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中。
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安子文、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的杨献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薄一波等人借着参加开国大典相聚在北京。
这几位领导人都曾被国民党关押在草岚子监狱里，难得的见面机会让他们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于是，几人便“故地重游”，来到了北京西城区的草岚子监狱。
想起被当做“政治犯”关押起来的日子，杨献珍十分感慨，他问同行的其他领导人：“你们还记得牛宝正吗？”
薄一波对此人印象深刻，他重重地叹息一声后回答：“怎么不记得？我们还为他取代号为‘奥克斯’，要不是他的暗中相助，我们当时的处境恐怕会艰难的多啊。”
1950年春节期间，在北平的战友重返旧监狱聚会合 影，左2 为杨献珍，右2为薄一波
安子文也说道：“是啊，他也是有功劳的人。只是自从把牛宝正救出去后就断了联系，我隐约记得他是山东籍的，也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在哪里。”
杨献珍思考一阵，提出一个建议：“既然他对革命做过贡献，那就是功臣，党组织要给予他应有的报答，不如就把他接来北京吧。”
同行的几位领导人都同意了这个提议，于是中央给山东省发了一封公函，要求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立马找到牛宝正并把他送来北京。
但出人意料的是，工作人员在回信中说，牛宝正在当地并不是个人人追捧的“功臣”，反而是个被监视的管制犯。
杨献珍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十分诧异，但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仍旧下令：送他来京！
杨献珍
那么，牛宝正是何人？他的代号为什么是“奥克斯”？他又为何从功臣变成了管制犯呢？
一定要找到“功臣”
1886年，牛宝正出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因为家里穷没念过书，曾进入县警察大队任骑兵正目，后来因为山东省局势不稳，便解甲归田了。
在家赋闲期间，他托朋友帮忙，找到了一份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当看守员的工作，后来又升为班长。
在草岚子监狱里关着的都是被捕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将这里当做临时看守所。
从一开始，牛宝正就表现得与其他看守员不同，他从不凶“犯人”，因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们也对他颇有好感。
一次，牛宝正收到了山东老家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的老母亲病倒了，急需一笔看病钱。
牛宝正十分担忧，想给老母亲回封信，但由于不会写字只能请看守代笔，可他又不愿意让同僚知道自己家中窘迫。
他看杨献珍像个文化人，就偷偷带着纸笔到杨献珍的监房，请他代笔写封家书。
牛宝正一想起年逾七旬的老母急需帮助，但他却囊中羞涩拿不出钱来，就十分愧疚，哪怕在杨献珍这个“囚犯”面前也毫不掩饰。
杨献珍见此情形，心里十分激动，这是一个难得的“策反”好机会！
杨献珍
同情革命者的一份子
杨献珍将这件事汇报给狱中支部，然后得到支部指示：要积极争取牛宝正。
为了保证事情不暴露，党支部根据给牛宝正取了个代号，按照英文中“牛”的发音，为他取代号为“OX”，读起来就是“奥克斯”。
随后，每当牛宝正值班，杨献珍就主动与他搭话。先是抚慰他不能孝敬母亲的痛苦心灵，然后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塞到牛宝正手里，嘱咐他寄回老家。
牛宝正正愁没办法给老母治病，杨献珍的帮助就如同久旱逢甘霖，让他格外感动。
杨献珍见感情烘托到位了，便及时提出请求：“我平生就喜欢读书，如今在狱中几个月了，既看不到书也看不到报，心里苦闷的很。希望牛班长在方便的时候，能给兄弟买点书报看看。”
进步报刊
牛宝正为他慷慨解囊的行为所感化，当即答应了杨献珍的请求，但要求他不能走漏风声，否则自己将性命不保。
从此，牛宝正便常常为杨献珍带一些进步报刊，让监狱里的人及时了解外界的动态。
同时，由于他和革命战士越走越近，在思想感情上也逐渐偏向杨献珍等人。
每次国民党当局审讯“囚犯”的时候，牛宝正都要站在一旁陪守。因为经常看见这些革命战士铿锵有力的答辩，让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场景模拟
他原本就同情这些“政治犯”，再加上杨献珍等人的主动争取，牛宝正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
当他心中的天平完全偏向共产党后，就开始担任狱中党员和外界沟通的桥梁，为杨献珍、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送情报，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争取各方面的照顾。
每月的探监日，监狱外的地下党员经常伪装成探监者进入草岚子监狱，与监狱内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
每当他们“探监”时，牛宝正都会跟在一旁，名为监视，实际上是暗地里给予帮助。
除了自己送情报，牛宝正还会让妻子和儿子在晚间乘车去鼓楼大街、皇城根等联络地点送取信件。
监狱内部
因为牛宝正的掩护与帮助，监狱内的同志们有了精神寄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坚实。
然而这样的顺境并没有保持多久，国民党通过截获的情报得知草岚子监狱内可能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且重点怀疑杨献珍、薄一波等人。为了抓出地下党，他们调来一个宪兵班审查和监视“犯人”。
牛宝正提前的得知消息后，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地下党员。正是因为他的情报，使得地下党员有时间、有组织地展开反审查活动，获得了第一次狱中争斗的胜利。
后来国民党要派伪装特务打入监狱中的地下党内部，也是牛宝正提前告知，让杨献珍等人从容应对。
营救被捕党员的联络人
1936年，刘少奇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党组织对草岚子监狱实施营救。
中央批准了这份申请报告后，组织派人和牛宝正联系上，通过他向监狱内的地下党员传达消息。
但杨献珍等人第一次接到这封传达信时却觉得这是国民党搞得圈套，决定不予理会。
不久后，北方局又通过牛宝正送来第二封信：经中央决定，组织即将营救你们出狱，望早做打算。
刘少奇
然而，杨献珍等人还是有些疑虑。因为当时国民党正计划瓦解共产党人心，想要出狱，就必须公开在反共的报纸上刊登一则《反共启事》。
一旦见报，就意味着此人背叛了共产党。要是这封信是国民党送来的，那以后就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杨献珍等人回信：不同意登报出狱的意见。
但如果党组织坚持使用这种营救方式，等他们出去后就不得追究此事的责任，并且保证他们仍然是党员。
这封信件经牛宝正之手传递到北方局，北方局答复后又转由中央批示。
最后，中央同意了杨献珍等人的条件，指示他们登报出狱。组织为了让同志们安心，特意在回信中附带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内容抄件。
直到此时，狱中的同志们才相信这的确是中央的命令。于是，他们纷纷“接受”国民党的招安，同意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
然而，由于一时间有太多人要求出狱，敌人怀疑其中真假，迟迟不肯批准。
一个月后，党中央再次来信，指示地下党员们迅速出狱。
为了尽快将骨干人员送出狱，地下党支部决定将同志们分批。
1936年9月，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同志先行出狱，几个月后，其余党员也陆陆续续获释。
安子文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牛宝正始终是他们的联络人。尽管他已经十分警惕了，但由于与我党人员接触频繁，他还是被国民党怀疑了。
同年年底，就在牛宝正积极配合营救地下党员时，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案”的罪名逮捕。
国民党对他软硬兼施、严刑逼供，但牛宝正咬碎了牙也不肯多说一句。当局气急败坏，准备将他判处死刑。
在这紧急关头，北平的地下党员得到情报后，及时对牛宝正展开营救，帮助他逃离北平，并将他的家人一齐护出城。
但自此以后，牛宝正就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不可忘记的功臣
建国以后，安子文等曾被囚禁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一同故地重返。此时他们已经是山东省和中央的领导，回忆起牛宝正的做出的贡献，认为他功不可没，一定要再见见他。
但由于不知道牛宝正的具体家庭住址，只知道他的是山东籍，便一纸急电发往山东，如果“奥克斯”还健在就让他携带亲眷进京。
1950年4月，在山东无棣县委工作的张学德突然被主任叫出来，接见了一位中共垦利地委（今山东滨州市委前身）派来的李同志。
李同志说：“今天接到了中央发来的公函，要我们找一名叫牛宝正的人。省里的领导很重视，要尽快找到他。但不知道他的具体住址，只知道他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所以来找你帮忙。”
“他在以前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监狱当过看守班长，省里和中央的几位领导都是由他看守的。”李同志继续说，“中央说他有功劳，应该给予应有的报答，只是现在找不到人了。”
北平草岚子监狱
张学德听后感到很惊讶，一个小小的看守班长能做出什么大贡献，竟然让多位重要领导都记挂着他。
李同志还补充道：“他还有个代号叫‘奥克斯’，你提起这个他应该就明白了。动作快一点，考察无误后，我们要安排他进京。”
于是，张学德马不停蹄地根据李同志的指示，在乡村基层干部中散布寻人启事。
没过多久，果然有人向他反映，在县城东关有个人叫牛宝正，从前的确在国民党内部当过典狱长，如今是一名管制分子。
薄一波
为了确保不出错，张学德决定当面考察。于是，他在当晚前往东关，通过当地党支部将牛宝正请到办公室一叙。
见面以后，牛宝正表现得很拘谨，低头垂臂，一副习惯却又害怕政府人员的样子。
张学德看出来他误会了，估计是以为被叫来训话的，便谦恭地表明来意。一番对话后，牛宝正消除了顾虑，将以前的事情托盘而出。
原来由于杨献珍、安子文等人在狱中时采用的是化名，他也不知道自己曾为这些领导们做过事，但好在他记得自己的代号“奥克斯”。
确定身份后，张学德将当年化名为“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真实身份告诉牛宝正，并说他们已经是中国的重要功臣了。
牛宝正听后惊喜连连，直呼“想不到”。得知领导们要感谢他的付出并接他到北京去时，感动得泪流满面。
到北京后，安子文、杨献珍等领导分别抽出时间接见他，并为他申请了干部行政十八级的待遇，还给牛宝正的独生儿子安排了工作。
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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