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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红军长征路上走得最多的人，他是平型关大捷的侦查英雄，他是东北解放的情报总指挥，他是解放北平的谈判代表……
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侦查专家、情报官、外交家，他是新中国的中将，他一生忠诚于党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就是被林彪称赞“一人可抵十万兵”的书生将军，“小诸葛”——苏静。
立志报国，弃笔从戎
1910年12月21日，福建省海澄县一户普通农民的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
那时候的农民基本没什么学问，一家子思来想去便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苏孝顺”的名字，俗是俗了些，但寓意是好的。
苏孝顺自小就很聪明，不论什么样的书籍文字，均是一学就会。
祖父开明，不愿他继续在私塾里念四书五经，唯恐他被这些“旧社会的荼毒”荒废了人生。
于是将其改名苏静，转学到了镇上南门外的一所新式学校，南院小学。
苏静是有志气的，他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立第八中学。
也正是在这里，少年苏静接受了新文化与新革命的洗礼，开始深入地接触“马克思主义”。
到了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即将胜利“反帝反封建”大革命也不得不以失败的结局草草收场。
苏静与一些思想先进的同学闻此噩耗，激愤不已，当即决定参加由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反帝大同盟”运动，为革命尽自己的一份力。
但彼时的国民政府已然丧心病狂，并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成员。
还在第二师范读书的苏静因参与组织“学潮”，遭到了当局的追捕，不得已在父亲的帮助下潜往缅甸，在一家照相馆打工谋生。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来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身处缅甸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苏静，顾不上自己“通缉犯”的身份，毅然回国，并参与到了抗日救亡的行动之中。
在此期间，苏静深感“读书救不了中国人”，于是毅然弃笔从戎，于1932年4月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刚加入红军的苏静没打过仗，也不会打仗，但他又急于为这支队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正苦恼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在缅甸照相馆当学徒时学来的手艺，于是便学以致用，利用自己的照相技术，为后世留下了一批又一批无比珍贵的影像资料。
文弱书生，开路先锋
聂荣臻元帅晚年写回忆录时，曾这样写道：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1934年10月，在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思想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被迫开始“长征”。
当时，红一方面军减员严重，不得已将通讯科的苏静调往了侦察科当科长，把他从相对安全的“文职”直接拿到了战争的最前线。
长征的危险性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大部分的地方红军都未曾走过，如此一来，情报侦察工作就成了长征途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甚至可以说是稍有不慎，便会全盘皆输。
红一方面军在中央的命令下，担任起了开路先锋的工作，而作为红一方面军的侦察参谋，苏静和他的队伍，就这样成了开路先锋中的开路先锋。
爬雪山，过草地，红军一路走的，均是寥无人烟之地。
成功攻破川西天险腊子口之后，红一方面军减员严重，饥饿、疾病、疲劳侵袭着每一位红军战士，以至于每多走一步，都会造成非战斗减员。
但是，接下来的路上，仍旧是军情、民情、地形三不熟，前途未卜、危机四伏。
因此，能否在情报工作上做到知己知彼，并尽可能地少走甚至不走弯路，避开敌人的大部队，成了红军是否能完成此次战略大转移的关键。
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压在了苏静略显瘦弱的肩上。
每天夜里，苏静都会将自己和侦察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方向路径上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筛选，然后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绘制出一条条可靠的行进路线。
然后赶在太阳还未升起之前，将整理好的，一整天的行程地图交到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并详细地向各位红军领导人阐述接下来的路上会遇到或者可能遇到的情况。
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危险的，重复的，枯燥的，但苏静始终坚信，它们是有意义的。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仅苏静一人就画出了几百幅红军的行军路线图，其中几幅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纪念馆”。
一份份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记录了苏静走过的那段历经千辛万苦、艰难无比的旅程，更是记录了我党不断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成功走出了一片大好景象的胜利之路。
1935年秋，红军刚到陕北，便制定了向北扩张策略。
故此，林彪和左权便带着苏静，前往瓦窑堡的北面，想要进行一次野外实地考察，结果却不慎在一片荒漠中迷路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林彪和左权等人都很着急，却又不知如何才能返回。众人着急不已，过了好半天才想起好像还带着一个侦查参谋。
再看苏静，此时的他正骑在一匹老马上，一副悠哉模样。
左权将军出了名的心直口快，这便对苏静说道：“都说你主意多，赶紧想出个主意来。”
苏静侦察经验丰富，加之饱读诗书，博闻强记，他不仅知道“老马识途”这个的典故，更是在以往的侦察任务中运用了不知道多少次，因此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只见他咧嘴一笑，不慌不忙地下了马，放开缰绳。
正如苏静预料的那样，没过多久，老马就带着他们回到了根据地所在的村里。
而苏静的这个“小聪明”也给了林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电台奇兵，文武全才
1938年，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红一方面军奉命进驻孝义，指挥部刚刚落成，便有一个穿着国军军官服的人前来拜访，并自我介绍说是负责国共双方共同抗日的“联络员”。
然而事实上，这位军官的真实意图，其实就是运用自己“联络员”的身份，收买八路军中那些贪得无厌的人，使之成为共产党的叛徒。
果然在不久之后，115师内部便有一名情报人员被他给买通了，两人联手，妄图掌控115师所有的内部情报。
苏静心思细腻，一下子就察觉到了我军内部情报的接收与发送有些不对劲，他先是若无其事地把那名被收买的电报兵调开，接着开始“精心策划”起一次反特务行动。
这也是我军抗战时期最为经典情报战案例之一。
刚开始，苏静一连好几天谎称自己想喝酒，硬拉着国军军官推杯换盏，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
而那名国军军官似乎也感觉这是一个策反苏静的机会，非但没有推辞，反倒是每日跟着苏静聊天侃、烂醉如泥，这样一来，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苏静看时机差不多了，便佯装醉酒，并开始谈论其115师的一些军事机密，十分“不小心”地透露给对方许多“机密无比”的情报。
然后便借口说喝多了，来到隔壁房间“倒头就睡”。
直到国军军官走后，苏静这才欠起身子，拿了三支笔和一个小本子，聚精会神地趴在墙上，聆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
一直到了半夜两点，苏静才听到隔壁传来了拖椅的响声，顿时精神一振。
国军特务不出意外地打开了电台，与他们的本部取得了联系，将刚刚获得的“绝密情报”传送了出去。
但他不知道的是，隔壁那个“醉汉”此时正在根据电台的发报声，破译他们的电码。
这样一来，我军便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又掌握一种敌台电报的破译方式。
解放战争初期，在林彪的强烈要求下，苏静前往沈阳，开始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的处长。
彼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因为各部之间缺乏良好通讯手段，无法及时的上听下达，因此作战的屡屡失利，当司令部被迫转移至松花江畔之时，情况已经十分的危急了。
司令员林彪清楚地知道东北民主联军当前的困境，他将目光望向了苏静，希望并要求这个自己十分看重的情报处处长一定要为东北的解放军创造奇迹……
苏静顶着巨大的压力，着手组建东北局下属的情报系统，建立起了内部联络和外部侦查的联合机制，以确保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国军的调动情况，以及东北联军各个部队之间通信的畅通。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苏静不仅恢复了各部之间的联系，更是截获了国军电报，终于获得了两条关键情报，使得东北联军接连取得了两场大胜利。
自此之后，东北的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东北民主联军不仅打破了困境，接连的胜利还为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令员林彪评价其，“一人可抵十万兵！”
勇闯虎穴，和平使者
苏静不仅在党内的评价极高，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一些人，对其很是敬佩。
那便是拥兵五十余万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
1948年11月初，国民党卫立煌部47万余人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辽沈战役胜利，东北全境解放。
华野、中野、东野齐聚北平城下，准备围歼城内负隅顽抗的傅作义部。
可以很确切地说，此战只要开打，我军必胜。
但中共中央的对于城内百姓的安危十分在意，为此，给了傅作义一个“和平”的机会。
于是，傅作义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决定派人来和我们谈判。
第一次谈判中，面对刘亚楼将军让其“放下武器”的简单要求，傅作义自恃其25万部队，选择了拒绝。
1949年1月7日，傅作义再次派人参加谈判。然而对于我军要求其属下各部出城接受改编的要求，傅作义再一次选择了拒绝。
看似水到渠成的和谈背后实则是波谲云诡的。
这不仅是因为傅作义明面上缺乏对我党的信任，更是因为他背后数十万军队给了他多番拒绝的勇气。
到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代表我军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
在两党议定之后，毛泽东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信。
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之后，曾在报纸上刊登过一篇带有侮辱性的，名为《上毛泽东书》的文章。
傅作义曾扬言，若中共得胜，傅某甘为毛泽东牵马执鞭。
于是，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便实事求是地历数了傅作义在解放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言辞犀利、证据确凿。
毛泽东的这封信，用词太过严厉，不但使傅的代表邓宝珊大为吃惊，更是让另一位促和功臣，傅作义的女儿，共产党人傅冬菊都感到害怕，生怕这封信会刺激傅作义，使其一怒之下撕毁协议。
作为和平使者，苏静一方面认为这封实事求是的信不能不送；但是又觉得傅作义看到信后，思想恐怕会发生变化，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思前想后，苏静还是决定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宜送给傅作义本人。”
在得到林彪等人的同意之后，苏静将这封信交到了傅冬菊的手里，并嘱咐其在合适的时候转交给傅作义。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的确无法接受那封信。
在看到毛泽东的信之后，傅作义的情绪异常激动，直接就认定了共产党不信守承诺，但此时他手中已无兵权，顿时慌得不行。
于是连忙写信给林彪和罗荣桓，十分“悲愤”地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林彪接信后，连连安慰傅作义，称其对解放是有贡献的，人民是看得见的。
可手里没兵的傅作义仍旧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负荆请罪。
1949年2月下旬，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时，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再次重申，对傅作义以前的错误行为既往不咎，而且还当场肯定了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
直到此时，傅作义这才完完全全地放下了思想上包袱。
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
于是，他对苏静将军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和平使者，更加地感激。
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傅作义隔三差五便要给苏静送一些毛衣、手表之类的礼物，作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结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静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政工小组组长等职，为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7年11月28日，苏静在北京逝世。
他是一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书生将军，他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精通英语、法语、日语等多种外语，还能够使用无线电、测绘、摄影等多种技术。他喜欢阅读、写作、绘画等文艺活动，还曾经出版过自己的回忆录《我的侦察生涯》。
他是一位勇敢而智慧的侦察专家，他在红军长征中走得最多，为后续部队指引道路。
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情报官，他在抗日战争中凭借自己的侦查和摄影技术，为我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辉煌的胜利。
他是一位善于沟通和协调的外交家，他曾经与国内外各方进行过友好和有效的交流和谈判，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等重大事件。
他是一位被林彪称为“小诸葛”的军事天才，他在解放战争中担任东北解放的情报总指挥，为我军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自己对党和国家的价值和意义，此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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