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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和老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能说话，以有声语言叙述历史；文物，包括文献资料，不能说话，却可以无声语言印证历史。 我们将两者紧密结合，加以缜密而科学的研究，就能使文物活起来，使两者“对话”。这种历史对话十分重要，它能比较准确地说明历史真相。 近年来，韶山革命纪念地对毛泽东家庭若干历史问题的解决，无不是这种“对话”的结果。 一、母亲名字 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原为旧居，1982 年改故居，简称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原为旧居陈列馆，简称纪念馆）对毛泽东母亲名字的说明，有几个转变。 1966 年以前，有关说明词写的都是“文氏”，1967 年以后，直到2013 年之前，我们写为“文七妹”。 为什么由文氏改为文七妹呢？ 1966 年冬，红卫兵大串联，当时故居和陈列馆24 小时不关门，日夜接待。 一日，我在陈列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展室，照例讲解说，在封建社会，毛泽东母亲和农村妇女一样，都没名字。“小将”们质问我：“毛泽东说了母亲有名字，你为何说没有？” 许多同学都拿出油印件，一位同学念道：“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并指责我：“你不按毛主席讲的宣传，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连忙向大家鞠躬道歉，并向他们要了一份油印件，原来是斯诺《西行漫记》中一节——“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的抄件。 当天，我带着该油印件向馆长马玉卿报告。第二天他去长沙，到省委宣传部请示汇报。 宣传部当即指示，以后不要再讲“毛泽东母亲没有名字”，但暂时也不讲“文其美”，应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当时我是陈列馆资料研究室主任，根据领导安排，我首先查核了毛、文两家族谱和有关碑文。 毛泽东父母墓碑刻的是“毛母文氏”，毛氏 1911年三修族谱、1941年四修族谱写的都是“文氏”；文氏族谱在“文芝仪”（毛泽东外祖父）名下记的是“长女适钟，次女适王，三女适毛”，这“三女”就是毛泽东母亲。 接着，我与两位同志到毛泽东外婆家，详细访问了毛泽东表兄文涧泉、表弟文东仙等人。 他们都说，毛泽东母亲在娘家时没有“文其美”这名字，不过她在堂姐妹中排行第七，人们都称她为“七妹”。 我们研究认为，“文其美”就是“文七妹”谐音所致。当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翻译黄华是河北人，南北口音难免有误。 省委宣传部也同意我们这种分析，决定我们今后在讲到毛泽东的母亲时，就称“文七妹”。 2007年，我看到了由毛泽东侄外孙（毛泽民的外孙）曹宏、曹耘山等著的《寻踪毛泽民》一书，书中影印了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表中母亲名字写的是“文素勤”。 但翻阅全书，各处称母亲仍为“文七妹”。当时，我正在改写 1990年出版的《青年毛泽东》，想把原书中“文七妹”都改成“文素勤”。 为此，我特意走访了韶山几位老人。他们说，毛泽民只比毛泽东小3岁，但离开家的时间比毛泽东晚 10年，应该知道的家庭情况更多些。后经再三思考，我认为： 第一，从毛泽民代填《履历表》的历史背景看。 上世纪 30年代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显赫，作为一直关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迫切需要对他作详细了解。 1939年 6月，毛泽民到苏联莫斯科养病，他们认为这是好机会，因此让他填写自己的个人履历后，12月又要他代毛泽东填写《履历表》。 毛泽民应共产国际之要求，代毛泽东填这样的表格，责任重大。因此，他对表中的 31项内容，填得十分认真，态度极为严肃，父母的名字不应写错。 第二，从毛泽民填表的笔迹看。 从 2005年开始，曹耘山曾三次去俄罗斯档案馆，查阅、收集有关毛泽民的珍贵资料，其中就有不少毛泽民本人撰写的报告、汇报材料，以及个人简历。 将这些与《履历表》对照，其笔迹完全一致，可以断定，该表确为毛泽民所代填。 第三，从“文七妹”与“文素勤”两种提法的关系看。 前文已经说明，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是“文七妹”，这与毛泽民代毛泽东所写的“文素勤”，并没有矛盾，而且填表是谈话的补充，二者相辅相成。 “七妹”是人们习惯称呼，“素勤”是正式名字。 基于以上三条理由，《青年毛泽东》一书首次公开使用“文素勤”这个名字。 2009年 5月，我将此情况向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党委书面报告，建议在对外宣传中，正式用“文素勤”这一名字。 后经同意，并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宣传部的批准，列入纪念馆重建工程陈列内容方案。2013年 12月 26日，闭馆年余的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 二、家庭财产 1921年春，毛泽东教育全家亲人干革命后，家里是否还有财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宣布没收毛泽东家产，其后果怎么样？ 上世纪 30—40年代，毛泽东家庭经济和家人生活情况，究竟如何？长期以来，世人看法不一，韶山在宣传中，也一直存在不同声音。 2012年 12月下旬以来，我和几位同志，在韶山管理局和韶山市等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对毛泽东老家的经济历史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 30余位韶山老人的访谈，并结合对毛泽东家庭账簿等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的研究，终于澄清了史实，破解了谜团。 毛泽东家庭账簿，解放初期从韶山党支部五位党员之一毛新梅儿子毛汉章家中收来，1968年开始定为“绝密”资料，长期被封存于纪念馆文物保管室。 它的封面长 27.5厘米，宽15.8厘米，写的正楷毛笔字，右书“义顺堂”（毛顺生生前堂名），中书“民国十三年吉立”，左书“清抵簿”；封面下共 76页152面，前 3面为 1924年上半年 28条开支账，第 5—23面是1927年9月至1935年3月的收支细目，第24—152面，零星地记了 21条，整本厚度 1.5厘米。 它虽然不完整，但很原始，弥足珍贵，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毛泽东家庭经济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佐证价值。 过去，有人说，1921年 2月，毛泽东动员毛泽民、王淑兰参加革命后，家庭的全部财产都分送给了贫苦农民；有人说，家里没有人了，家产就归毛氏祠堂公有；还有人说，被国民党没收，家产不复存在。 这些说法现在还不时听到，但均可由“收抵簿”加以否定。 1921年，毛泽民按毛泽东意见，对家庭财产的往来账，欠人家的一次性还清，欠自家的宣布废除，因他急于要去毛泽东当校长的湖南一师附小上班，来不及对不动产做处理，便将其交托给外婆家和毛震公祠代办。 后经舅父文正莹、表兄文涧泉、文运昌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叔父毛贻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祠堂公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设簿，轮流管理记账，交接时凭族众清账；由管账人选派佃户，主持房屋维修，收取佃户佃银和租谷，并负责毛泽东家庭的一切开支，督促佃户调节、安排家人住房。 因此，这账簿不仅能说明毛泽东家庭财产既没有被分掉，也没归祠堂所有。 即使湖南省政府 1929年1月颁布“训令”，“没收充公”（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长鲁维吾颁发总字第 333号《省政府训令》，1929年 1月 30日，复印件，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家产依然存在，其所有权和管理方式，都毫无改变。 这是因为当时省府的“训令”，交湘潭、韶山地方政府落实，而毛氏族人在地方势力和影响较大，经内外配合，巧妙周旋，没有实施，账簿在 1929年前后对管账人和佃户的记载无异，即可证实。 在我们历次调查研究中，尤其是在 2013年的访谈中，老人们都说，毛泽东家庭在 1900年以前很贫苦，1901年到 1920年间逐渐富裕，1921年以后，又日趋贫穷。“毛泽东家财产，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请教了各位老人。 老人们一致回答，毛泽东家里虽然有 20亩水田（原有 22亩，后因自家建房和邻居种菜占去 2亩），13间半瓦屋和少量柴山菜土，但是家庭“收入少，开支大；收入有限，开支无限，因此欠账越来越多，家人生活也就越来越苦”。 从账簿所记内容，也可看出这种迹象。 那个年代，革命者没有工薪，不仅自己生活费靠家里供给，而且革命经费也要家里支援，毛泽东及其亲人更是典型。 毛泽东家庭的唯一收入是佃户佃金和租谷，而开支则有多项，如向政府交粮纳税，对社会公团、公益事业交费、资助，接待来客和人情来往，支援革命和家人生活费用等等。 在这些开支中，有两项特别引人注目。 一是，政府盘剥严重。国民党政府1929年宣布对毛泽东家产的“没收令”，但因未能实施，故地方政府和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收取不少“好处费”，省和县也经常派人来“检查”，毛泽东家除负担接待费外，还要通过地方官员付予“草鞋钱”。省、县、区、乡四级政府，玩弄自欺欺人把戏，层层行贿受贿。 二是，用于革命方面的数目惊人。账簿1924年上半年对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织布厂”（党的地下机关）的支付，即有两笔，共 538块银元。 1927年 9月到 1935年 3月的记载中，也有不少关于支援毛泽民、王淑兰、毛泽覃及其继配周文楠、毛泽建等革命的费用。 毛泽东三兄弟从未分家，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从 1927年出生到1945年，一直由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抚养，据 1927—1935年的账簿记录，仅支付周陈轩、周文楠的费用，谷米除外，即有 26笔之多，计大洋435元。 虽然毛泽东家人大多数出去革命，但故居家人居住基本未断。 1923年，王淑兰从长沙回到韶山，后来参加农运，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狱难友相继遇难，她先后收养了毛华初等 3个烈士后代，由家中抚养。 1937年冬，周陈轩带周文楠、继子周自娱、外孙毛楚雄回韶生活，给继子治病，办理丧事，花钱不少。 周文楠 1940年去延安，毛楚雄 1945年参加八路军，经费自理。开支不断增加，管账人深感无奈，只好向人借贷和向佃户增收佃金。 从账簿来看，毛泽东家有 4家佃户，其中主要佃户既种田又住屋（包括柴山菜土），按例要交付佃金（押金）。增收的佃金与租谷成反比，增收越多，等于欠账越多，佃户可抵交租谷，因此可收的租谷就越少。 收租越来越少，可欠账越来越多，据账簿记载：1935年前后，除“亏洋”98元外，另欠毛月迪“佃银伍佰贰拾两”，按老人们回忆的当时当地白银与银元的比价，百两银子折大洋 130元折算，计大洋676元。 又据张庆云（张文峰之子，1941年—1950年张文峰曾是毛泽东家的佃户）回忆：他家“开始交佃银 600两，后来逐渐增加到 1300两”，计大洋 1690元。 还据 1973年春，为期半个月、38位老人参加的韶山老人座谈会的一致回忆，毛泽东家到解放前夕除欠佃金外，还“欠一千七八百两银子”，按 1750两算，计大洋2275元。 仅上述 4笔数相加，即达 4739元，与 1935年前后的 774元相比，增加 6倍多。按当时地价每亩 169元（含山土屋宇）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掉，也只有 3380元，尚差 1359元。 这就不难理解，周陈轩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1950年 4月她向周文楠写信诉苦，周文楠又向毛泽东写信，并将信转去，毛泽东复信周文楠，同意她带周陈轩去哈尔滨。 三、岸青回乡 毛岸青首次回乡的时间，韶山也一直没有弄清。 韶山市 1990年《韶山志》没有记载，2010年《韶山市志》记为“1951年冬”，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2003年《情系韶山》，写的是“1962年 2月”。 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关键在于谁都没找到实据。 2013年，我们在调查研究活动中，走访了许多有关老人的家属，从韶山乡原政协主席毛大年家里，找到两张 1950年毛岸青回韶山路过长沙时，与舅父母合影和与房弟毛远翔（毛大年父亲）合影，毛远翔当时在照片背面写着“1950年”。 我们请老人们回忆毛岸青回韶的具体时间。毛远照说：“记得是1950年冬，快过年了，毛岸青回的那天还下雨，牵的是匹棕色马。 他由毛远翔（当时是湖南省交际处干部）陪着回来。” 毛泽洲说：“1950年冬的一天，天气很冷，韶山土地改革运动接近尾声，我在现在的毛泽东广场那地方，偶然遇上了毛岸青和毛远翔，岸青穿着军棉大衣，头戴军棉帽，我印象很深刻。” 他还说，“这照片摄于长沙室内，故既没穿大衣，也没戴军帽”。我们预感这照片可能与韶山土改密切相关。 在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毛耀辉与韶山乡土改工作队队长张孝尧关系极好，亲如兄弟。 毛耀辉，1927年 4月生，家住韶山乡韶源村上坪组，离毛泽东家约 4华里。1949年 3月入党，是韶山冲唯一健在的地下党员，离休老干部，身体、记忆力都很好。 张孝尧，1949年春南下，山西太原人，被分配到湘潭县黄龙区，任区委组织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与毛耀辉同支部，开始建立友谊，帮毛耀辉解决了爱人工作等问题。 1949年冬，张孝尧被派到韶山蹲点。1950年夏，湘潭县划分为 13个农村区，同年冬，土改运动展开，张孝尧是湘潭县第三区副书记兼韶山乡土改工作队队长，毛耀辉是第四区棋梅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虽然没在一起工作，但经常在一起开会，两人无话不谈。 为了揭开照片的真相，我们采取个别走访和老人座谈会相结合，请老人们看照片，回忆毛岸青回韶时的活动。 在会上，毛耀辉看到照片，情绪十分激动，他说： “真没想到 60余年后的今天，我还能看到岸青当年的照片，它把我带回到当年。1950年土改后期，韶山乡党支部书记毛仁秋向主席写信，主席就派他回来传达口信。他离韶第二天，区里召开土改工作队队长会议，张孝尧一见我就说，‘岸青回来了’，还传达了主席三条指示：‘一、家人不参与分田，家产由政府处理；二、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三、人民政府执法不徇私情，按政策办事，人民会拥护政府’。岸青还叮嘱，‘我传给你们，你们不要扩大传达的范围’。他说话时的声音和神态，我终生都不会忘记。” 老人们听了毛耀辉的回忆感慨万分，都说“这三条才像毛主席的”，“符合实际，合乎情理”，“一些影视片和《韶山导游》等许多书籍，宣传毛主席讲了‘我家是富农’，1950年回了信并作了三条指示，说‘划为富农’，于是‘就划定了富农’等等，这都违背历史事实，应予彻底纠正”。　 2013年 10月，我看到了毛泽东内表侄（杨开慧的表侄）向端四著《从板仓到砖屋》一书，书中写到，1949年冬，毛泽东与内表弟向三立交谈，当毛泽东谈到父亲晚年“应该是个富农”时，向插话，那是 30年前的事，明年土改“总不能划富农吧”。 毛泽东说，那也“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该划什么成分就划什么成分”。 由此可见，毛耀辉回忆的那三条，与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一脉相传。 韶山人民和土改工作队，做到了实事求是，按照毛泽东家产“名存实亡”“欠债累累”“资不抵债”的实况，自然不会也没有给他的家庭划定任何有产阶级成分，毛泽东家庭是个典型的革命家庭。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作者高菊村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长、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