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界，针对媒体的培训在发达国家已很普遍。例如，驻英国的许多其他国家大使经常接受这样的培训。美国大使告诉我，他每年接受上百次媒体采访，事前都会做演练。
一
《明镜周刊》安排来采访我的是一位女记者，叫苏珊·科博。科博提交了问题提纲，属于框架性的，实际采访应该在这个范围内，但是记者很少能严格按照提纲提问，会有比较大的发挥。
德国媒体行事严谨，尊重受访者，例如，记者撰写的文稿在发表前能拿给被采访者看，如果有引用或者概念不准的地方，可以要求调整。这种态度让受访者有安全感，避免被误解。而其他国家的报刊就鲜有这么通融的情况。
记得我在澳大利亚当大使的时候，接受过一家杂志的采访，记者是位女性，她的家族是从东欧国家移民来的，有很深的负面记忆，以至于她对任何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充满敌意。我当时缺乏经验，之前对她的背景没有做足够的了解，贸然同意了接受采访。当我意识到她的敌视和片面态度时，就试图用大量事例说服她，让她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希望以此影响到她写文章的基调。
原本约定谈40分钟，结果谈了近3个小时，我真是苦口婆心，甚至拿出中国的书刊，用上面的照片图像来说明中国的现状。而她铁了心认定中国是“错误国家”，显然是带着结论来采访我的，自始至终在质疑中国，对我介绍的情况并不关心。
采访之后她就不再与大使馆联系，我是在那期杂志发刊后才看到她是怎么写的。她的文章就像剥洋葱头一样，层层数落中国多么不对，最后剥到葱心，结论是这个女大使是个“死硬的共产党人”。她对我花很长时间介绍的中国的情况、政策和原则立场只字未提，只是利用这个采访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此后我在选择接受哪家媒体、哪位记者采访时，对背景一定要做更加透彻的调查研究，对记者的意图也要有所判断。
二
我邀请了外交部欧洲司几位年轻的外交官，组建起一个小团队，一起研究如何应对苏珊·科博的采访。我们按照科博的问题提纲，设计出10个焦点问题，无非是德国乃至欧洲媒体对中国成见最深的那些，例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军事威胁”“中国人权”“中国经济崩溃”之类的，还考虑到了德国人目前最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团队每个人承担一个题目，分头收集资料，根据中国的政策和立场，拟写应答要点。
第一轮演练，我把团队分成提问和应答两方，我做观察员。结果发现，提问完全达到实战水平，足够尖刻和深入，应答则多是照着例行口径念，虽然很周正，但显得被动，也缺乏说服力。当我把两拨人对调位置之后，应答仍然显得吃力，而且经不住追问。也许存在对具体情况掌握不够充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查找资料、补充知识。当然也不完全是知识的问题，在记者尖锐提问的压力之下，人的思考能力容易受到一定的制约，包括我自己，很容易被问题牵着走，陷入辩解。
第一轮演练的结果不理想，我抓紧熟悉材料，做了充分准备之后，进行了第二轮演练，由我直接作答，让团队的每个成员模仿西方记者随意提问。这些年轻人很快进入角色，不依不饶，步步紧逼，越问越狠。而我虽然讲了很多，态度也足够坚定，但仍感觉被动，是被问题牵着走，态度也是对抗性的，达不到说服人的目的。如果现场的采访是这个状况，效果不会太好，就不如不做了。我有些沮丧，请大家先回去，自己留在会议室里静静地想了好久：为什么会这样？中国明明做的是对的、是成功的，为什么在说理的时候总是争取不到主动？从哪里解扣？
分析起来看，我对每个尖锐和批评性的问题都有答案，但就是摆脱不了被动辩解的处境。我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像在审判台上一样，接受西方媒体的诘问？更糟糕的是，越解释，越容易被追问，说出的话挂一漏万，结果很容易在纠缠不清中失去自己的立足点。
经过反复的自我审视，我终于认识到，问题出在自己的思考方式上，用大白话讲就是太老实了，我一直在跟着提问者的思路走。比如，当对方质疑中国增加国防费预算、批评中国军备带来威胁时，我便去解释增加国防费的用途，包括改善官兵的生活条件和更新装备，等等。而对方就会进一步追问国防费的构成，或者直接提出关于先进武器配备等方面的问题。且不说我是否掌握这方面的全部信息和知识，就是专家，也容易在这样的问答中陷入被对方穷追不舍的境地。而且采访不是做报告，没有足够的时间引述大量事实和数据来完成对一些专业问题的说明。这样的答问难有好的效果。
我终于想明白，必须破解对方设问的套路。对方提问的立足点是有问题的，是从否定中国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对方的出发点，就不可能与对方站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对话。就好比有人设定了一个错误的公式让你去推导，如何得出正确的结果？
思维的转变使我悟出了其中的门道，认识上的提升让难题迎刃而解。我请团队成员回来，再次进行演练。这一轮我不再是坐在“被告席”上了，而是从一开始就争取到主动的地位，无论他们的问题多么尖刻，我都可以摆脱被动，甚至用反问的方式掌握主动。
比如，当问到中国为什么要造航母，是否对世界构成威胁时，我不再费力地解释中国制造航母的过往、目的和用途，而是反问，为什么英国、美国的航母不是威胁？这样就可以釜底抽薪地让记者走下“道德高地”，这样的回应可以让欧洲读者意识到他们的双重标准和偏见是多么不合理。
后来的演练进展就很顺利了，我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找到新的切入点，确立主动地位。
三
2011年8月17日，我在外交部南楼一间中式会客厅接受了苏珊·科博的采访。我当时很放松，有那种胸有成竹的感觉。整个采访内容基本在估计到的范围之内，科博在提问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态度也在意料当中，我总能比较自然地找到变被动为主动的方法。她一直试图批评和诘问中国，而我的回应贯穿始终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你们对中国有偏见。
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和科博都态度平和，我在开始的时候就征求了她的意见，可否用“苏珊”来称呼她，这样彼此都不感觉生分。她的职业素养很好，虽然不断遭到我的反击，但从未面露不快，反而显得很享受这种激烈的对话。
到最后，她几乎穷尽了所有问题，突然提出了一个我没有估计到也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您觉得，今天的西方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这个提问本身是很有内涵的，也是委婉地说明她接受了我的回应，承认了中国有自己的道理和成功之处。
我没有想过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准备不到的问题永远会有。我犹豫了一下，说：“谦虚吧，中国人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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