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高考后，我填报志愿时，在完全无人指导的情形下，全部第一志愿都填报了法律，而且意外地被中南政法学院录取了。说意外，是因为我当年的分数文科班第一名，本来是可以上更好的学校，却滑档到了当时并不知名的中南政法学院。入学成绩虽然名列前茅，但总觉得本来可以拿一等奖，却变成了二等奖，有点不甘心。不过，选择法律，源于当初朴素的正义感，倒是符合自己的心意。
记得入学第一天，就在食堂外看到迎面而来的一条巨大横幅：“欢迎你，未来的法官！”这个饼画得让人热血沸腾，有种穿上法袍就要去敲法槌的冲动。那时的我，压根儿没想过我以后会在大学任教，或者做律师什么的，总觉得我们毕业就是当法官，或许就是源于那个条幅强烈的视觉冲击。我算是并轨前的公费生，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40块钱的国家补贴。听师兄师姐讲，往届毕业生，分去法检两家的最多。
记得大一时，我就在我们学校的模拟法庭楼里旁听了一个重大刑事案件的庭审。武汉中院审理一起发生在高校的故意杀人案件，开庭地点居然设在我们学校。案情很简单，一个当地大学生翻入食堂盗窃饭票，被工作人员发现，发生了搏斗，他情急之下把工作人员给捅死了。庭审的细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被告人被判了死刑还是死缓也不记得了。但这个庭审过去了近三十年却一直存留在我脑海中。
大三那年我们纷纷回老家实习，我拿了介绍信去老家法院的城东法庭，当时还有经济庭。我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卷宗，做庭审记录，以及偶尔跟法官外出调解或执行。还记得有一次为某个离婚案件，我们去乡下调解时，夫妻两为财产分割闹得不可开交，连枕头都得一人一个。我厌烦了这种琐碎的民事案件，决心以后即使做法官，也不做民事法官。
再次实习，就到了老家法院刑庭。当时的审判，有些并不规范，审判员有时会让我写判决书，甚至还有过独任审判员有事离开时让我审案。案件是一个小案件，似乎是盗窃案，我跟法官说根据法律规定，应该是二至三年量刑，判二年行不行，法官说，判三年吧，于是我写上三年。没想到，正式判决书出来，落款处竟然有我的名字，抬头是“代书记员”。
1999年大学毕业时，早已取消了分配，得自由择业。为了能在老家法院工作，我爸托人去找院领导。后来千辛万苦在隔壁县的领导老丈人家中见到了领导本人，他问了我基本条件，留下我的简历，说我很优秀，获了很多奖，可以考虑。我爸对我到县法院工作充满期待。但两手准备的我，同时也参加了考研，而且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公费研究生。
本科毕业前，我父亲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因为他就医时花费了巨额医药费，我曾想放弃读研，早日参加工作还债。系主任陈小君教授知道后，劝我再慎重考虑，因为读了研后，起点会更高，再工作也不迟。而且她认为，我不一定适合在体制内，比较适合做研究。在她的关心下，我也放弃了去法院工作的机会，专心读研了。
研究生毕业时，我还曾回老家拜访过那位法院领导，他说你回来吧，我们院还没有研究生呢，你算第一个。可是，我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公费的，只能婉拒。后来，那位领导去了中院当院长，又去了省院当领导，我们也一直都有保持联系。甚至在我任教中国政法大学后，我还带研究生去他所在的法院调研过，那是后话了。
2005年博士毕业前夕，导师推荐我去最高人民法院。当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不需要考，只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面试。记得当年胡云腾主任说，过了五一你就来上班吧，我让人把办公桌给你清理出来。我说我还没博士论文答辩呢。胡主任说，那个没问题，时间早晚。我问，要坐班吗？胡主任说，原则上要，有事可以请假。于是，我就打了退堂鼓。
我真的不喜欢上班。我从毕业到现在，没有上过班，或者严格说，没有坐过班。我崇尚自由，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喜欢打卡，更不喜欢在体制内看领导脸色，我怕在官僚体系内活不过两集。所以，我最终选择了更为自由的高校。而我的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以及博士同学，有的确实选择了法院，我祝福他们，并希望他们一直秉持着公正的底线。
翻到上面这张2002年照片，是我研究生毕业时，跟几位本科小老弟一起在校园聚餐后的合影，欢送我考上人大博士。当时他们都是青年才俊，在我担任版主的中南BBS挥洒文字。后来，他们中有的考上了北大的博士，有的成了教授博导，有的担了母校的法学院院长，有的成了全国中青年法学家，唯独没有一个当法官的。
现在，我的学生中已经有了很多法官，甚至有的已经成了法院的领导。我总是跟他们说，其实中国老百姓很多人 有“包青天 ”情节，他们认为法院是最后讲理的地方，是可以实现公平公正的地方。但是，现实又总是给他们失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申诉信访，或者极端事件，那是因为信任崩塌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信仰，凭什么让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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