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是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经过媒体和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传播，几乎家喻户晓。
而鲜为人知的是，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18岁到24岁的青春年华是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度过的。他在天津的6年经历了什么？思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段岁月为何与他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创立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要？
前不久，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天津求学遗址保护修缮后，终于对外开放，为回答这些问题打开了一扇扇窗户。
修缮后的北洋法政学堂
我们特意邀请三位专家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
刘国有：天津市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李大钊生平及思想的研究。
安雅琴：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北京大学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联合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后，李大钊研究领域的权威青年专家。
徐燕卿：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参与实施了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求学旧址保护修缮等多项文物保护项目。
01
北洋法政学堂礼堂遗址保护有何价值？
三位嘉宾都认为，北洋法政学堂是李大钊先生求学6年的所在地，无论是历史地位、文化内涵都具有极大的保护价值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这里的学习和初步政治实践，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者李大钊。
不过，大多数人对位于天津新开河的西岸（现志成道33号），1906年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知之甚少。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安雅琴说，一般对于李大钊的叙述，北洋法政学堂的经历都是一笔带过：“很多纪录片、电视剧都是讲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从留学日本开始。但是所有的思想都是具有流动性的，去日本接受这样一个域外的思想、舶来的东西，就瞬间能够成为他的一种主义和信仰吗？”
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前，李大钊在家乡直隶（今天河北省）乐亭县接受的是关于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虽然在永平府中学堂上过一段学，但真正对他进行现代思想启蒙，让他具备全新知识结构的地方，就是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安雅琴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建党的逻辑起点，一定要从他的思想成长史去看。”显然，私塾教育的知识和世界观难以进入思想的前沿。
“他一定会有基础。他的学历品格、理性思辨的精神，他发现了变革中国的主体——人。他的思想不是孤立的，尤其是在北洋法政学堂时期，他有一个现代的知识体系了，为他所有的接受、比较、推求、确立一种主义和信仰做了一个基本的前提。”
如果不中断永平府中学堂已进行一半的学业，正常升学，成绩优秀的他会有一个通畅的仕途。那么，100多年前，李大钊为何会选择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这六年发生了哪些事，改变或者说塑造了后来的李大钊呢？
安雅琴认为，这与天津在当时的独特地位有关，她分享了两则材料帮助我们了解晚清民国天津的思想状况。
一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在《北美评论》杂志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新生》，“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二
民国的时候，报刊上记载说“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至关键系焉。”“是邦”指的就是天津。
上世纪初，清政府为保全自己的统治，被迫进行改革，包括废除了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古老中国开始急剧向现代转型。
天津1860年开埠之后，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北方中心，成为中国变革的前沿。1901年至1907年，袁世凯接替病逝的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任内的六七年里，积极推行“北洋新政”， “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各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由于新政涉及变法修律、政制改革，急需大批新型政法人才，袁世凯于是奏请清廷，在天津海河北岸河北新区设立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堂以留日归国的黎渊为监督（校长），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讲授“专门学术”，培养“完全法政通才”。其课程设置及中外师资力量配置，都领全国风气之先。
“李大钊既然是要‘深研政理’，肯定是希望这个地方是思想非常活跃又非常前沿的，所以就是一个选择，来天津。”安雅琴说。
李大钊专注于学业，学习英语、日语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系统新知，接触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他非常用功，他喜欢在书上做标注，他能够大段地背诵。他写的文章里说‘那让我来大段地背一下吧’，他背了约翰·密尔的《论自由》，里面说‘个人自由’‘国家自由’‘关系’是他大段地能背下来的。”
在天津市李大钊研究会会长刘国有看来，此时的李大钊不仅学习用功，在学校也受到了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亲身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
“社会上的烟云风波都对他影响很大。1909年他就参与了实业研究会，任秘书，这个组织是天津的地方绅士孙洪伊发起的，孙洪伊是反对清廷专制，要求速开国会最积极的人物之一，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又是国会请愿的最积极的风暴眼之一。李大钊自己回忆，就在那个大礼堂之上，有人断指写血书，还有的人把胳膊砍断了，鲜血淋漓落在地上。”
“李大钊观察到了政治的起伏和残酷。他亲眼看见了群众运动。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政府一镇压，忽然之间就没有了，他是学政治的，他要研究这种群众运动。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参与政治运动的最早尝试，也是他开始研究群众运动的最早案例。”
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了。
“体制内改良不行，下一步就是革命，推翻那个腐朽又顽固的清朝宫廷。那个时候据说大家都去看上海、湖北的革命运动报道，李大钊也是如此。”李大钊的老师白雅雨对李大钊的成长有过重大影响。辛亥滦州起义爆发前夕，师生二人先后加入北方共和会，共同策动、参加辛亥滦州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起义失败，白亚雨被捕，刽子手先砍掉他的一条腿，又因无辫可揪，就把白雅雨倒悬在树上，砍掉了他的头颅，时年44岁。
白雅雨就义前曾作绝命诗一首：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
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
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
清廷退位后，为探讨国家政制方向，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成立了北洋法政学会。李大钊和同学郁嶷共同担任学会编辑部长，负责会刊《言治》的出版。期间，他在《言治》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显露出锐利的思想锋芒。
“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1923年12月30日，李大钊在庆祝母校成立18周年大会上作《十八年来之回顾》的演说，定义了这段岁月。
他一直在这个“中心”的学习实践中思考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不断成长。1912年冬天，在校友潘云超等人影响下，李大钊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后来该党被袁世凯取缔，但党纲中偏向社会主义的思想，给李大钊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他日后敏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
随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回望历史，天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和李大钊等的双向奔赴，其实是中国式现代化前期艰难曲折的“转型年代”。有了“转型年代”，才有“觉醒年代”，这处遗址保护的意义会由此越来越凸显出来。
02
保护修缮历经波折
从清王朝末期一直到新中国解放初期，北洋法政学堂孕育了大批法律、政治、经济、商学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历经多年风雨侵蚀，见证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青春岁月。然而，从最初的不被重视，到如今的重点修缮，这座老建筑经历了许多波折。
几十年来，刘国友接触过北洋法政学堂的老人，也勘察过遗址。他说，社会各界一直有人呼吁保护利用。
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徐燕卿回忆：“建筑一直在这存在，只是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去发掘和利用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好的时机、好的形势下，我们终于把这件事情给做了。”
“我最早接触是2008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按照当时普查的文物鉴定标准，很难把它确认下来。后来又有一个机缘，就是在 2021年建党百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对这个建筑进行了几次深入的勘察和探讨，结论大家差不多，觉得建筑可能经过大规模的改造。具体改造了哪些，还有没有原来的构建都是存疑的。因为当时建了很多违章建筑被居民占用，对它做判断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最近这几年，进行了清理，建筑当时的面貌就非常清晰地展露出来。”
修缮前残存的礼堂部分结构建筑
2024年1月，天津“两会”期间，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提出大会提案：“保护开放天津百年法政学堂旧址，传承李大钊红色初心”。市区两级宣传文化部门，把此项工作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提出的“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的实际举措，特事特办。
此时，北洋法政学堂仅仅残存下学校礼堂的部分建筑体，如何修缮成为摆在文物部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第一层目的就是保证安全，因为当时的状态，部分露天是一个剖面，它的行架包括一些支撑的结构直接暴露在外，封堵之后，变成一个内部封闭的空间。然后我们才想在这里边做一些展陈和展示，主要就是想把大钊先生在这六年求学期间的经历做一个重点的展示。”徐燕卿说。
令人惊喜的是，修缮中发现了几根带有雕花的实木柱子，和当时照片一样，证明这个建筑一部分构建是真实的、完整的。
李大钊先生毕业照片（二排左四为李大钊）和复原后展览现场原木构建对比
经过几个月的修缮，2024年10月29日，李大钊先生诞辰135周年之际，北洋法政学堂的礼堂旧址经过保护修缮正式对外开放，迎来新的生机。
修缮后的北洋法政学堂礼堂旧址外观
03
重新认识青春的李大钊
短发，戴着斯文的眼镜，留着两撇胡子，眉宇间充满了坚毅的神情，这是我们在书本上常见的李大钊先生形象。
端正坚定地站立着，泰然自若的神情，透露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气概，这是李大钊38岁就义前的著名留影。
目前仅有的视频，是1924年李大钊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演讲的画面，短短十几秒，呈现了这位革命先驱的风采。
李大钊的孙子李红塔先生形容自己的爷爷，“他能把青年团结在他周围，他自己说他是老母鸡带领小鸡们。有些古板的教授可能和学生有距离，他和学生都能融成一片。”
鲁迅先生曾经描写过李大钊先生另外的一个样子，说他“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安雅琴引用了当时日本友人的一些描述：
“‘留着短发，方圆红润的面庞，蓄着两撇天神须，着黑色的职业外装，给人以少壮绅士的好感’，
‘他手拉风琴，日语没有鲁迅那么流利，但可以听得懂，像乡下的村长一样。说话很平静，我对鲁迅、胡适都有一种亲近感，但最亲近的还是李大钊’，
‘李大钊不是瞪着大眼与人激烈争辩的那种人，即使谈的内容很左倾，但他的腔调也绝不高昂，不是一个让人说话时感到紧张的人，而是一个什么事都能让人放心地与他亲切交谈的人’。
通过他们的描述，他的形象就是既温和又坚定，这种坚定是源自于内心的一种力量，不是通过外在的一种语言形式去表现出来的。”
04
如何吸引人走进展馆？
“我们通常做展览的时候叫见人、见物、见精神。更多的时候是希望通过实物把这一段历史和他要表达的内容呈现出来。”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徐燕卿说。
李大钊讲义上中文、日文、英文批注
李大钊成绩单
“我们有幸得到了一些早期展品的复制品，很多首次呈现，一部分是从国博复制来的北洋法政学堂早期的成绩单，学生上查三代的履历，还有课程设置。李大钊在上预科和正科时候的一些讲义，很多他的批注，专门用一个展柜陈列出来。比如说日文讲义，应该是后来重新翻刻的讲义。大钊先生在上面有很多批注，有中文、日文，说明他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日工具来学习了，在正科讲义当中看到很多英文的批注，说明他当时的英文学习已经到了一定水平，可以拿英文、日文或者是转译过的中文进行思考了。另外，我们首次展出他早期成绩单当中也发现了一些细节，他的总平均分还比较高，达到了84分。”徐燕卿说。
曾经，李大钊先生把他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宿舍（也就是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取意荆轲刺秦的典故。所谓“筑声”就是荆轲的好友燕国义士高渐离在易水河畔用击筑发出悲壮声乐，为将要行刺秦王的荆轲来践行，“剑影”可以理解为荆轲刺秦王的匕首，可见李大钊先生当时的那种状怀激烈、慷慨悲歌的斗志。
学斋复原景象
写字台局部细节
“比如说他当时这个宿舍的具体布置的情况，到底是几人间？床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书架？墙上是不是挂世界地图？我们根据目前一些资料的记载做了一部分复原。”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徐燕卿说。
如何让这段历史与当代青年产生共鸣？对此，徐燕卿有过很多思考：“我们做过红色场馆观众人像的分析，发现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
徐燕卿说，“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手机剧本游等新颖的形式，让年轻人在参与中感受历史，在互动中传承精神。同时，将梁启超的饮冰室、李大钊的北洋法政学堂旧址以及周恩来等革命者的觉悟社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清晰的线路，让青年人在追寻先辈足迹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每一代人都有新的“道义”和“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北洋法政学堂修缮后的崭新面貌以及李大钊先生与天津的故事，必将成为一笔天津取之不尽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记者 | 万福念
编辑 | 马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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