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一个春日，刘法玉和儿子张丙显来到江西兴国县烈士陵园。这是她离开故土52年后的第一次回乡。年近七旬的她，本想来祭拜牺牲的第一任丈夫赖来发，却意外听到儿子的惊呼。顺着儿子指向的方向望去，她看到了两块并排的墓碑——一块刻着＂红军烈士赖来发永垂不朽＂，另一块却赫然写着＂红军烈士刘法玉永垂不朽＂。这一刻，老人颤抖着双手，泪水夺眶而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活生生的人拥有了烈士墓碑？这52年间，她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转折？
一、红色记忆：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1913-1934）
1913年，江西兴国县双桥乡的一个寒冷冬日，刘法玉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共有七个子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家人仅靠种植几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1920年春天，年仅七岁的刘法玉被送到同村赖家做童养媳。
赖家虽然比刘家境况稍好，但也只是温饱之家。童年的刘法玉除了要干家务活，还要和未来的丈夫赖来发一起到山上采摘野菜、挖掘野果充饥。正是这段艰苦的生活经历，让她对穷苦百姓的困境有了深刻的认识。
1929年冬天，兴国县的革命浪潮开始涌动。当时担任赤卫队队长的赖来发经常向刘法玉讲述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刘法玉开始参加当地农会组织的活动。1930年初，她参加了一次由共产党组织的农民夜校，这次经历让她对革命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年5月，刘法玉主动找到当地党组织，表达了参军的意愿。经过严格审查后，她被分配到红军后勤部门工作。起初，她负责为战士们准备伙食、缝补衣物等工作。在完成这些基础工作的同时，刘法玉还主动学习医疗知识。
由于表现突出，1931年春天，刘法玉被调到野战医院工作。在这里，她跟随军医学习了包扎、输液等基本医疗技能，并掌握了采集和使用草药的方法。这些技能在后来的长征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10月的一天，在部队首长的见证下，刘法玉和赖来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对革命伴侣约定要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婚后不久，刘法玉因工作认真负责，多次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有功，于1933年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刘法玉的影响下，赖来发也于1933年底正式加入红军。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命运即将让这对革命伴侣走向不同的道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漫长的长征。刘法玉和赖来发随部队离开了兴国老家，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的征程。
临行前，刘法玉回家看望了最后一次父母。她的母亲拉着她的手，叮嘱她一定要平安回来。这一别，竟成了与亲人52年的生离。而此时的刘法玉还不知道，更大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她。
二、生死离别：战火中失散的革命伴侣（1934-1935）
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红军来到湖南省通道县。一支国民党部队对红军展开了突然袭击，战斗在清晨爆发。当时刘法玉正在野战医院为伤员换药，赖来发则在前线阵地执行警戒任务。这场遭遇战持续了整整一天，伤亡惨重。
战斗结束后，刘法玉得知赖来发所在的连队伤亡惨重。她立即跑到战场上寻找丈夫的下落，但只找到了他留下的一顶沾满血迹的军帽。连队的战友告诉她，赖来发在掩护战友撤退时中弹牺牲。这个消息让刘法玉陷入巨大的悲痛，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强忍着悲伤继续完成医护工作。
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此时的红军已经伤亡惨重，医疗物资极度匮乏。刘法玉和其他医护人员不得不就地取材，采集野生药草治疗伤员。在一次为伤员采药的过程中，她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躲避追捕，她不得不与大部队暂时失散。
在贵州深山中，刘法玉辗转了近一个月。期间，她得到了当地苗族群众的帮助。一位苗族老人不仅为她提供了躲藏的场所，还教会她使用当地的草药。这段经历让她掌握了更多救治伤员的技能，也加深了她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
2月下旬，刘法玉终于在遵义城外找到了红军部队。然而，此时的红军已经准备继续北上。由于她在深山中受伤，行动不便，组织上决定让她暂时留在当地养伤，并安排她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
这个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刘法玉的人生轨迹。当时留下的伤员和地下工作者中，有不少人后来被国民党抓获。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们不得不改名换姓，隐藏真实身份。刘法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开始使用＂张玉珍＂这个化名。
在遵义期间，刘法玉认识了同样因伤留守的地下党员张志祥。两人在共同开展地下工作的过程中互相扶持。张志祥主要负责联络工作，而刘法玉则利用自己的医疗知识，以赤脚医生的身份为当地群众服务，同时秘密救治受伤的革命同志。
1935年6月，国民党在遵义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为了保护地下组织，刘法玉和张志祥不得不离开遵义，向重庆方向转移。临行前，他们销毁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文件和物品。这一举动，也让刘法玉与过去的身份彻底切断了联系。
从此，刘法玉开始了新的人生。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遵义的同时，她的名字已经被家乡的党组织列入了革命烈士的名单。而她的第一任丈夫赖来发，实际上并未在通道战役中牺牲，而是被打散后加入了另一支红军部队，继续北上长征。这对革命伴侣，就这样在历史的洪流中暂时失散了。
三、新的人生：以张玉珍身份继续战斗（1935-1949）
1935年下半年，刘法玉化名张玉珍与张志祥抵达重庆。为了掩护身份，两人在当地一家药铺谋得了工作。张玉珍凭借着在红军时期积累的医疗经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药铺不仅成为她的谋生之地，更成为了地下党联络的重要据点。
1936年春天，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多名同志被捕。为确保安全，组织上安排张玉珍和张志祥转移到重庆郊区的北碚镇。在这里，两人以夫妻的身份开设了一间小诊所。白天，他们为当地百姓治病；夜晚，诊所则成为地下党员联络和伤员救治的秘密场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大量党政机关、军事单位迁入重庆，使得地下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张玉珍和张志祥的诊所因位置偏僻，成为了地下党重要的秘密联络点。他们不仅为伤员提供医疗救助，还协助传递情报，接应地下党员。
1938年底，张志祥在一次秘密任务中不幸被捕。为了保护组织，他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任何同志的信息，最终被国民党当局秘密处决。失去丈夫后，张玉珍独自经营诊所，继续为革命事业工作。她将诊所改建成了一个药材铺，专门经营各类中草药，这样更便于掩护地下工作。
1941年至1945年间，张玉珍的药材铺成为了重庆地下党组织重要的情报传递站。她利用采购药材的机会，在重庆各地奔走，为党组织传递信息。期间，她还收养了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取名张丙显，以单身母亲的身份抚养他长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张玉珍的药材铺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但由于她伪装得很好，始终没有暴露身份。1947年，她协助组织转移了多名受伤的地下党员，其中包括几位在重庆城区被追捕的同志。
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局势日益动荡。张玉珍接到组织指示，将药材铺交给可靠的同志打理，带着儿子张丙显转移到四川农村。在那里，她以游医的身份为当地农民治病，同时发动群众支持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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