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本科课堂上，一位耄耋老人正在整理讲义，学生陆续到来，见到他，总是要毕恭毕敬地喊上一声“黄先生”。他就是中国“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黄祖洽。
黄先生是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功臣，与原子能打了30年交道，晚年在北师大执鞭杏坛，为国家培育了栋梁无数。这位老人是怎样走上核武研究这条路的？又是为何要在晚年选择教书育人呢？
求学之路
黄祖洽1924年出生于湖南，自幼天资聪颖，喜爱读书。可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安放不下一张学习的课桌。
1937年小学毕业，黄祖洽远赴江西九江中学求学。生活清苦，时局动荡，黄祖洽饱尝艰辛，而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国家的忧虑，则加深了黄祖洽刻苦学习以报效祖国的决心。
他在一篇《爱国贵于自爱说》中写道：人能自爱其德，则民族道德可保；人能自爱其智，则民族文化必高；人能自爱其志，则国家必无败类；人能自爱其行，则国家必有良才。
黄祖洽《三杂集》
这时，他还只是个16岁的少年。却已经立志要振兴科学，救国于水火。
黄祖洽高中毕业后，志向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求学之路上，黄祖洽一路经赣县，贵阳，重庆，还在西昌教了半年小学。
一路辗转，长途跋涉，走过陡峭的悬崖，睡过臭虫遍布的床，终于到了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
1944年，凭借优异的成绩，黄祖洽成功考入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旧址
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为了躲避战乱，合建而成的。西南联大师生在战火中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始终坚持教育报国的举动感染了黄祖洽，在学术氛围浓厚的西南联大，他和众多学子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充实自己。
西南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条件简陋，因为黄祖洽来自战区，学校免除了学费。黄祖洽靠做兼职支付一日三餐。
虽然生活困顿，但能够来到这里，学到知识，黄祖洽已经感到很幸运了：
“坏的时代里许多有才华的人夭折了 , 也有因为坏的时代的压迫而变得坚强的人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是那个时代的生活逼迫成的吧。”
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黄祖洽前往清华继续求学。在西南联大的两年，黄祖洽收获了许多，也更明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
研制两弹，被人戏称“半导体”
黄祖洽在清华，成为钱三强和彭桓武共同的研究生，先是跟随钱三强和何泽慧研制核乳胶，后来与彭桓武研究理论物理。1950年进入钱三强的原子能所工作。
钱三强与何泽慧
五十年代，中国正在遭受美国的核讹诈，毛主席提出发展核武器刻不容缓。钱三强也提出要发展原子能工业。黄祖洽果断放弃理论物理，转而研究核反应堆理论。
1955年，黄祖洽跟随钱三强的“热工实习团”前往苏联学习一堆（重水核反应堆）一器（回旋加速器）理论。
在实训过程中，黄祖洽经过自己反复的计算推演，发现苏联的设计方案里的一个数值有错误。黄祖洽用两种方法计算出核反应堆需要放56根铀棒，就能达到临界大小，而苏联的数据是63根。如果超过临界，就会引发事故。
黄祖洽和于敏影视形象
为了得到严谨的数据，性格执拗的黄祖洽与苏联专家反复沟通，再次测算，得出的结论和黄祖洽一样，苏联专家无奈地说：“也许你是对的。”
1958年，中国建核反应堆时，的确只用了56根铀棒，证实了黄祖洽的测算结论是正确的。
黄祖洽进入原子能所十年，就迅速成长为核物理专家，与老师彭桓武一起成为了中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彭桓武、何泽慧、黄祖洽
1960年，原子弹理论研究正处于攻关时刻，黄祖洽却被钱三强叫到了办公室，钱三强对他说：
“你是不是组织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氢弹的原理？”
这让黄祖洽大吃一惊。
原子弹与氢弹不是一个量级，结构也大相径庭。有人就曾做了个生动的比喻：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是用原子弹当火柴，点燃聚变材料。
氢弹爆炸
因此，一般来说，需要先造出原子弹，再造氢弹，循序渐进。如今原子弹还没影呢，就要提前钻研氢弹？
况且国内对于氢弹的研究几乎为零，美国是最先爆炸氢弹的国家，而在设计者奥本海默的证词中，也只提了一句：造氢弹要用牛车来拉。大概意思是指设计氢弹用的草稿纸多的要用牛车来拉。
奥本海默
原子弹的工作好歹还有苏联的指导，而氢弹就只能闭门造车。
种种困难摆在眼前。即使是这样，黄祖洽也没有推辞，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就让他先去趟趟路吧。
很快，原子能所四室就成立了一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黄祖洽任组长。之后，何祚庥回国加入。
何祚庥
1961年，于敏又被调来任副组长。
何祚庥回忆：那时何祚庥和于敏是前后桌，总是相互讨论问题。而黄祖洽喜欢安静，总是一声不吭地考虑事情。所有的兴趣都在学术上，是个十足的“书呆子”。
于敏
因为核反应堆和原子弹原理相似，都是中子裂变引起链式反应。当时作为原子弹设计负责人的邓稼先时常来与黄祖洽讨论问题，后来让他直接在九所做兼职。
邓稼先
黄祖洽一边在九所帮邓稼先的忙，研究原子弹所需要的状态方程，一边又要和轻核理论组参与氢弹预研，还兼顾辅导4个研究生的论文。
工作的繁重让黄祖洽时时不敢松懈，乘公交车回家都要想着工作的疑难问题。
因为一边承担氢弹的预研，一边参与原子弹的设计。黄祖洽被同事们戏称为“半导体”。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终于，汗水没有辜负他们。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零八个月后，第一颗氢弹也成功爆炸。相隔时间之短，举世震惊。而黄祖洽先生领导的“轻核理论小组”先行研发氢弹上，为原子弹成功后，集中力量研究氢弹，节省了不少时间。
中国氢弹成功爆炸
给周总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原子弹实验爆炸前夕，核试验基地的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原子弹可能因为自发裂变而提前爆炸的问题。周总理十分重视，立刻命令二机部部长刘杰组织人手，计算原子弹因为自发裂变而导致提前爆炸的几率。
周光召
刘杰不敢怠慢，立刻着手计算。为了保密，只选了物理学家周光召、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三个人进行计算，三人经过一番测算，得出了中子自发裂变而导致提前爆炸的可能性不到万分之一，即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可能性高达99.9%。
秦元勋
刘杰将这签有三人名字的计算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看到这不到万分之一的提前爆炸几率，周总理这才放下心来。
功成身退，遍栽桃李
两弹研制成功后，荣誉纷至沓来：被授予中科院院士，《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得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而这时的黄祖洽选择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以后，年过半百的黄祖洽深感物理研究人才的断层，这时北京师范大学刚刚建立，需要人来承担教学工作，黄祖洽坚持要到大学里去。
黄祖洽的博士研究生丁鄂江回忆恩师的过往：
“黄先生做学问时严格认真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他发现的所有问题，包括我疏忽的一些很小的失误，像小数点后面位数的一些忽略他都一一指出并纠正． 在学术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
丁鄂江，黄祖洽，冯世平
黄祖洽性格执拗，却也从不规避自己的错误，有一次，学生刘寄星做一份英文文献的读书报告时，被黄祖洽中途打断，说通通错了。但刘寄星坚持自己是对的。刘寄星早就听说黄先生脾气大，顶撞老师，他心中很忐忑。而黄祖洽仔细研读原文后，给刘寄星写了一封信：“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
左一为刘寄星
对于学生，黄祖洽总是希望他们能走自己的路，不必拘泥于课题，专业。研究生大多十分年轻，接受新鲜事物会更快一些，黄祖洽引导学生进行前沿课题的研究，使他们在学习阶段就有能力进入新领域，完成论文。
黄祖洽先生受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格影响颇深，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待学生，他一向民主，自由。
有个学生，原本课题是金属氢，但黄祖洽发现他对超导很感兴趣，并且有一定的基础。他鼓励学生进行超导方面的研究，之后，在这个领域，这位学生做得十分出色。
周毓麟、黄祖洽、于敏
黄祖洽先生在物理研究领域已经颇有建树，但在与黄祖洽先生的交往中，他却丝毫不提自己的贡献，为人低调，平和。虽然已经是大教授了，但在与学生科研工作时，总是悉心听取学生的想法。不断肯定，鼓励学生。
有时候还和学生一起去郊游，黄先生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郊游时看到熟悉的植物，会跟学生们聊起它们的习性。看到名胜古迹，顺手拈来一段往事......每次与黄先生郊游，学生们都感觉十分愉快。
黄祖洽给学生答疑
黄祖洽对教师行业抱有极深沉的情谊：我愿意做一个铺路者，架桥人，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从心底里热爱他们。
这来源于他的求学之路上，受到诸多老师的帮助。
中学的语文老师汪老师批改他的作文时的评语依旧清晰可见：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也。勉之望之！
虽然他没有像老师说的那样成为文学专家，但在那个乱世中，老师给了少年黄祖洽少有的温情，将他从山河破碎的消沉中拽出。那双鼓励的眼睛，成为了黄祖洽面对人生困境的力量。
西南联大的老师王竹溪是黄祖洽的授业恩师，知道黄祖洽身体弱，吃食堂的东西又不消化。就把他叫到家里。让夫人给他做一些好消化的食物，黄祖洽的身体才渐渐好了起来。
王竹溪
老师们的敬业与关爱深深影响着黄祖洽，也让他意识到教师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这也是黄祖洽从教的原因。
1999年，国家授予在“两弹一星”工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荣誉称号。黄祖洽被授予“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许多人为黄祖洽不平。
黄祖洽只是哈哈一笑，写下一首《述怀》：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
黄祖洽为中国的两弹事业，做出了贡献，那是国家的需要，也是自己的兴趣。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什么好去争的呢？如今自己成了老师，培养了众多国家栋梁，成为这些年轻人的铺路人，能够继续为国家做贡献，不是也很好吗？
黄祖洽先生淡泊名利，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献出了最美的青春，晚年依旧为中国培育物理人才，正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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