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军队的摇篮，校长蒋介石堪称国民党的“枪杆子”。毛泽东当时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可谓国民党的“笔杆子”。毛、蒋两人关系，备受学术界和大众关注。
同为黄埔军校出力
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各省均在军阀控制下，一期学生多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上海执行部秘密招生。在上海执行部任职的毛泽东，负责有关省区考生的复试。毛泽东后来说：“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10月18日)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他招录的黄埔一期生百余人，横跨国共两党，中共方面有“黄埔奇才”蒋先云烈士，国民党有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的胡宗南和海军司令桂永清等，一时传为佳话。
后来，毛泽东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期间，又曾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一位黄埔三期生向四期学弟讲述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演的趣事：当天，校长蒋介石全副武装，一早便到学生寝室、教室检查卫生，发现不合之处即令立即改正。蒋校长亲到大门外码头迎接，把毛部长接到校长办公室后引入礼堂，并登台介绍。蒋校长本人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恭听。
毛泽东与蒋介石也曾共同参加国民党的重要会议。例如国民党一大，正式代表毛泽东在台上慷慨陈词，并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列席代表蒋介石，则只能默坐在台下。当然，“笔杆子”毛泽东与“枪杆子”蒋介石，关系并不限于此。
毛发表蒋文章
1926年初，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多次刊发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文章。其中，毛泽东编辑、杨开慧协助的第4期，刊登了蒋介石的三篇文章，其中有：《为西山会议告同志》，是蒋介石1925年12月25日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致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和党员的通电，表态反对北京西山会议、拥护广州国民党中央。
《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是蒋介石1925年12月5日在潮安行营，为《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写的序文。序文在深情回顾黄埔师生和以黄埔学生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东征中的战功，并缅怀和表彰伤亡将士后说：黄埔军校“一线未绝之命脉”，“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也。
《蒋介石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是蒋介石192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会席上的演说。文章着重反击和澄清了所谓国民党“受俄国人的指挥”的说法。这是一种“褊狭的思想”，不适合于20世纪，“不具世界的眼光”。蒋介石还从“一战”时期法国将领福煦指挥协约国联军的事例推论：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争取世界战争的胜利，“非国际间革命指挥统一不可”。此次东江作战，也是如此。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但因兼职过多，特别是筹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周报》改由沈雁冰、张秋人续编。沈、张均系中共党员，由毛泽东推荐任用为国民党中宣部职员，编辑部仍设在毛泽东住所楼下，毛泽东对《政治周报》当然负有领导责任。有论著说，张秋人是“常务副主编”，那么主编仍是毛泽东。
沈雁冰编《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日出版)，收录了《蒋介石先生再论联俄》。文章说：所以联俄，“不可当作联俄国一国看待，亦不可当作联俄国政府看待，我们是要当作联合苏俄全体人民和苏俄革命党全体同志看待，亦可当作联合世界革命党同志看待。”
张秋人续编《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4月10日出版)，主要刊登国民党二大报告、决议案和其他文件。其中有《蒋介石先生之军事报告》及《关于军事决议案》。
《政治周报》第10期收录了蒋介石的《正告本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这是“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初步攫取国民党内政治地位后发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政治周报》第12期收录的《农工兵大联合》，是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重申孙中山确定的“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原则，提倡“工农兵大联合”，并自称“兄弟是代表兵”。
文章背后有春秋
按理说，国民党的“笔杆子”在中央机关报上编发“枪杆子”的文章，是很平常的事情。但这些文章，却可看出蒋介石伪装左倾的一面。蒋介石访苏回国后，于1924年初私下对孙中山建议取消联俄联共政策，未被采纳。3月14日，蒋介石致书廖仲恺，宣示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但孙中山病故后，蒋却如《政治周报》所载，高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口号，左派形象鲜明。1926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毛泽东不仅编发蒋介石的文章，还在自己撰写的《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一文，收录各方反对西山会议文电第21-49号，其中第48号为“蒋介石之反对意见”：蒋介石同志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布致中央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一书，力攻右派会议之罪。因右派所集矢者为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问题，蒋电乃于此点详加指驳。略谓“共产党党员之加入本党，为总理所特许，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果使两种主义根本不能相容，以总理之明与第一次大会之忠于本党，宁肯贸然决定以贻本党之危险？且总理已明言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
毛泽东熟读蒋介石的多篇文章，了解其思想主张。“中山舰事件”前后，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军内部矛盾和蒋介石的优劣势有精准分析，并不是偶然的。
毛蒋关系之变迁
毛泽东、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交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中山舰事件之前
青年时代，毛泽东与蒋介石并无交集。1925年底国民党筹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参与大会筹办。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的代表，蒋介石也是备受瞩目的党代表；两人分别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和“宣传报告”，并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两人正式成为同僚。当时，蒋介石伪装“左”倾，与中共党员相处尚属友好。毛泽东、蒋介石两人并无冲突发生。但在1月18日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故提出3条“限共”意见。毛泽东等人作了有力反驳。袁同畴最终被迫收回自己的意见。
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宣部长，蒋介石则成为中央常务委员。按规定，两人有一起参加国民党中常会的机会。不过，蒋介石的舞台在军界，最初极少参加中常会，极少有毛泽东、蒋介石两人都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或中常会情形。
2.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
1926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开第17次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及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毛泽东参加会议，蒋介石未出席。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有畸岭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会议决议“汪精卫、蒋介石、何香凝三同志审阅是否出自总理手笔，再定办法”。4月6日，毛泽东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18次会议。会议根据蒋介石提议，决定5月15-25日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5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二中全会，通过反共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会上，毛泽东反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但因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力主妥协，他的意见不被采纳。
据报载，5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谈话会议定：委员人数出席须全体三分之二，如不足数则须以候补委员递补。中执委全体委员共36人，须24人与会才具法律效力。5月15日开会，出席委员19人，乃“递补”毛泽东、周启刚、黄实、邓颖超、陈嘉祐等五名候补委员，“有表决之权”。这就是说，蒋介石为凑足法定人数，递补了毛泽东等五名委员。以后，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有时不严格区分。据《广州民国日报》载：本党在广州之委员，有蒋中正、谭延闿……周启刚、毛泽东、黄实等48人。“查中央委员共80人，在粤者已居多数”。但次年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仍区分委员与“候补委员”。
5月20日，二中全会继续开会，由蒋介石主持，毛泽东出席并在会上作“中央宣传部报告”。5月21日，二中全会继续举行，出席委员中有蒋介石、毛泽东。5月22日，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整理党务案之训令》，出席者33人，也包括毛、蒋。5月2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28次常务会议，未出席的毛泽东请辞中宣部代理部长。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也分别提出辞职要求。5月28日，国民党中央同意毛、林、谭三人辞职，并任命蒋介石为组织部长，取代谭平山；顾孟余代理宣传部长，取代毛泽东；甘乃光为农民部长，取代林祖涵。由此，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专注于举办第六届广州农讲所。
3.从“整理党务案”到联席会议
1926年7月4日至6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蒋介石当选中常会主席，被推定升党旗、国旗；会后，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作了限制。例如迁都问题，蒋介石曾电广州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等，要求迁都武汉。但会议决定：仍设广州，暂不迁移。毛泽东等中共党员在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天会议。会上，关于联席会议的地位和权能、联席会议决议是否有效等问题发生争论。蒋的代表丁惟汾认为，联席会议“没有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之权能，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毛泽东据理力争：联席会议的性质，“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毛泽东的提议获会议通过。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并不影响历史发展之大势，但却能体现历史鲜活而复杂的一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