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相似性的恶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类似的恶性案件频发，往往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
比如，有一个时期，“车匪路霸、飞车党”曾经盛行。
有数据显示， 1997年到 2006年间，广州市共发生 1.5万起“飞车抢劫案”，共造成 100多人重伤、 40多人死亡。那是流动人口暴增的年头。一些年轻人到了城里，发现谋生艰难，以致铤而走险。
90年代中后期，我刚刚出门远行的时候，对于传说中的“车匪”还很害怕，现金要装在最贴身的地方。在长途汽车上，偶尔见到骗人的把戏，中途还会被强行赶下车到司机的定点停车场“消费”。
一度，火车站是混乱危险之地。
一度，沿海走私活动猖獗。
曾经，拐卖妇女频发，那可能与当时贫困人口太多，太多人娶不到老婆有关。
曾经，拐卖儿童频发，那可能与长时间的“计生”等原因有关。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严打”。
“严打”的全称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发端于 1983年。那是“改革”初期，社会开始放松、转型，城市里待业青年激增，抢劫强奸谋杀案件频发。于是，最高层部署，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严打”。
“严打”可谓严酷，如今看来的一些“小事”，当时可能会判重刑甚至死刑。从重从快，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可避免地有冤魂。老话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没撞上“严打”，尚有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冤案，何况非常时期。
第一次“严打”显然起到了“震慑”作用，所以后来多次进行。
1996年，有了第二次“严打”。
那之前，有砸烂“三铁”的举动，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松动，下岗工人激增。不少“工人阶级”突然失去保障。
那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惊天大案，如李沛瑶遇害案、鹿宪洲案和白宝山案等。李，官至副委员长，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杀害，实属罕见。
第三次“严打”发生在世纪之交，被称为“新世纪严打”，据说主要针对“黑恶势力团伙”。
第四次“严打”发生在 2010年，重点打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电信诈骗犯罪、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两抢一盗”犯罪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严打”的特点是集中、快速、声势浩大，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重在震慑。震慑的目的，可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比如，飞车党后来几乎就没有了。但也有人分析说，飞车党之说以日渐减少并销声匿迹，也与后来经济快速发展有关。那些潜在的“毛贼”，随便打个工就能挣到钱，就不至于冒着坐牢的风险公开抢夺了。
技术的发展也让一些犯罪活动销声匿迹了。比如，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现在大家出门基本上不带现金了。比如，摄像头的普及，也让一些毛贼难以遁形了。
总之，距离最近的一次“严打”也已经大概 15年了，“严打”这个词儿似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不论是“严打”震慑效果好，还是经济发展好所致，回望几十年的历程，公众的安全感确实是有了明显的提升的。与安全感提升同步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众收入的提升。或许可以说，安全感提升与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性。
15年，足以让社会发生深刻变化。
比如，“高速发展”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意味着速度有所下降。
比如， 15年前小汽车还没有普及而如今遍地是汽车，甚至还成了“武器”。
以汽车为武器犯罪，这与以往的犯罪形式存在严重的不同。偷窃、抢劫、黑恶犯罪，都是冒险谋利，也比较隐秘，即便是飞车抢劫是在明处犯案，也是立即逃跑。用汽车犯罪，当然是跑不掉的，至少车上有车牌，摄像头一眼就能识别，开着车犯罪相当于“实名干活”。对于这种犯罪，震慑的效果如何尚不可知。
然而，不论震慑效果如何，国家机器不会无动于衷的 ……
社会的进程犹如一辆载重卡车，有时会刹车有时会踩油门，有时候会遇到红灯，有时候会有剐蹭。车上的人不被甩下，路上的人不被剐蹭，都算是幸运。
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写满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能安全地回望或展望这些故事，也是一种幸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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