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延安南线剿匪的前前后后|剿匪|土匪|延安南线|延安市|民团|顽固派

导读

抗战初期的延安南线剿匪司令、建国后任陕西省公安厅顾问的吴台亮，讲述了当年刚刚建立统一战线后，在延安南线剿匪斗争中的经历。现根据笔记重新追忆，以吴老自述为主，写成此稿，填补这一历史空白。

受命剿土匪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1月，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这时，距延安城南七八十里的地方，流窜着一股政治土匪，最初由国民党宜川县党部组建，后来投靠了国民党甘泉县党部。他们抢劫物资、残害百姓、刺探军情、散布谣言，破坏统一战线，对社会危害极大。

那时我（注：本文口述者吴台亮）任延安县保卫局长，正在县东二区大山疙瘩乡下乡。4月初的一天，接到西北保卫局（后改为边区保安处）局长周兴派人送来的信，说陕甘宁边区党委要召开会议，叫我下午赶去参会。

当时边区党委在旧城凤凰山麓的一排土窑洞，我走进会议室一看，已坐了不少人，有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秘书长雷进亭（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组织部长王大成和周兴等。议题是剿匪。延安南线流窜着一股政治土匪，无恶不作，对党中央、边区政府骚扰很大。会议讨论确定派部队进去，边争取边清剿，两线同时进行。成立南线剿匪司令部，任命我为司令，贾腾云为政委，韩志恩为秘书，领导成员还有担任过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的苏保全、韩向吉。集合地点定为小劳山。

战士们知道这次行动是为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而战后无比自豪，一路上情绪高昂，快步如风，到了金盆湾，司令部暂设于此。那时的金盆湾一带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常有土匪出没。

土匪看到我们人少，所以并不恐慌，气焰嚣张地对我们实行封锁，对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叫嚣“谁要与部队接近，就要遭到残害”。南沟村有位农民卖给部队一点玉米，当晚全家四五口人全遭杀害。

在这样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司令部并没退却，积极开展工作。群众暗地里给我们提供情况，我们很快摸清了土匪状况：分明暗两股，明的是当地惯匪，头子是哥老会的大爷李青伍、王中阳；暗的是民团，80多人，住在离临镇20多里的云岩镇，团总是临镇街上的大劣绅姬延寿。这两股土匪互相勾结，为非作歹。直接操纵他们的是国民党甘泉县党部，后台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中的顽固势力。他们多是当地人，熟悉地形，亲友多，消息灵通，武器也好。

根据这些情况，南线剿匪司令部要求增加力量。不久，一支200多人的独立团在团长白寿康、政委李太渊率领下开进临镇。

逮捕民团团总大劣绅

独立团到来后，顽固派们开始恐慌。见我们力量很强，李青伍股土匪也针锋相对，暗中策动民团投靠他们，以壮大力量。

农历三月初三，临镇街办庙会要唱大戏。为了麻痹我方，姬延寿假意邀我们去点戏，我叫白寿康去应酬。我与李太渊到街道里转游，混杂在人群里察看。发现各色人物出出进进：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的人、化装的土匪、民团团丁。特别是团丁，个个慌慌张张，大量买生发油（注：擦枪用的油）。我俩感到气氛不对，下午马上开会，经分析认为，民团当晚可能要跑到土匪那里去。但姬延寿奸诈狡猾，表面上还要维护统一战线，不会公开跑。我们决定，若民团逃跑，我们就逮捕姬延寿。

我们当晚作了部署，在临镇街留了1个排，山上多加了岗哨，司令部的人都撤到离临镇5里的角底村等候情况。果然，晚11时许，对面山上传来两声枪响，团丁全部钻进稍沟跑到土匪那里去了。

我们按计划行动，立即逮捕了姬延寿，进行审问，这家伙不作任何交待，称团丁们跑，他也不知道。直到我们把他与土匪早有书信来往的事实摆出来，他才交待了与土匪勾结的过程。我们将此写信汇报给边区党委，提出赶快打击土匪的要求。不久接到回信，其中指示：要维护统一战线，“不要打，尽力争取”。

顽固派非常狡猾，在军事力量的压力下又耍花招，要求和我们谈判，企图经谈判来为土匪取得合法地盘。一天，国民党甘泉县党部民政局长、警察局长等7人，拿着边区党委的介绍信，来和我们谈判国民党控制的甘泉县和共产党控制的延安县的界线问题。

边区党委未明确指示，我们只能相机而动。对方提出，金盆湾至临镇这段以河流为界，以北为延安县管辖，以南为甘泉县管辖。我一听就火了，土匪现在都在河流以南，这么一划，剿匪就成了一句空话。我生气地说：“西安以北为共产党管，西安以南为国民党管。”气氛顿时紧张，谈判陷入僵局。甘泉方面又换了一个话题，要求我们释放姬延寿，说姬与土匪无关。我驳斥说，姬已交待与土匪的关系，事实俱在，铁证如山。

他们在谈判桌上捞不到好处，就向边区党委写信控告我，扣了许多大帽子，说我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边区党委来信批评了我，指示要注意工作方法。

过了几天，又传来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之后又谈了几次，我们按毛主席的方针，没有让步，两县的界线始终没有划定，为以后的剿匪创造了条件。

智破土匪计

顽固派们诡计多端，划界阴谋未得逞，又生出一条毒计来，在我们队伍中寻找其代理人。

根据边区党委第一封信“尽力争取”的指示，我们在麻洞川与土匪展开谈判。我方代表是政委贾腾云。贾当过土匪，后混入革命，红军东征时当上临时组建的红五团的政委。当他们刺探到贾的经历后，就与之称兄道弟亲热起来。

在土匪拉拢腐蚀下，贾终与土匪勾结，共同谋划，等待机会暗杀我，带队投靠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答应给他升官。为麻痹我，每次谈判回来，贾都要说些土匪的好话，宣扬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群众反映土匪活动频繁，这使我思想很警觉。

贾在警卫班找了4个人暗暗做着叛变的工作。贾从麻洞川回来对我说，明天再谈一次就差不多了。实际上，他已与土匪约好：次日晚只要经过那里，贾放枪示意，埋伏在对面山上的土匪就冲下山来接应。

这晚，贾又做警卫班长李天杰的工作，李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一听说要叛变，怒火满腔。但他很机智地表面上答应了。等到贾准备动手前约凌晨4时，他机警地跑来告了我贾要叛变的事。我当机立断，叫醒我带的警卫班，讲了情况，作了抓捕贾的部署。

刚部署完，贾就带人来抓捕我了。他看我已起床，周围还有几个警卫人员，没敢立即动手。他也很狡猾，假装向我告别，谎称要到麻洞川谈判去。我顺便说那给我带点东西，上前一步猛扑过去，两手卡住他的脖子，身边的警卫人员缴了他的枪，拿绳子紧紧把他绑住。事后，我立即把部队拉上另一侧山头，挖了战壕，准备迎接土匪的进攻。因土匪没听见枪声，当晚没敢动。

次日，我们把贾押送回延安，向边区党委写了详细汇报材料，并提议把土匪包围起来下令缴枪，不缴枪就消灭。但上级领导担心影响统一战线，来信说：“继续掌握情况。”

周恩来副主席突遭伏击

顽固派的阴谋诡计接二连三被挫败但仍作垂死挣扎，积极扩充土匪实力发展成200多人，向西运动到甘泉劳山公路两侧，收罗地痞流氓做坐探刺探军情。我们将此新情况又写信报告了边区党委，提出过往车辆和干部要警惕土匪的袭击。郭洪涛来信告我们要提高警惕，但不要轻易放弃争取的可能。

这时，土匪的坐探蒋海福隐蔽在西河口、安家寺，冯长斗已打进延安，在凤凰山下停车场附近隐蔽观察车辆来往情况。他发现有辆大卡车停在那里日夜有人守护，又打听到共产党要派人到南京跟老蒋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就汇报给土匪头子李青伍，李判定最近共产党领导人要出行，便决定伏击。

4月25日早晨，周恩来副主席一行乘坐那辆卡车从延安出发，他坐在驾驶室里，车箱里坐着随行人员，有军委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周副主席副官陈有才、记者吴涛及排长陈国桥带领的警卫排。

当车行进到森林茂密的劳山时，突遭土匪的猛烈射击，司机中弹身亡，周恩来机警地跳出驾驶室指挥战斗，张云逸当即命令陈有才掩护周恩来转移，命令陈国桥向东山射击。陈有才腿部受伤不能动，就在车上还击。张云逸掩护周恩来向西转移。

警卫排战士利用车身作掩护继续顽强抵抗，因寡不敌众，陈有才及11名警卫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土匪们冲下山来，在陈的上衣口袋里搜出周恩来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连捅数刀后撤离。

全面剿灭土匪

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天下午就传来了，边区党委派人通知我回去汇报剿匪工作。听到周副主席遇袭，我惊呆了，眼泪夺眶而出，为没有完成剿匪任务而内疚。当晚我怀着复杂心情策马赶回延安。

第二天到边区党委开会，还是那孔窑洞，窑掌炕上正中放一张小方桌，李德坐在桌后，郭洪涛坐在旁边，还有谢觉哉、王观澜（边区党委副书记）等。会议气氛严肃极了。

郭洪涛主持会议，厉声说：“吴台亮，汇报你的剿匪工作。”我流着泪边汇报边检讨，并把我们给边区党委写信的底稿和边区党委的回信全拿出来，首长们一封封传着看。听了我的汇报看了信，大家说，责任不在吴台亮，责任归边区党委，并叫我提意见。

我沉思了一下，提出三条意见：“派精锐部队足够的力量，从南面包围切断土匪退路；周围县四下联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镇压有罪恶的土豪劣绅和坐探。”首长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叫我担任剿匪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