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深秋，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几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女子蜷缩在角落。她们中有人已经奄奄一息，有人在低声啜泣。这些被强掳入慰安所的女子，每天要接待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日本兵。＂那不是人，是两条腿的野兽！＂多年后，一位幸存的老人泪流满面地说道。她们有的被家人倾尽家产赎回，有的在战争结束后获救，更多的则永远长眠于异乡。令人痛心的是，即便在今天，这段历史仍未得到应有的正视。那么，这些女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间炼狱？她们后来的人生又是如何？
一、慰安所的建立与扩张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城内设立了第一批军用慰安所。起初，这些慰安所主要设在城南的中华门一带，随后迅速向城内其他区域扩张。据1938年初的统计，仅南京一地就建立了超过40处慰安所。
日军在占领区建立慰安所采用了统一的管理模式。每个慰安所通常由一名日籍军官担任管理者，下设若干名朝鲜或台湾籍的副管理者。慰安所的选址往往靠近军营或指挥部，多数设在被征用的民宅、旅馆或学校中。
在华北地区，日军采取了更为系统化的扩张策略。1938年春，太原沦陷后，日军立即在城区建立了5处大型慰安所。这些慰安所被编号并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处都配备了军医进行定期检查。到1939年底，整个山西境内的慰安所数量已超过60处。
青岛的情况则显示了另一种扩张模式。1938年1月，日军占领青岛后，首先在中山路设立了一处慰安所，随后在三个月内迅速扩展到15处。这些慰安所多数设在繁华地段的租界区，并以＂特殊慰安设施＂的名义进行登记。
在东北地区，由于日军占领时间较早，慰安所的建立更为系统。以哈尔滨为例，1932年日军就在道里区建立了第一处慰安所，到1940年，仅南岗区就有12处正式登记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多数由关东军直接管理，并建立了严格的人员出入登记制度。
日军还在铁路沿线设立了大量小型慰安所。以平汉铁路为例，从石家庄到郑州的沿线，平均每50公里就设有一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规模较小，通常只有3-5间房间，主要服务于铁路守备队和过往的军事运输部队。
1941年后，随着战线向西南扩展，日军在缅甸、新加坡等地也相继建立慰安所。这些海外慰安所的规模更大，管理更为严格。例如在新加坡，日军将兰花路的多栋建筑改造成慰安所，并在周围设置了铁丝网和岗哨。
二、军队中的非人折磨
慰安所内的生活是一段难以启齿的黑暗历史。根据幸存者的证言，每天清晨5点，慰安妇就要起床进行强制性的卫生检查。检查由日军军医执行，过程粗暴而屈辱。检查后，她们被分配到不同的房间，从早上8点开始接待日军士兵。
在南京的一处慰安所，幸存者王某回忆，每个女子被关在2米×2米的小隔间内。隔间内只有一张木板床，连基本的床单都没有。白天，日军士兵排着长队等候。每人限时15-30分钟，但往往会超时。到了夜间，军官们会包夜，暴行更加肆无忌惮。
1938年春天，在武汉的某慰安所，一位16岁的少女因不堪凌辱试图逃跑。她被日军抓回后，遭到了残酷的惩罚。日军将她吊在院子里的树上，三天三夜不给水和食物。这种惩罚在慰安所中并不罕见，它起到了震慑其他女子的作用。
在山西某慰安所，日军规定每个慰安妇每天至少要接待15名士兵。如果不能完成配额，就要受到体罚。一些年纪较大或身体虚弱的女子，常常因无法达到要求而被毒打。更有甚者，有的女子被迫服用兴奋剂以维持体力。
青岛的慰安所实行等级制度。日军将慰安妇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服务于高级军官、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等级越低，遭受的虐待越严重。最底层的慰安妇往往被关在地下室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在哈尔滨，日军在慰安所内设立了专门的＂惩戒室＂。任何违抗命令或试图逃跑的慰安妇都会被关进这里。惩戒手段包括饿刑、鞭刑，甚至更加残酷的酷刑。许多女子在惩戒室中失去了生命。
1940年，一份军医报告记录了慰安所内的医疗状况。报告显示，几乎所有慰安妇都感染了各种疾病。然而，日军并不在意她们的健康状况。生病的慰安妇依然被迫工作，直到完全无法动弹。
在新加坡，日军将慰安所分为＂特别区＂和＂普通区＂。特别区的慰安妇主要来自日本和朝鲜，待遇相对较好。而普通区的本地慰安妇则遭受着更为残酷的对待。她们甚至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许多人因病毒感染和营养不良而死亡。
在缅甸前线，慰安所的条件更为恶劣。由于战事吃紧，慰安妇们经常要随军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它们被当作军需物资一样运送，许多人死于途中。到达新地点后，她们还要立即开始接待疲惫的士兵，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三、悲惨生活的见证者
1941年冬天，在上海的一处慰安所，一位名叫张兰的年轻女子留下了一本破旧的日记。这本日记后来被美军找到，成为了记录慰安妇悲惨生活的重要史料。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慰安所内的日常生活，包括每天的配给品、接待人数，以及死去同伴的名字。
在南京，一位叫李秀英的老人在1938年被抓进慰安所时年仅15岁。她回忆说，慰安所的伙食极其简陋。每天只有一碗稀饭，一小块咸菜。有时连续几天都吃不到一粒米饭。饥饿和疾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在她被关押的三个月里，同一个房间的六个女孩有四个死去了。
太原某慰安所的幸存者马阿姨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慰安所的管理者为了节省开支，强迫病重的慰安妇继续工作。一位感染重病的女子在接待客人时突然死亡，管理者竟然将尸体扔在后院，任其腐烂。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
在重庆，一位93岁的老人保存着一块刻有20个名字的木板。这些是与她同时被关在慰安所的姐妹们的名字。她说，每当有人死去，她就偷偷在木板上刻下一个名字。到战争结束时，这20个人中只有她一人活了下来。
青岛的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日军军医的报告。报告显示，1939年一年间，仅该市的慰安所就有47名慰安妇因各种原因死亡。其中，25人死于传染病，12人死于暴力，10人自杀。这份报告的措辞冷漠，将这些死亡简单地列为＂损耗＂。
在哈尔滨，一位老照相馆的主人收藏着一张1940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15名年轻女子的合影，她们都是某慰安所的慰安妇。照片背面写着：＂愿她们的灵魂得到安息。＂据这位老人说，这些女子大多来自农村，被骗说是去工厂工作。
1943年，在香港的一处慰安所，一位名叫王芳的女子在墙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是人，不是畜生。＂这面墙在战后被保存下来，成为了控诉日军暴行的实物证据。墙上还刻有其他慰安妇的名字和家乡地址，但多数已经模糊不清。
在新加坡，一位前慰安所看守在战后供述，慰安所每月都会进行一次＂清理＂。体弱多病或者不再＂适合工作＂的慰安妇会被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些女子的命运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很可能都被秘密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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