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赵韩魏三家灭掉智伯，豫让却只选择刺杀赵襄子毋恤复仇。刺杀虽未成功，但豫让舍身为主复仇的忠义精神，历来为人所称颂。豫让之死被渲染为壮举，司马迁功不可没。
司马迁高调宣扬豫让“忠义”的同时，却揭示了智伯覆灭的必然。
豫让既然以“国士”报答智伯，作为家臣为何没有在关键时刻劝阻智伯，而是在智伯死后轻率地以死相殉？这其实并非明智之举，也不是忠义所为。
在《资治通鉴》中，三家水淹晋阳，絺疵劝智伯提防韩魏反叛。然而，智伯心高气傲，将此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韩魏。这是导致韩魏反叛智伯的原因之一。
“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智伯不仅不听劝，也不知改过。于是，絺疵请求到齐国出使，趁机溜走了。智伯刚愎自用让絺疵也无可奈何。由此，我们想到纵然豫让也有絺疵的智慧，能够预知战事结局，最终也无法改变智氏覆灭的结局。
智伯“好利而愎”，不足成事还有证据。“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司马光记载三家水淹晋阳城，智伯带领魏桓子、韩康子一起巡查水势。“御”是指驾车，“骖乘”是陪同坐车，智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如此对待韩魏岂能不反。
古代城池都有自己独立的规划，但选址建设城池，水是重要因素。当时，魏都安邑靠近汾水，韩都平阳临近绛水。
看着浩浩荡荡的汾河水淹没了晋阳城，“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智伯这句话点燃了炸药桶的导火索。“以汾水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不论是智伯所说，还是韩魏各自思虑，这是危险信号。
于是，“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当着智伯的面，魏桓子、韩康子碰碰肘、踩踩脚，相互之间默契地达成了协议。破城指日可待，而韩魏不喜反忧，这就是反叛的迹象。絺疵看出来了，也告诉了智伯，然而智伯却置之不理。
晋阳城危急时刻，张孟谈受赵襄子委派，潜逃出城联系了韩康子、魏桓子，最终三家达成了协议。
“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赵襄子派人摸黑杀掉了驻守大坝的士兵，并掘开大坝将水引向智伯军驻扎的地方。
“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智伯军队遭水淹而溃乱，韩魏从两侧攻打智伯，赵襄子率兵从前面攻击，智伯大败。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是司马光的写作初衷。对三家灭智伯不仅全面具体，而且生动形象，司马光最终却落笔才德之辩。才德兼备是圣人，才德全无是蠢人，才胜德是小人，德胜才是君子。
《史记》是司马迁遵从其父司马谈遗命，秉承太史职责，以《春秋》褒贬精神编写的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赵鞅简子为赵国崛起奠基人
关于赵韩魏三家灭智伯，在《史记·晋世家》中仅此一句话，“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并其地。”
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智氏，共分其地。——《史记·赵世家》
在《赵世家》中司马迁记叙相对详细。智伯、韩、魏带领国人攻打赵国晋阳，一年多没有攻克。三家联合攻打一个晋阳城，而智伯又是晋国诸大夫中最强的一个，所以此次攻城战进度很值得怀疑，又或者智伯作战能力很值得怀疑。
于是，智伯从汾河引水水淹晋阳。“版”为筑土墙用的夹墙板，晋阳城仅剩三版高没有被淹没，城中缺少粮草，已经到了拆骨当柴烧，交换孩子吃肉的地步。赵国群臣大多人心浮动，对赵襄子心存不满，只有高共仍然保持做臣子的礼仪。
赵襄子害怕，于是趁夜派出了张孟同（司马迁为避讳父名而将“谈”改“同”。）晋阳，私下联系韩、魏，三国秘密达成协议，一起联手灭掉了智伯，随后三家瓜分了智氏土地。
“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赵襄子论功行赏将高共排在首位。“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负责联络韩魏的张孟同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高共并无任何功劳。张孟同言外之意自己功劳比高共大得多，但是没有直白说出来。
“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晋阳危急时刻，大家人心浮动，唯有高共坚定信念，这就是第一的理由。赵襄子对张孟同的功劳避而不谈，表彰高共谨守人臣本分。
司马光通过树立道德标杆或者反面典型，配合自己的观点评论引导后世读者。而司马迁则与之相反，通过记叙历史事件，行文中有意识编排，巧妙地引导读者发现其中的关联，从而体悟其中道理。
司马光说，“智氏之亡也，才胜德也。”这是司马光的论点。
司马迁则认为智氏覆灭不仅仅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而是赵氏几代人处心积虑地谋划，其中赵鞅简子才是促使赵氏崛起的关键。
关于赵氏崛起的预言。早在晋平公时，吴国延陵季子出使晋国，就曾经做出预言，“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而后，晏婴受命出使晋国时，叔向也曾有相似预言，“晋国之政将归六卿。”
司马迁并没有透露，延陵季子是如何判断赵氏会崛起的。赵武子即赵氏孤儿，与延陵季子同时代，从流亡被追杀到重新恢复赵氏地位，延陵季子是如何看透了未来呢？
“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认为六卿过于放肆，而晋国国君却不知忧虑，以此断定未来晋国政权会落到六卿手中。作为晋国公族，叔向的预判能力比延陵季子差太多了。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六卿对晋国公族以法律名义进行打压，所以晋国公室力量进一步削弱。
晋国公室力量削弱，而六卿势力崛起。赵鞅简子即赵氏孤儿赵武之孙，开始为赵氏崛起积极谋划。
“晋顷公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带头联合诸侯保卫周王室，第二年护送周敬王进入周王室。赵鞅简子尊奉周王室是为了赢得认可，也是趁机壮大自己势力。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司马迁记叙此次赵鞅生病另有目的。赵鞅大病五天不省人事，大夫们皆忧虑不已。然而，经扁鹊诊断并无大碍，并说秦穆公也得过类似病，不出三日就会能醒来。
果不其然，赵鞅二天半后醒来，并如同扁鹊所说的一样，对赵国的未来做出了神一般的预测。“神医”诊断，预测精准，似乎赵氏崛起理所当然。
“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司马迁补续这一句，却又让人怀疑扁鹊受赵鞅指使。但是，在当时赵氏崛起有了“天命所归”舆论氛围。
选择赵毋恤（赵襄子）为继承人。在相师姑布子卿推荐下，又经赵鞅简子考验，出身低贱的赵毋恤，被推上了太子之位，而太子赵伯鲁被废黜。“此其母贱，翟婢也”，赵毋恤的生母为从妾，又是翟女，很难与太子挂钩。赵鞅简子打破常规立嗣，为赵国创建奠定了基础。
“后二年，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后二年”承接赵毋恤被册立为太子，“范、中行”与韩、赵、魏、智氏并列为六卿。
“明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背言。”——《史记·赵世家》
晋定公十五年，即公元前497年，赵鞅简子对邯郸大夫赵午要求，归还卫国赠予的五百户家奴，将迁移安置到晋阳。赵午当时答应了，回家跟父亲、哥哥商量之后，又否决了。
邯郸大夫即为邯郸地方长官，六卿各自选择宗族势力把控地方。赵午是赵鞅同族，赵鞅索要家奴应该只是借口，而真正理由为赵午割据自立不听从赵鞅号令。范、中行叛乱，赵鞅趁机清除赵氏有异心的势力。赵鞅怒斩赵午。赵午的儿子赵稷、涉宾在邯郸发动叛乱。
“晋君使籍秦围邯郸”，晋定公派籍秦围攻邯郸。晋定公支持赵鞅，赵鞅掌控晋国权力。“荀寅、范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荀寅”即中行，祖上曾被任命为中军，后改为中行，因此以中行为姓氏。
荀寅、范吉射与赵午交好，没有帮助籍秦攻打邯郸，反而与赵午一起对抗晋军。荀寅与范吉射为姻亲关系，而赵午又是荀寅的外甥，所以三家联合理所当然。
“董安于知之”，赵鞅生病时，董安于服侍在侧。董安于身为赵鞅家臣，是否为赵鞅“大病”的募侯导演？赵午、荀、范的谋划作乱，董安于又是如何得知，知道什么呢？
“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十月形势发生逆转，赵鞅反被攻打，逃回了晋阳。赵氏势力不足以抗衡范、中行二卿。最终，韩、魏为赵鞅求情，得到了晋定公的谅解。
董安于却在智伯威逼下自杀谢罪，“赵氏以告知伯，然后赵氏宁。”董安于在赵鞅谋划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孔子爱憎分明，在《春秋》中对赵鞅毫无隐晦，将此事记叙为“赵鞅以晋阳畔”。“畔”同“叛”，解释为造反作乱。
针对赵鞅此举，我们可以思考几个问题：
其一，赵鞅选择为太子，出身低微的赵毋恤真是贤能出众，还是保护嫡嗣一脉呢？
其二，董安于在赵鞅生病以及缉捕赵午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其三，而董安于自杀，仅仅是智伯对赵鞅说了几句话，说明智氏势力强于赵氏。
司马迁接着记叙了直谏之臣周舍之死对赵鞅打击很大，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但是，“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附”、“怀”意思为使……归附，使……向往，也就是说赵鞅政事处理甚得民心。
赵鞅经过三年养精蓄锐，晋定公十八年，赵鞅反击范、中行；晋定公十九年，赵鞅护送卫太子蒯聩重返卫国，取代了其子卫国国君地位；晋定公二十一年，赵鞅攻克邯郸，将中行、范逐出晋国。
赵鞅通过一些列内政外交手段，晋国开始了赵、韩、魏、智四卿专政时期。而赵氏也由此逐步强大，“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俟于诸侯”，赵鞅成为晋国的实际控制者，赵氏也得到了大片“领土”。
赵氏崛起，给智伯带来压力，“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鞅年迈生病，派赵毋恤领兵出征。赵毋恤在阵前遭智伯侮辱，赵毋恤为赵氏忍辱负重。但是，这为后续赵襄子反击智伯埋下了伏笔。
“君所以置毋恤，为能忍诟”，赵毋恤所说再次证实赵鞅选择赵毋恤为嗣的深意。因为赵毋恤出身卑微，所以才能忍受智伯的侮辱。而且赵毋恤又深知赵鞅的宏图伟略。
晋出公十七年，赵鞅辞世，赵毋恤继位成为赵氏领头人。当赵毋恤带领赵氏崛起后，赵毋恤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继位，而是选择前太子伯鲁之孙为继嗣。赵毋恤此举更让人匪夷所思，或许赵鞅选择赵毋恤曾提出过什么要求？
赵襄子毋恤继位之后，继续带领赵氏开疆拓土。兴兵灭代，反灭智伯，为“三家分晋”奠定基础。
其实，晋阳也是赵鞅精心营建的城邑。《资治通鉴》记叙“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赵鞅专门派尹铎治理晋阳，而且要求待民宽厚，少敛取税赋。在赵鞅临终前，曾嘱托赵毋恤，晋国有难，可以退守晋阳。
所以，智伯向赵毋恤索要土地未果而攻打赵氏，赵毋恤既没有去城墙高大的长子城，也没有去仓库充实的邯郸城，而是去了晋阳城。晋阳虽遭攻打一年多，城中粮尽食绝，大水漫灌，但是百姓没有背叛。
民心向背才是关键！司马迁虽然没有直说，但是在行文中一直隐藏着这条线索，这便是“究天人之际”的真正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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