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豫西遭灾荒，就是河南老百姓说的"河南四荒，水、旱、蝗（虫）、汤（恩伯）"四大灾荒。沿泛区从新郑一带到鄢陵、扶沟，沿途很多白骨无人掩埋，讨饭的人多得更不必说了。晚上在扶沟住下，出来走走，遇到卖豆腐脑的摊子，旁边有个十岁左右的女孩，躺在那里不动。跟她说话都不能答应。我问卖豆腐脑的是怎么回事？老头说：家里没有吃的，饿了两天，已经不能动了，再饿下去就要饿死。我拿出三十元，向卖豆腐脑的说：老大爷，咱俩一起做件好事，我把三十元钱交给你，你每天给她买两个馒头吃，救这孩子一条命好不好？老头说：这样的好事我还不做？我了三十元钱，第二天就走了。我想，这个老头应当能够守约给她东西吃的吧？
鄢陵、扶沟是淮河流域。那时黄河水泛滥，再向东，就可以搭木船走了。本应先到周口，还是怕遇到检查，没进周口就下了船，沿大路直奔陇海路上的商丘，打算从那里坐火车到徐州。到商丘找客店住下，就打听到，坐火车日本人要检查。连买火车票都要良民证。我就跟店老板商量，是不是给搞个证明？客店老板跟伪军都有关系，只有花钱请他代办。他拿了我大约十元钱，又帮助买票，由他送进车站口。他们跟伪军相通，送一个人拿多少钱都跟伪军分成。他打个招呼，查都不查就去了。商丘到徐州，不过二三百里路，转眼到了徐州。怎么出站呢？车票虽有，但如果要良民证，就没有办法了。好在徐州车站我熟，这里铁路是南北向，站房在铁路以西，按正规走法出站得过天桥。我家在徐州南二十五里，下车后不过天桥，顺铁路向南走，正好是回家的路。就从这条路不经过查票口，顺利出了站，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回到我徐州的老家。
一路小心谨慎，到了家乡心情就平静一点了。我计算了一下，1926年离家，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我从商丘去上海，过徐州一次。1932年和1937年抗战开始后回去过两次，现在是1943年，整整六年没过家门了。我穿着陈子坚送的那身单衣，粗白布已经洗成灰色，从前我的穿戴比较好。这次穿这么一身衣服，徒步两千多里回来，进得村来，首先从伯母家门口过，伯母、母亲都在那里。母亲一看见我，非常惊奇，再一细看，就放声大哭起来，不知道她是怎样的想法？此时家中只有父母，两个妹妹都出嫁了，家里再没有什么人了。比我小十岁的弟弟靖实秋自幼受我影响，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地方中学都不敢收他，费了大力气才进了个学校，不久地方政府要捉人，他就外逃了。1934年他19岁，跑到北平找我，我让他进学校读书。当时我们的生活比较困难，加上一个人读书就更困难了。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办学兵队，经民先队动员，他就去当了学兵。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了沂蒙军区，在部队中工作。家里因我受累，不止这一件事，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我下了通缉令，地方上的坏家伙有意陷害，就把我父亲捉到县政府去。他无非是家长，原来是个读古书、教古书的老先生，捉去问问，对他也无可奈何。但从家庭的角度看，两个老人是寂寞寡欢的。
我回到家乡徐州棠梨张集的时间大约是1943年7月前后。回到家乡以后，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把彭文和几个孩子从洛阳接出来；二是怎么找到组织。我多年未回，首先注意了解农村情况。徐州沦陷后，我的家乡是敌人占领区。日寇把这一带划为淮海省，徐州市成为淮海省省会，地方伪政权极为反动，乡村里有非正规的伪军，他们是些地头蛇，县城里有大小汉奸来来往往，国民党把大部队撤走了，零星的国民党员还有活动，也搞点武装。都是本地人，他们互相勾搭，也有矛盾和斗争。我们党也有小规模的武装活动。所以情况挺复杂。到了夜间，几方面的武装出来活动，我们的人有时遭到残害。我的堂弟靖大铎，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就被国民党杀害。和他一起遭到活埋的，还有他的同学张景，其实他两个只是倾向共产党罢了。
棠张是我的出生地，我是这个地方的人，是在这里长大的，过去的情况，我家乡一带的人都知道。我是共产党，又在做官，多年没回家，在这样的时候回家，可能会引起当地人和当局的注意。地方上各方面都估不透，不知我回来干什么？也不可能没有了解和传说。以后李吉庆、戴奎和两个孩子又从洛阳来了，特别是戴奎，他是我的表弟，在家乡是很熟悉的，他又是徐州城的人。两个孩子，大的有十多岁了，也会说一些事情。总之，我的情况是会引起地方不少忖测，甚至引起地方反动当局对我的暗算的。我本来想跟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建立联系。后来考虑留在这里活动受限制，原因是万一出问题会连累到家庭。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因为我们弟兄是共产党的关系，我父亲曾经一度被捕。我当时在徐州绝对避免做任何活动。我初到家，也只注意不出门，不多见人，不谈我的情况，而且也不敢久留。
家乡不能久留，到哪里去呢？从报纸上知道有个熟人叫王道的，在山东当伪军旅长，番号是"山东灭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师第八旅"。王道家是山东益都南乡的大地主，大约是1935年在北平时，经华北联络局王世英介绍益都南乡的大地主，大约是1935年在北平时，经华北联络局王世英介绍认识的，作为党的一个社会联系，交给了我。和王道一起的还由李少白两个关系。他那时常在北平，不断跟我见面。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他是地主家庭的少爷学生，但不是那种阴险毒辣之辈，他有爱国思想。跟他联系时，我们就知道他在山东关系复杂。我估计很可能王因为离不开家，又要保护财产，才走上这条道路。经过打听，知道王道部住在寿光，家在益都。我决定自己到益都去会会王道。
从徐州走的时刻，化名刘汉臣搞了个良民证，到益都果然找到了王道。我用假名字去看他，他一见面就说：你是靖任秋呀，便拉我到他小老婆的住室去谈。从谈话中知道，他不是死塌地当汉奸和反共的（后来知道他与我军建立过关系，我军曾派人打入过他的部队，准备做他的工作），我们的私人关系也还存在。我便向他说了我的情况﹣﹣越狱出来，准备留在他这里。这时，国民党已经派人到他这里，策动他"反正"。国民党派来的人叫王景羊，是一个国民党党务专员，与王道是老朋友。王景羊50多岁，留个山羊胡子，像个老先生，也住在王道家。我们俩以后就住在一间房里，慢慢地王景羊也知道了我的情况和意图。我们立场观点不一样，但王还有点旧军人的气派，不像国民党特务那样不择手段地害人，我们吃、住一起，有时也一起出去，却是各搞各的，你争取你要争取的，我也争取我要争取的。益都附近却有国民党张景月一个师的地方部队，王景羊企图拉王道向他靠拢，曾向人声称：如果靖任秋把王道拉到八路军，我一定把王道再拉回到国民党来，我们互相间已经了解到这个程度，不过，王景羊没有阴谋陷害我。这里边当然有王道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杂交织的时候，各方面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看待。
【靖任秋（1905—1996），江苏铜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近二十年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身居要职，他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孙殿英、高树勋、廖运周和特务头子戴笠、徐恩曾、刘建群之间，长期从事秘密兵运工作、上层统战工作。他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圈套之中，一生屡历险境，五次被捕，两次入狱。他不仅保持了气节，而且全身得脱，堪称奇迹。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原国家交通部党组成员、河运总局局长，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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