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踏上长征征程时，一支特殊的队伍却留在了川陕根据地。这支队伍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巴山游击队。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不足千人的兵力，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下，硬是撑起了一片方圆三百里的游击区。毛主席和中央多次派人寻找他们的踪迹，周恩来总理更是亲自安排书信联络。可为何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始终没能北上延安？为何在抗日战争最需要力量的时刻，他们却逐渐销声匿迹了？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看看这支传奇部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是如何从红四方面军精锐中选拔而出？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与党中央重新会合的机会？
一、巴山游击队的诞生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即将撤出川陕苏区之际，徐向前、陈昌浩等军政领导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讨论了留守部队的组建问题。这次会议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确定从红31军政治部抽调精锐力量，组建一支能在川陕边区长期坚持游击战的部队。
挑选队伍领导人的过程异常严格。经过反复筛选，红4军12师36团团长刘子才最终被选中担任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刘子才此前在川北地区任职书记期间，曾带领部队打过多次漂亮仗，对当地地形地貌了如指掌，并且在群众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在组建大会上，徐向前特意强调了这支部队的特殊使命。他说，这块根据地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要坚决守住。陈昌浩则详细布置了三项具体任务：坚持游击战争、发动群众、保存革命力量。
游击队初期的建制是以营为单位，下设三个连队，总兵力约300人。每个连队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群众工作干部，这在当时的红军部队中是很少见的。武器装备虽然简陋，但都是精挑细选的，每个战士都配备了一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还特别组建了一个轻机枪排。
为了适应长期游击战的需要，游击队在组建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他们将部队分成若干个小分队，每个分队都能独立作战和生存。同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通信联络系统，利用当地群众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网络。
在组织机构上，游击队成立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指挥部，下设作战、情报、群众工作三个科室。这种精简高效的组织结构，为日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游击队还专门制定了一套适合山地作战的训练方案。他们白天在深山老林中进行体能训练，夜间则反复演练夜间行军和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严格训练，一支能打仗、懂政策、作风过硬的游击队正式形成。
1935年4月中旬，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将北上的前夕，游击队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成立仪式。在桐油灯下，全体指战员举起右拳，宣誓坚决执行党的任务。随后，他们便开始了在川陕边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敌军重重包围中站稳脚跟。1935年5月，赵明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打陕安川＂战略构想。这个战略的核心是利用川陕交界处的地形优势，在陕西、安康、四川三地之间灵活机动。
这个战略很快在实战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当地军阀部队每次围剿，游击队都能巧妙地在三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梭，打乱敌人的部署。1935年夏季，游击队在南江县城外设伏，一举歼灭了刘湘部一个营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次战斗不仅解决了武器装备短缺的问题，还打出了游击队的威名。
赵明恩在担任营长后，着重改革了部队的作战方式。他创造性地提出＂三不打＂原则：敌强我弱不打、地形不利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每次战斗前，都要派出多路侦察，详细摸清敌情。这种谨慎的作战方式，确保了游击队在频繁的战斗中保存了实力。
在经济建设方面，游击队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他们在根据地建立起了多个小型兵工厂，能够自行修理武器和制造简单弹药。在赵明恩的提议下，游击队还在安全地带开办了定期集市，不仅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还为游击队获取了必要的物资补给。
1935年冬季，面对四川军阀的大规模＂围剿＂，赵明恩组织了一次特殊的军事训练。他要求全体队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耐寒训练，内容包括雪地行军、冰天露营等科目。这次训练为游击队后来在极端恶劣环境中的生存打下了基础。
训练结束后不久，游击队就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连续作战七天七夜，先后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在巴山腹地，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和过硬的体能优势，多次在夜间穿插到敌人后方，打乱敌军部署。
游击队还创造性地开展了＂游击农耕＂。他们在深山中开垦了多块分散的耕地，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耕种。这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粮食供应，还避免了因筹粮而影响群众关系。
到1936年初，游击队在赵明恩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游击区。他们在各个关键地点设立了哨所，组建了情报网，还建立了多处秘密物资储藏点。这些措施为游击队的长期坚持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期间，游击队还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战术。他们善于利用当地的溶洞、崖壁等天然地形设伏，经常能以少胜多。特别是在夜战中，他们创造了＂火把战术＂，用火把干扰敌人视线，多次打出漂亮的歼灭战。
三、错失北上良机的关键原因
1936年初夏，一位自称是延安来的联络员何孝林，带着上级指示找到了巴山游击队。这份指示要求游击队立即北上，与陕北主力会合。然而，由于当时正值敌军重点＂清剿＂时期，加上何孝林无法出示确切的证明文件，游击队指挥部对这个指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就在两个月前，国民党特务曾经冒充党的联络员，企图打入游击队内部。这次失败的渗透行动让游击队对来历不明的联络员格外警惕。何孝林带来的指示虽然盖有红军印章，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种印章也有可能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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