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北人并不是一种天然概念,它们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为苏北人。
无论是过去的各种喜剧表演形式,例如滑稽戏、独角戏、电影、广播剧等,还是脱口秀、短视频等今天时兴的本土娱乐方式,在上海,“苏北”两个字,总是绕不过去的。
苏北是哪里?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江苏统计年鉴1997》中,首次提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范围,并以此来进行数据统计。其中,连云港、盐城、淮安、徐州、宿迁五城,被官方认定为苏北。但在更多人的印象中,扬州、泰州和南通也与苏北划不清界限。毕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曾经设在泰州的曲江楼;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曾设置在扬州市区,并且包含了现在的南通全境;地图搜索“苏北”,第一个跳出来的“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就位于扬州广陵区。
类似的问题,曾让美国人韩起澜倍感困惑。她在《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的序言中提到:“由于有关苏北人的资料极度匮乏,好几次我差点放弃这个项目。”研究最后,她将答案精练概括,“苏北人并不是一种天然概念,它们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为苏北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苏北人逃荒来沪,绝大多数从事底层的劳动工作,例如拉黄包车、码头装卸、倒马桶等。以人力车夫为例,1934年上海从事该行当的人有10万左右,根据当时的一项抽样调查,苏北籍的占了超过90%。同时,由于文化水平低、经济条件差,大量涌入的苏北移民,只能以相对集中的形式,居住在苏州河北岸、铁道两侧以及城市周边荒地,搭棚栖居或者租住廉价的棚屋。当时的上海工部局认为苏北人定居对摩登高雅的上海城市形象构成威胁,《申报》《时报》《大公报》对苏北人“滚地龙”进行了连篇累牍的笔伐。这些都助推了对苏北的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相比呢喃婉转的吴语,属于江淮官话的苏北话别有特色。它凭借抑扬顿挫的节奏感,感染力很强,更通俗易懂,也更便于传播。比如,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全国劳模黄宝妹,上世纪50年代经常要去外地推广经验,但她不会说普通话,到了外地就无法和当地人交流,最后她想出了用苏北话和其他人沟通的办法。有语言学研究者曾分析过上海的滑稽戏和喜剧片大量使用苏北话的原因,“江淮地区正好是南北交会之处,融汇了南北方语言的特点,让很多观众都能听懂。只有让人听懂,才能产生笑料。”
某种程度上,因为刻板印象的长期存在,苏北话更加生生不息。老报纸里,择偶难曾是苏北后裔的普遍遭遇。1989年1月的《解放日报》曾报道,“一位户籍民警说起这么一件事:前不久,一个男青年怒气冲冲地到他这儿说要坚决改掉苏北籍贯,原因是女朋友认为他隐瞒了籍贯。”198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上海年轻一代苏北人大约70%同苏北人结婚。闸北区1986年的婚姻登记档案中,甚至80%原籍苏北人选择苏北籍配偶。“内部通婚”的苏北人,使得苏北话在家庭和后代中的流传度,远高于苏南、宁绍等其他移民方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苏北”的刻板印象正逐渐成为历史。其中,有现实层面的原因,包括经济的进步、城市的发展、原先的聚居模式和就业方向早已被打破。人们的观念也在转变,现在很多年轻人提起苏北时,更多想到的是脱口秀、短视频中“Subo Lives Matter”似的“梗”。前段时间,某科技公司公布沪苏浙皖一带人群基因相似度数据,其中显示,上海人的基因数据,可能与泰州人和盐城人最为接近。有人因此调侃自己的“苏北血统”:“这下把上海人扒开来都是‘刚波宁’了。”当更多人敢于直面曾经的刻板印象时,并用自嘲或“玩梗”的形式去消解它,那么所谓的刻板印象便也站不住脚了。
刻板印象并不可怕。抛开互联网上那些消费和小资的城市滤镜,那种沉潜于浮华之下的气概和坚韧才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真正表达。以“苏北”为切入点,或许正是认识上海这座城市复杂精神内核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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