控制了,大发脾气,痛斥张学良。

张学良的“二世祖”性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又怎能咽下这口气?盛怒之下,决定逮捕蒋介石以使蒋妥协,挣回面子。抓蒋之前数小时,张学良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他的决定:“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如此大变,竟然说得非常轻巧。有下属质疑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你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学良则说:“现在不能考虑那么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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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政界的意料。苏联正在和中国谈判合作制约日本的问题,蒋介石的危险处境,也影响苏联的国家利益,因而强烈谴责这次事变。其实,当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与共产党妥协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话说“收编”的方式,只是一时间日本对华侵略有所和缓,他还感受不到抗日的紧迫感。因而专一“剿共”,来完成他的统一大业。

“西安事变”,尽管结果圆满,国家实现了团结抗日,但如果蒋介石当时有所不测,在当年的私兵体制下,黄埔系就会分裂,国家分崩,也就难以抵抗日本侵略。危险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并不是如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