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从绍圣到宣和以“绍述”为名的一连串事件，接着而来的是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对于这一场国家的巨大变故，人们从政治上追究责任，首先就是归咎于蔡京所倡言的“丰亨豫大”“惟王不会”，认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导宋徽宗奢侈挥霍，既浪费了国家的财富，也横敛于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进一步则将横敛于民的责任上溯绍圣以来所标榜的“绍述”，进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别是与理财有关的几项新法。由于不满于蔡京助长国家财富的挥霍，所以从北宋末年以来，对于“丰亨豫大”“惟王不会”的解释也就有了改变。这样的改变，首先见于“惟王不会”一词。自宋徽宗崇宁至政和年间蔡京依据经籍，先后提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怂恿徽宗过奢侈挥霍的生活。“丰亨”“豫大”均出自《易》，蔡京选择性地据经文及汉、唐注疏，将“丰亨豫大”曲解为圣人顺其性而动，则其志大行，志行之后，作乐崇德，以殷盛之礼，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并将此词献于徽宗，为之找到了以礼乐祭祀为名来挥霍国家丰盛财物的依据。“惟王不会”则出自《周礼》，蔡京据书中诸如“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会”等句，简化为“惟王不会”，在徽宗挥霍时，未尝告之以财用不足，同样是选择性地引用经文“惟王不会”，曲解为可以不顾国家财政的虚耗而任意挥霍。
针对蔡京的说法，重新来解释“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两词，首先见于杨时对“惟王不会”的解释。杨时早在崇宁三、四年（1104—1105）年间任荆州教官（江陵府学教授）时，已经对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来解释《周礼》所讲的“凡用皆会，唯王及后不会”，有所辩解：
有司之不能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职，冢宰任之，王恣其费用，有司虽不会，冢宰得以九式论于王矣。故王、后不会，非荡然无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义，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杨时《龟山集》卷十《荆州所闻》）
他显然是在强调，在冢宰控制之下，王、后仍然会节制自己的开支。这时蔡京应该已经提出了“惟王不会”一词，来合理化自己的作为，杨时的解释应该就是针对蔡京而发的。到靖康元年（1126），国家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杨时侍读经筵，在对宋钦宗讲解《论语》“道千乘之国”章时，再度重申他在崇宁三、四年间的解释，只是清楚地表示其用意在于以制度来达到“均节”的目的，既能有礼，又不害人，从而指出崇宁以来，“污吏持‘不会’之说以济其奸，私窃横敛而莫之禁，故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尚何爱人之有”（《龟山集》卷五《经筵讲义》）。宋室南渡之后，他在绍兴二年（1132）回复胡安国请教政事先后缓急的信中，认为当今政事，以理财为最先，又再次借他上述“冢宰得以九式论之”的说法，来说明他在经筵中已经提到过的所谓理财，“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之谓也”（《龟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 · 其八》）。此后，南宋时期对于“惟王不会”一词的解释，尽管未必尽同于杨时，但大致上都从节用的观点来立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