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直峰
李直峰（1908-1995），又名李清和，破译中文密电码专家。1926年在校入选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宣传大队，先后在共产党人大队长吴玉章、政治部主任郭沫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在西安事变后的30余天里，李直峰破译相关文件，为西安方面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1938年7月后，李直峰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部门隐蔽开展革命工作，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红色特工。
汪精卫敌伪储备银行印钞版秘案
所谓“钱能通神”，但也挽救不了“财政部长”的命。我受中共“国民党地区工作部”部长曾希圣同志之命侦悉：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帝特意任命与蒋介石、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有同学关系的冈村宁次为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当即与南京汪伪对重庆蒋介石，明里增兵压迫投降，暗里派遣信使密商和解；经过1942年的酝酿，到1943年冬，已经秘密形成日汪蒋“全面和平，共同反共”的局势。
按其“全面和平”，具体表现在蒋介石命令其复兴社系统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美其名曰抢购上海敌伪物资，实则就是日汪蒋和平交换所需物资。就其“共同反共”，具体表现在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向鲁南苏北解放区发动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因此蒋介石借口重庆日用物资缺乏，就下令军统局长贺耀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责任副局长戴笠，于1943年10月开始，以军统大特务、帮会头子杜月笙为首，秘密与沪宁日、汪取得联系，就公开声称要向上海抢购敌伪物资，在重庆通商银行附近组织起通济公司，任杜月笙为董事长，刘秉彝为总经理，钱新之、杨管北、朱惠清为常务董事，林尧民为总稽核；另以杜月笙管抢购，王兆槐管运输，开始了他们与日汪秘密通商的工作。
1943年末军统在河南商邱、安徽界首，又均设立起通济分公司，由徐学为任经理，王兆槐任运输处长，专门办理日汪蒋各需物资的运出与运进。后又为了双方购运便利计，在浙江淳安增设了通济分公司，同时在上海与日军部“松”特务机关成立起民华公司，资本由“松”特务机关加入三亿元，徐采臣任经理，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任董事长，段宏纲、杨醒华、金雄白任常务董事。王兆槐用载重汽车由重庆至上海，路经陕西西安、河南商邱、安徽界首、屯溪、浙江淳安，往返搬运，完成所谓抢购上海敌伪物资，以及日汪蒋“全面和平，共同反共”的任务。
但是汪伪财政部长兼上海民华公司董事长的周佛海，为了向蒋献媚、预行买命计，特秘密通过军统副局长戴笠，将汪伪组织储备银行印钞版运到重庆观音岩土山洞内，由军统日夜不停的赶印伪储币。均由王兆槐悉数运往上海后，为重庆蒋政府继续不断的购运回大量敌伪物资日用品：棉纱、布匹、文具、纸张、五金交电、西药等等，致使伪储币源源不断地流入沪宁地区，造成日汪侵占省份通货恶性膨胀，置沦陷区亿万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也加深了中统对军统的嫉妒，扩大了两特的相互矛盾，最后还挽救不了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之命。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印钞版秘案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倒是有钱反使“交通部长”下了台。1932年秋，我在西安经中共地工负责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同志嘱，改名李致远，秘密介绍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任绥署中校机要秘书，专门为杨检侦破译蒋系有线无线密码电报，给杨造成“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局面。尤其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将何应钦统率三十个师进攻张、杨的“兵力部署”、 “作战命令”、“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无线密码电报破译无遗，除使何军在渭南不敢越鸿沟一步外，大得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副主席的赏识，即密使南汉宸同志于夜间引我到新城西门外中共中央代表团招待所，晋谒周恩来副主席。蒙他当面表扬，并命令我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周副主席则使李克农、曾希圣、南汉宸同志，布置我于1937年初打入南京道暑街一三二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徐恩曾第一处（中统前身），公开任情报科（科长是刘桂、副科长是张国栋）机密二股股长，秘密给中共中央做高级情报。
1943年10月，在重庆当我调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察处经济检察大队队附时，密受中共“国民党地区工作部”部长曾希圣同志命，侦悉：日汪蒋正积极搞“全面和平，共同反共”之际，蒋介石就命令CC系统的中国国民党中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责任副局长徐恩曾、交通部部长曾养甫、交通部总务司长章祖模、交通部人事司长杨萃一、交通部总务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张子敬等，利用职权在安徽屯溪场口设立起利通公司。徐恩曾当即派沈春霖任经理，杨闻赋管抢购，高子文、夏伯良管运输，声称要向上海抢购敌伪物资。
高子文还密持朱家骅寄给上海程士范的信，请程协助组织抢购物资机构，程士范、杨闻赋、高子文等就在上海北京东路国华银行大楼组织起安源公司，程士范任经理，杨闻赋任副经理，资本为一百万元。程士范高兴地在家对其夫人说：“我们有我们的打算”，派其大儿子程憾任安徽屯溪利通公司副经理（后知程憾给中共做地工），另以上海安源公司和屯溪利通公司，合组上海安利办事处，高子文任主任，直接与日军部特务机关的渊上、渡边四郎、石原等秘密取得联系，一面活动日汪蒋“全面和平，共同反共”,一面实行日汪蒋和平交换所需物资。
中央银行中华书局版法币券
但是军统的资本大、中统的资本小，以致抢购敌伪物资的成绩，相形见绌，军统戴笠鄙视中统趾高气扬，中统徐恩曾对军统并不屈服，两特矛盾益臻激化。事有凑巧，当国民党中央银行于 1937 年从上海撤退重庆时，竟将上海中华书局所藏十元券的印钞版忘记带走，日帝侵占上海后，日军部特务机关的渊上，就秘密用它来大量印行，尽数涌入蒋管区换取物资，致使蒋政府通货恶性膨胀，也造下损害亿万老百姓，蒙受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的痛苦。而程士范、程憾父子尚不觉悟，竟以一元可换四十元，即渊上所印十元券四张的比价，向渊上买到赝品法币二百万元，后密电（中统在上海设有秘密电台）重庆中统局长朱家骅，建议用以收购老百姓的桐油水银等，运到上海换购敌伪物资，亦可获取一本万利之效。当中统副局长徐恩曾（朱家骅不在局本部办公）收到此电后，故意将它藏起来不让朱知道，另密电上海高子文如数运到重庆交给他，想独吃。事被另一副局长郭紫峻侦知后，气愤地告诉了某君，某君则引郭到国府路黄家垭口小土山上军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家，将押运时间、路线、人员泄了密，以致军统副局长戴笠遂于1944年4月，如期亲赴安徽屯溪，在新安江船上破获赝品法币二百万元，逮捕了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程憾等三人，并调程士范从上海到重庆归案，一并将他们四人关入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看守所，不久均以破坏国民党政府金融罪判处死刑，但未立即执行。
沿至1945年蒋介石得悉日本快要投降，欢欣之余，接受 CC 头子陈立夫请求和平处理，当即宣布如次：1、中统并无贩运赝品法币事，曾养甫、朱家骅、徐思曾对此根本不知情。2、上海中华书局新印的赝品法币二百万元是杨闻赋、高子文从上海中华书局搬运物资时，误当纸张失进的。3、高子文、夏伯良在上海是奉中统命，抢购搬运物资的。4、程士范、程憾父子纯系以友谊协助中统，抢购搬运上海物资的。因此，何成浚军法执行总监部于1945年5月宣判：1、对曾养甫、朱家骅、徐恩曾以渎职罪论处。2、对程士范、高子文、夏伯良、程憾可取保释放。国民党政府当即免去曾养甫的交通部长职务，朱家骅的中统局长职务，徐恩曾的交通部政务次长和中统局副局长职务。并任命叶秀峰为中统局局长，顾建中、郭紫峻仍为中统局副局长。才了结了此印钞版的秘案。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