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春秋】朱辉军｜帝王诗文50讲之四十六：顺治难施思归山|帝王诗文|朱辉军|汤若望|清朝|艺文春秋|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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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诗文50讲之四十六：

顺治难施思归山

北京｜朱辉军

清兵乘乱入关后，建立全国政权的皇帝称“顺治”。这位爱新觉罗•福临留下的诗作极少，但《归山词》却在历代帝王诗中，简直是石破天惊之作：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蒙眬又是谁？

不如不来亦不去，也无欢喜也无悲。

悲欢离合多劳意，何日清闲谁得知？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牵无挂得安闲。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逍遥佛殿任君嘻。

莫道僧家容易做，皆因屡世种菩提。

虽然不是真罗汉，也搭如来三顶衣。

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洲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今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脱换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

我念撒手归山去，谁管千秋与万秋！

这首广为流传的“出家诗”，原以楷书体，用毛笔写在善财洞（五台山）上院正殿的山墙上。据孝庄文太皇太后从字体上认定，确系顺治所书。

福临贵为九五之尊，却把世界当作“大饭局”，真正是看破了红尘。不仅黄金白玉不足贵，英雄好汉卧土泥，连黄袍大位也只是一场梦幻！

尤为难得的是，他对自我也有十分清醒的体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人获得自我意识起到今天，一直困惑着世人。而福临的认识，简直比现今许多人还看得透彻。他对朝代的更替和僧侣出家的理解，也颇有新意。虽然诗味清淡，但蕴含如此深幽的情愫，包含如此繁复的内容，也堪为佳作。

要理解福临的内心煎熬与挣扎，必须联系他所处的时代及面对的众多问题。

作为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本想大有作为。无奈将近八年，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他基本上就是一傀儡。

顺治七年亲政，福临也才十三岁。他吸取明朝覆灭的教训，着力整顿吏治，广开言路，网罗各方人才，尤其重用汉官；同时注重农业生产，推行屯田垦荒，减免苛捐杂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巩固清王朝统治作出了贡献，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还有两点要特别说说：他视尽节、尽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居然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崇祯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顺治九年（1652年），又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比明神宗朱翊钧更进一步，将关羽与“孔夫子”齐平，奉祀为“文武二圣”，自此关羽成为全民信仰的“神圣”。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福临成功地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他的一些设想和作为，也体现在他的一些文章中。顺治十二年正月，他为《资政要览》作序曰：

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如大匠以规矩而取方圆，乐师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

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监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之不悖於圣经者，莫不根极理道，成一家言。但卷佚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一时尽解其义，亦未能一时尽得其书。因思夫记事宜提其要，纂言当鈎其玄。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又虑其涣而无统，于是每篇贯以大义，联以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炯然。加之训诂，详其证据，譬之萃众以为裘，范六金而成鼎，旨约而易明，文简而易閲，名曰《资政要览》。

观是书者，熟思而体之，可以为笃行之善人；推类而广之，可以为博雅之君子。毋徒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朕谆谆教喻之心，庶乎其不虚矣。

由此看，福临也是一位“编辑家”。他从历代的经史著作中辑录有关政事的事例和论说，加以发挥引申，并亲自作训释，纂成《资政要贤》。以期勤勉百官，郭品饰行，助其巩固政权。此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顺治皇帝从政数年的经验总结，对后世治理国家亦有可资借鉴之处。而若“求之语言文字之间”，也堪称一篇言简意赅的佳作。此外，他还主持编修了《顺治大训》《劝善要言》《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书，均亲自撰写了序言。

然而，福临最终还是“不爱江山爱袈裟”去了。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僧人，成为佛教信徒。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带领下到了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禅师，福临和他交谈非常契合，因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十月四日在南苑万善殿他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德高望重的人。他知道了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况，对他们非常向往。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玉林琇入京面见福临。福临当即封他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并请求他起法名。玉林琇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命名，玉林琇写了几个字，福临选了一个痴字，法名行痴。

此外，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亲政后，福临迅速提高汤若望的地位，当年即封其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十二年（1655年）授为通政使；顺治十五年（1658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

究其迷恋宗教的原因，是清朝初入关后各种矛盾交织，时常剑拔弩张。虽然福临努力弥合满汉分歧，但经常是两边不落好，汉人不时弄出些动静，满清高层对福临的态度也很是不满。

再看福临的个性，既刚愎自用，又柔弱多虑。当遇到憨璞、玉林琇、木陈忞等高僧时，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特别是交流了对世界人生的看法后，福临像开窍一样获得了顿悟。

加之挚爱的董鄂妃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病逝于承乾宫，福临深陷悲痛之中。政治上的烦恼也困扰着他，只有佛法使他还有所寄托，所以他再萌生出出家之念。大约在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虽然被玉林通琇禅师严辞阻止，但福临对尘世再也不存一丝留恋。才24岁，就染病不起。与其说是身病，不如说是心病，彻底击垮了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

世界因此可能少了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但可以说，多了一位对人生奥秘有所神会的智者。

这，于后世而言，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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