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成为公共哲学之时，才是最重要的时刻|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公共哲学|哲学家|宇宙|物理学

哲学成为公共哲学之时

才是最重要的时刻

作者丨布拉德·伊斯特

01.

哲学旨在发挥重要作用。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多个方面，甚至最抽象或者专业性的哲学都有潜力来指导我们整体的知识，影响其他领域或者以涓滴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但是，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共哲学之时才是最重要的时刻。毕竟，哲学的名称就是寻找智慧。虽然专业哲学家或许有过正式的专业训练或学界职位，但他们的探索属于我们所有人。

从最好处说，公共哲学是双面性的：公共哲学面向公众，同时，公共哲学也是公众的哲学。它涉及到一系列思想活动——阅读、写作、思考、演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目标上，都具有面向公众的关键反思特征，在公共生活中和为公共生活辨认出公共利益，追求公共利益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没有学科边界，哲学实践者将其视为每个知识领域的基石、皇冠。

↑阿伦特

我们的公共生活并不缺乏哲学，虽然你可能期待它是建立在对比大陆欧洲文化或者美国文化的俗套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妨稍微想一下过去30年或40年的主要公共知识分子，那些在知名媒体上直接参与讨论的人物，或者那些用观点定义我们的宗教、政治、伦理学和公共秩序的人。

浮现在人们头脑中的是一系列名字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杰弗里·斯托特（Jeffrey Stout）、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等。这个名单还可扩展添加——越过大西洋或太平洋，人们可能想到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约翰·格雷（John Gray）。不过，就连这个短清单也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英美哲学家若落实在具体一个人来说，没有一个龟缩在角落里。他们的声音不仅仅被局限在研讨课教室里，他们一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自言自语，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些声音。构成我们公共生活的对话，有关什么是善，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等，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将变得非常不同。

还有一个人同样值得列入这个名单之中。此人在2023年时去世，享年85岁。他的著作体现出公共哲学家的使命。他的名气不那么大，但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的是他的气质、真诚、智慧、和关切的深度。他的著作涉及到各个方面，绝大部分是有关在技术社会中如何更好生活的话题。他不是文化战士，他没有提出宏大的主张声明，更没有发表战争宣言。他是学者中的学者，但为了公众，他的文笔通俗易懂，他明白哲学就是要服务于公众的公共利益。他的名字就叫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

02.

伯格曼1937年出生于弗莱堡。他一直住在那里，刚开始在弗莱堡大学读本科，但本科毕业却在德克萨斯大学。除了20世纪60年代在慕尼黑呆过几年之外，在那里获得哲学博士，他成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在其2006年的书《真正的美国伦理学：承担起我们国家的责任》中，他写到：

我在1958年9月来到这里。我是在“阿罗萨天空”（Arosa Sky）游船上做洗碗工开始美国之行的。我们停泊在纽约港口，我看到了自由女神像。有人在码头上接我，送我到地铁站，然后送上开往德克萨斯奥斯汀的公交车。我需要买一年有效的返程票吗？我说是的。窗口的人开始写下车票。我又想了一下，对导游说，不了，还是单程票吧。她对售票员说，他改变主意了。如果没有，我可能就不会遇见南希，现在也就不会有三个女儿和六个孙子孙女了。

1970年，年轻的伯格曼一家迁居蒙大拿州米苏拉县（Missoula），此后五十年一直住在那里。作为已经归化的公民，伯格曼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蒙大拿大学度过，1996年成为董事讲席教授（Regents Professor杰出教授之类的荣誉，一般是某个学校授予给极少数有杰出贡献的教授。——译注）。妻子南希2009年去世，14年后，阿尔伯特也到阴间与她相会，留下半个世纪的丰富学术成果。

↑伯格曼

在去世之前，伯格曼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本书稿，其学术生涯中的第7本书（随后再详细论述）。自1977年以来，除了几百篇文章之外，伯格曼平均每七年出版一本书。他的成名作是1984年出版的，题目是《技术和当代生活的特征：哲学探索》，该书成为技术领域的试金石，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等人的著作并列。在伯格曼的早期思想中，海德格尔的影响很大，但是，在排挤出清晰性和独创性方面影响并不那么大。

在继续说伯格曼的工程之前值得提及另外两本书。第一本是《跨越后现代分界线》（1992），这是非常精彩的文集，涉及作者对技术造成的后现代转型的思考，有关“超级现代主义”的“超级现实”和随之而来的前进之路的必要性。他呼吁“后现代现实主义”之外的东西，这被他定义为“接受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教训和决心解决后现代条件下的模糊性的一种定位，体现在一种争取集中在集体庆典的公共秩序的耐心和活力的态度上。能够让人精神焕发生机勃勃的态度并提供庆典中心的是现实。”

伯格曼充满活力的关切或许可以总结为最后一个单词：现实。这个术语的变体出现在他不止一本书的标题之中。在伯格曼看来，现实不仅是真实的东西，与人为的或虚构的东西相反。现实还是现成的东西。因此，从本质上说，它是共同的、共享的、公共的东西。他注意到：

对于美国这样庞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怎么会有人能够希望放下伦理学？啊，你必须记住现代时代的伟大哲学家定义伦理原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大洲或者我们的时代，而是为了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但是，这种普遍原则必须非常稀薄，否则就是虚假的。真正重要的伦理学必须拥有更加确定无疑的指南。它应该多狭隘？应该说，大概在宇宙和蒙大拿州米苏拉之间的某处。

我这里长篇引用他的话是为了给不熟悉伯格曼的读者机会去了解一下他的文笔风格，他写在书页上的声音。那是平静的、不紧不慢的、让人消除戒心的清澈文笔。即使在他批判性最强的文章中，他也没有滑入喋喋不休地冗长论述，他的手指从来没有在键盘上面摇动。无论如何，《跨越后现代分界线》——事实上，伯格曼的所有作品——都属于思考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其他经典尝试：麦金泰尔的《德性之后》、泰勒的《世俗时代》、斯托特的《民主和传统》、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的《激进的希望》、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的《神学和社会理论》。

值得关注的最后一本书是2003年出版的：《权力失败：技术文化中的基督教》。伯格曼总是对宗教感兴趣，但是，这本书将这种关心置于核心地位。伯格曼可能是很难放在宗教地图的适当位置的人。读他的书常常让人觉得他是自由派主流中的老派成员，但是，在学术生涯中期，他开始撰写更公开谈论罗马天主教身份的文章（虽然他的代词很少从第三人称复数转向第一人称）。可以肯定，他使用基督教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但他的主要成员身份到底何在，并不总是很清楚他是天主教教徒同胞还是美国同胞。

无论如何，神圣因素存在进入场景之中，因为人类需要迫切渴望得到它。现代人的不适——“煎熬”——如他所写，“带有临床症状不明显的疾病如怀疑和时不时的绝望”——潜伏在技术社会的表层下面。从表面上，我们看到“自由和繁荣”，但这些藏着“一种被囚禁的束缚感和被剥夺感。”伯格曼论证说，宗教信仰的衰弱或许是表面上的。一旦更清楚地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将“再次拥有好消息。”为此，“为基督教腾地方事实上是对技术做出的最有前途的回应。我们应该既不要拆除技术，也不要逃离技术。我们应该限制技术，必须赎回技术。”

03.

伯格曼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他所说的“焦点”物品和实践。他的定义如下：

焦点物品和实践是关键的抗衡力量，这是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技术的对立面。它们与技术相对，但并不否认技术，它们提供了基于原则的和有成效的技术改革的立场。一般来说，焦点物品是具体的、指令性的存在。焦点实践是针对焦点物品的决定性的、定期的、规范性的共同体投入。

为了说明这个要点，伯格曼将乐器和立体声做了对比。（总是转向物质文化是伯格曼作为哲学家和批评家的最大优势之一，这不是所有同行都有的品质。）立体声占支配地位的结果是，更不要说苹果和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是“音乐已经成为非具身化的、自由流动的东西，一种即可获得的、无处不在的、轻易能够获得的商品。”总之，音乐已经被机械化和商品化。这两个过程其实已经合二为一。音乐作为文化商品只有在存在复杂的、和可靠的机制来确保它能依据消费者的意愿生产出来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轻易获得的东西。我称为机器和商品的结合是一种技术手段。立体声作为一种手段与乐器作为物品形成对比。一件物品，在我想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拥有智慧的和可理解的品质，并呼吁有熟练技术的、积极的人参与进来。物品要求实践，而手段要求人来消费……物品构成指挥现实，手段获得一次性现实。

在伯格曼的观点看来，现代技术不仅构成了社会的一个方面或者子集，而是一种文化。它是我们的文化。其范式是手段，其越来越隐蔽的机制交付给我们拥有更高效率和方便性的某些具体商品，但是，减去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与光明间的半影，那是焦点物品产生和维持之物。焦点实践在其核心拥有炉灶，火炉或饭桌或处于家庭中心的厨房孤岛，家人和朋友和邻居就是围绕这个核心吃饭、听音乐、即兴玩耍或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等。

伯格曼写到“一天中最隆重的一顿饭是最卓越的焦点事件。”在一种文化中，其“正常条件”是“技术性的吃饭”，在于“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在混乱和消遣中清理出一片中央区域。我们能够开始一顿饭的简单性，拥有开始、中间和结尾，它打破方便食品的肤浅性，采取简单的步骤，从原材料开始准备和收拾处理最后端上餐桌。他得出结论，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再次成为文化的自由保有者。”

总之，这是伯格曼哲学的精神和目标：发现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如何能够成为文化的自由保有者，我们或许有道理地充满感激地称为“我们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甚至尝试这样做，就是美好生活的另一个名称。

04.

伯格曼的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是《道德宇宙：充分和美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正如副标题所示，这是他毕生关心之事的清晰可见的分支，但是，其独特性不仅在于一个方面。先不统计脚注或者大部分是数学公式构成的长长附录，这本书总共有大约70页。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开头纲领性的具有深刻哲学性的章节，其余章节大部分涉猎相对性和量子力学。总体上看，这本书是个概要和一种姿态，提出让他人回答的问题。他相信能够给出的答案非常清晰。但是，他并不很清楚答案的物质和具体方面，就好像他设定了议题等待后来者接手去继续完成一样。

道德宇宙是每个传统的或前现代社会都有的特征。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没有办法和有关人类生活的真相区分开来，它们密切联系在一起，相互指导对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来源和目标联系在一起。但是，“欧洲启蒙运动将道德宇宙区分开来，一半是物理学，一半是伦理学。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是什么，伦理学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用世界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建议，这两者等同于非交叉重叠的掌管领域。从前是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如今被相互隔开了。

结果是社会迷茫和道德困惑。在伯格曼看来，人类如果不能在世界上充分生活的话，就不能有美好的生活，这是现成的状况。要实现任何一个目标都需要一种道德宇宙—这里没有有用的神话或者高贵的谎言——真正将人类置于世界上，因为这没有将知识和伦理学割裂开来。

正如他所说，这“留给我们一个任务，发现宇宙的道德中心，它与物理学是吻合的，当然，但是也能够让我们充分和美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简而言之，这个任务意味着“寻找一个世界”而不是两个；如果用温德尔·拜瑞（Wendell Berry）的话，“我们唯一的世界。”

作为其思想结果的书既是微小的杰作，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却显得火候不足。伯格曼是个好人，他很了不起。他的叙述都非常精彩，涵盖将物理学和伦理学割裂开来，社会生活的后果，工业主义的崛起，我们仍然需要从浪漫主义中吸取的教训等等。他对量子物理学非常熟悉，用通俗易懂的英语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将其思想与社会历史和公共哲学结合起来的决心都是十分了不起的。

比如，他在一个地方写到“在伦理学与物理学割裂之地，真理跟随物理学走了，伦理学被留下来面对任意性和从最好处说是单纯的个人偏爱。基于那个假设，一个道德宇宙永远不能是最好的现有物理学（拥有最好的真理命题），上面添加道德偏爱的刺绣。”那是应该遭到诅咒的罪恶。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他的总体诊断：

我们缺乏一个道德宇宙，似乎不能鼓足勇气开启走向理解和全面的宇宙学不可避免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抓住现代物理学揭开的敏锐犀利和严谨的宇宙学。但是，我们不愿意放弃曾经定位道德宇宙学的东西。我们遭遇难以治愈的怀旧思乡之苦，渴望中央集权的、充满活力的、众所周知的世界。如今称某个东西带有怀旧色彩就等于说它由于缺乏活力和相关性而应该被抛弃。这是社会理论家们使用该术语表达的意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怀旧情绪感觉就像小得难以觉察的轻微疾病。

这种小病“似乎困扰着我们，当我们遭遇挑战，要从概念上如果不是也从数学上修改当今天体物理学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治愈怀旧的毛病，”

换句话说，“至少获得一种初步的概念性的或数学上的掌握天体物理学的宇宙学，就没有道德宇宙学的前景。当然，他补充说，“试图发现一个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物理学和伦理学是割裂开来的，宇宙的知识没有道德含义的话。”

05.

《道德宇宙学》是伯格曼的冒险事业，宇宙的确拥有一种道德意义，事实上宇宙和我们在其中的生活的非-无意义性在我们寻常的日常活动——包括数学和科学——中是如此原始的基本的，甚至不能引起辩论。在书的最后几页，伯格曼提出了他在50年前探索过的问题：“技术社会中的美好生活是什么？”

他接着写到“这本书的前提当然是需要一个道德宇宙来得出满意的答案。如果这个前提是合理的，有正当理由的，我们应该发现日常世界体验中物理学的反思。因为物理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在发现数学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在普通宇宙学中发现物理学。”

不是每个读者都赞同伯格曼的前提；很多人更愿意它得到展现而不是被假设。（这里我愿意指出哲学家罗伯特·孔斯（Robert Koons）的新书《圣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过时了吗？》，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辩护，也是对其与量子理论共鸣的辩护）。更有趣的是，我认为伯格曼愿意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正如他所说，爱因斯坦之后的伦理学必须成为适合某些人的伦理学，他们居住在一个由普遍和特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准确描述的世界。因此，他基于一种大致的但现成的当代物理学知识，列举了这样一种伦理学的大纲，该大纲在这样一个世界“自在舒服的就像在家一样”。

如果伯格曼希望实现一种婚姻上的重新结为一体或者长久分开的伙伴重新发誓忠贞不渝，海誓山盟，那么我不能说他成功了——或者至少，成功是如此微小以至于引起这位读者纳闷，要点究竟是什么。一种伦理学只是与物理学相容，或者最多被迫感到敬畏，这似乎和完全成熟的道德宇宙学（比如，将这个情况和创世记中的开头章节比较。）差距很大。如果焦点实践为人类规模的生活提供必要的棱镜，在同样无法想象的比原子更小的微观领域和宇宙规模的平衡，接着人们再次感到纳闷，普通人是否要求一种考虑物理学家们实际讲授的知识的宇宙学。某种类似于民间宇宙学的东西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接受卫星、全球定位系统（GPS）和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奇迹，哈勃望远镜似乎就足够充分了。

伯格曼最后带着感激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什么表示感激和因为什么感激呢？当然是为了人类生活的奇迹。

对谁表达感激之情，他没有说。表示怀疑的读者可能感到纳闷，宗教在某个程度上是否一直被走私进来。但是，在其他地方，伯格曼的观点非常清晰，“我们需要降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边界。”因为如果留下它不做任何改动“就等于是降低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力量到道德劝诫的覆盖常常毫无效果的地步。

与此同时，壁垒的、世俗一边的无知文化被留给手段范式的诫命和祝福。”似乎道德宇宙学要求神灵心里对创造者充满感激，造物主的爱，若用但丁的话说，“移动了太阳和其他星星。”那是适合人类的世界。

至少，这是伯格曼留给我们的没有说出来的答案。作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对方，没有我们周围的世界或者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缺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类的现实就消失不见了。

即使在技术时代，伯格曼相信，我们能够仍然拥有真实的东西，只要我们伸出双手——不是要抓住它而是接收它。现实的秘密就在于它是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布拉德·伊斯特｜著

本文出处：The Gift of Reality by Brad East，https://hedgehogreview.com/web-features/thr/posts/the-gift-of-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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