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毛泽东、朱德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的大礼堂，此行是为一位虚龄六十的老战士祝寿，他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林伯渠。
毛泽东亲自修改给林伯渠的祝词，称赞他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总是站在革命最前线的老战士。
林伯渠为何能得到毛主席这么高的评价？他的革命资历到底有多深呢？
1886年，林伯渠出生于湖南安福，彼时的中国还是清朝光绪年间。在林伯渠十八岁时，他被选送到日本东京留学，在这里接触到更加先进的思想，对林伯渠的人生轨迹产生巨大影响。
1905年8月20日，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的赤坂区正式成立，林伯渠就是其中的参会人员，也是中国同盟会最早期的会员。
虽然林伯渠与孙中山先生的年龄相差二十岁，但两人的关系非常好，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林伯渠扶灵柩一直到北京的碧云寺。
林伯渠在日本求学期间，由于不满日本出台的取缔清朝留学生政策，毅然选择回国。此后数年间秘密参与到反清活动中，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伯渠回到湖南老家从事反抗袁世凯运动，被列入通缉名单，被迫流亡日本。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筹划建立中华革命党，而林伯渠就是在这个时候果断加入，中华革命党也是国民党的前身。林伯渠再次回到国内从事革命运动，1920年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任职。
1921年，林伯渠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成为最早期的共产党员。
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国共合作成为历史大趋势，而孙中山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都是通过林伯渠作为中间人进行联系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与孙中山见面也是林伯渠牵线搭桥、互通消息。
从国民党一大开始，林伯渠就是国民党中央执委，1925年还成为国民党三位常委之一，可以说是位于国民党的核心位置，还被孙中山指定为农民部部长。
在林伯渠管理农民部时期，他曾聘请毛泽东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当时的毛泽东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毛泽东在担任广州农民讲习所所长期间，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及对后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念都有重要影响。
在北伐战争时，林伯渠已经是军长级别，当时担任第六军的党代表，与他搭档的军长则是程潜。后来，南昌起义爆发，人们拥有了自己的军队。
在南昌起义时，林伯渠也参与其中，是革命委员会的财经主席。也就是说，林伯渠在建军之前就已经是军长级别的干部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伯渠被党中央派往莫斯科学习，于1932年冬回到祖国，在次年初就受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
1934年，跟随红军参加长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长，最为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为红军筹集粮食和资金。
组织专门为林伯渠配备了一匹马，但是他从不骑，将文件和警卫员的包袱放在马背上，而他总是拄着一根从瑞金带过来拐杖。
随行人员看不过去，多次劝说林伯渠骑马节省体力，他说“同志都是两条腿走路，我已经三条腿走路了，为什么还要用四条腿呢？”
林伯渠给红军战士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个物件，一个是拐杖，另一个是马灯，这两件东西都是林伯渠从瑞金带来的。
每当红军队伍在夜间遇到陡峭危险的路口，林伯渠都是亲自提着小马灯为同志们照明，防止战士因为路滑摔倒受伤。
当年与林伯渠一同长征的一位女战士名叫李坚，她用唱山歌的方式为我们还原了林伯渠手举马灯照明的样子。
歌词是：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人行。
在长征过后，林伯渠在陕北担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后来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一职，这个职务一直做到1948年。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当选为主席，副主席是张国焘，主席团成员中有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秦邦宪、高岗等人。
当时边区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林伯渠以身作则带动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搞得有声有色。
虽然是陕甘宁边区的主席，但是林伯渠住的是最普通的窑洞，组织上考虑到林伯渠的年龄和身体条件，特意为他修了三孔石窑洞，但是林伯渠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去住，最后仍然住在土窑洞里。
延安的冬天很冷，当时标准是每天早晚各烧一盆火取暖，同样考虑到林伯渠年事已高，想给他多加一盆火取暖，但是林伯渠坚决要求与同志们一样，只能早晚各一盆。
林伯渠住的床是用三角凳加起来的简陋木板床，枕头是包衣服的包袱，身上带补丁的衣服是标准装扮。
1944年，延安边区政府门前围了一群人，其中有位外国记者，他将墙上写的《我的生产节约计划》抄了下来，这是份计划的主人就是林伯渠。
毛主席对这份计划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
当这位外国记者获得采访林伯渠机会后，他走进林伯渠住的窑洞，发现炕上的被子摞满了补丁，破旧的方桌配着几把椅子，此时的林伯渠正在低头缝裤子。
林伯渠向外国记者介绍了中国一句俗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伯渠态度坚决地处理贪污腐败案件，在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间，陕甘宁边区就处理了180宗贪污腐败案件，在“打老虎”这件事上，林伯渠毫不手软。
有个案件还惊动了毛主席，当时有位叫肖玉璧的老红军，此人作战十分勇猛，在战场上称呼他为勇士一点不为过，身上的伤疤就有近100处。
曾经一次负伤休养，毛主席看到他身体瘦弱，专门将自己的食物让出来一部分给肖玉璧，让他补充营养。
后来，肖玉璧被任命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局长，没想到昔日革命觉悟高、战场不畏死的战士竟然腐化变质，贪污公款3050元，根据当时惩治贪腐的规定，被判处死刑。
肖玉璧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战场有功，写信给毛主席念在有功的份上，希望能够派去前线死在战场。毛主席对林伯渠表示“我完全拥护判决。”
《解放日报》针对肖玉璧贪腐案发表文章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颗‘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在1947年，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部署重兵围攻延安，当时首先安排年纪大的同志转移到安全地区，从年龄上算，林伯渠应该先行撤离，但是林伯渠说自己是边区主席，应该和陕北人民在一起。
林伯渠不仅这样要求自己，同时教育儿子林用三要做转移标兵，七岁的林用三硬是自己走完了转战全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委员。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下午三点，林伯渠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主持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也成为开国大典上首个讲话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的家位于中南海怀仁堂的后面，因为居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墙坯都掉了，还有缝隙透过来风。相关部门多次要对房子进行修整，都被林伯渠拒绝了，他说“农民住的房子还不如这呢，能住就行。”
修整房子的事情一拖就是十年，后来是因为房梁出现裂缝，可能有危险才同意翻修，即使这样，林伯渠也一再强调“简单维修，费用不能过高”。
林伯渠是我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他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同时林伯渠也是“延安五老”中去世最早的一位。
1960年5月，林伯渠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但是他仍然一心扑在工作上。
29日，由于病情的突然恶化，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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