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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6年3月19日，宋庆龄在参加完周总理追悼会后不久，给廖梦醒的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赞道：“我们的总理将被历史学家公认为在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度里最具伟大人格魅力的人。”
无独有偶，周总理也给予了宋美龄极高的评价。邓颖超同志缅怀宋庆龄的文章中，提到周总理曾经称她为“国之瑰宝”。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一名国民革命的先驱，和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能够拥有超过半世纪的坚定友谊，是殊为不易的。然而，相交相知半世纪后，宋美龄却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转身离开，又是发生了什么呢？
立场一致：共同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共同抗日
1927年8月1日，在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下，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出现：周总理、朱老总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成功。
当天，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宋庆龄领衔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罪行。此后，宋庆龄、周总理等人共同在南昌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还被推举成为主席团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人对宋庆龄的信任，源于她立场鲜明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以及对南昌起义等反抗行为的强烈支持。南昌起义一个月后，她再次发表《中国目前形势》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全国各地的革命暴动，评价：“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
宋庆龄不仅在舆论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反抗活动大力支持，在实际行动上也尽可能多地予以帮助。在“白色恐怖”时期，特别是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周总理在上海进行艰难工作期间，宋庆龄冒着危险将周总理用“伍豪”签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藏在了自己住处，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
宋庆龄
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也尽自己所能为周总理提供了支持，有力配合了周总理在西安的工作。她自己用英文拟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全面阐述了张、杨二人的主张，拒绝在谴责两人的声明上签字。
从潘汉年处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方面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后，宋庆龄完全赞同周总理的主张，并在多年后称赞周总理在和平解决此事中：“表现了突出的的才干”。她对周总理的认可使得两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联系。
潘汉年
“七七事变”当天，周总理与博古等人一同飞抵上海，计划从这里前往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在上海停留时周总理专程前去探望宋庆龄，征求她对合作的意见。
对此宋庆龄十分高兴，她亲自到住处大门口将周总理迎了进来，并专门购买了丰富的食品留周总理吃饭。谈话间，宋庆龄沏了一杯绿茶，听周总理仔细讲解着当前形势，以及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短暂的会见后，宋庆龄对周总理所讲述的“国共合作”已经充满信心。
到了年底，上海即将沦陷的时候，中央非常担心宋庆龄的安全。周总理特意从延安给宋庆龄拍去一封电报，建议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在共同的立场以及对祖国共同的热爱下，两人的革命友谊进一步升华。
宣传合作：共同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
若论宋庆龄与周总理合作最为紧密之处，便是在宣传工作方面。早期，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几乎无人知晓；少有的消息都是国民党所放出的舆论污蔑，使得我党很难得到来自国内、国际的支持。
为此，我党向在国际上拥有较强人脉的宋庆龄发出请求，希望她能够帮忙找到可靠的，且在国际上有声明的一位记者和一名医生，前来陕北接受考察。宋庆龄接受了这个请求，最终请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
斯诺原本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是在宋庆龄的影响下思想才有了“左转”的倾向；马海德则早在1934年就第一次提出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考察，宋庆龄考验了他许久，在确认两人完全可以信赖的情况下，宋庆龄才安排两人进入了陕北。
基于对宋庆龄的充分信任，周总理当人也对斯诺、马海德有着充分的信任。他对曾经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个可靠的新闻记者……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除了推荐自己信任的记者，宋庆龄还对周总理领导下的重庆《新华日报》给予了大力支持。1940年4月8日，她为《新华日报》题词“抗战到底”；1943年1月11日，她在邓颖超同志陪同下参加了《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庆祝活动，再次题词：“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
作为一名国民党人，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平台上写了许多文章，这是对周总理工作的极大支持。如她曾经写下《纪念“七七”四周年》一文号召抗日团结，还曾通过这一平台公布宝鸡赈济豫灾委员会赈灾款用途的来信。
七七事变
周总理同样示意《新华日报》大力支持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1940年3月宋庆龄来到重庆后，《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高度赞扬她：“始终积极地坚决地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
两人在新闻宣传方面的合作持续到了建国之后。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急需向国外宣传这一新生政权，这就需要一个在国际上有声望，且英文流畅的人，而宋庆龄就是符合这一标准的最佳人选。
因此，1950年10月，周总理正式邀请宋庆龄创办这样一份刊物，宋庆龄欣然应允。次年1月，宋庆龄邀请周总理，以及周总理举荐的助手陈翰笙共进晚餐，三人愉快地协商了创刊一事。
1952年初，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在杂志编辑方针方面，周总理始终支持宋庆龄的决定，还特别指示编辑人员都要尊重她的意见。在《中国杂志》创刊五周年之际，周总理题词道：“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宋庆龄后来对周总理的支持也表示十分感激，周总理去世后她在题词种特别提到周总理对《中国建设》给予的亲切关怀。
维护“保盟”：共同保障后勤工作顺利进行
抗战期间，在香港的宋庆龄为支持国内，于1938年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在“保盟”酝酿期间，周总理就对此事保持了高度关注和强烈支持。1938年2月，周总理在武汉会见了新西兰作家詹姆斯·贝特兰，拜托他带一份报告给宋庆龄，内容是八路军在医疗方面的需求，从侧面肯定了宋庆龄创办“保盟”的意义坐在。
1938年12月，在同德国友人王安娜（王炳南妻子）的谈话中，周总理又诚恳建议她可以去上海和香港，帮一帮孙夫人的忙。王安娜长途跋涉到达香港后宋庆龄十分高兴：“你会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周总理在给予宋庆龄支持的同时，也时刻挂念着她的安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同时开始进攻香港。周总理立刻致电在香港的同志，要求他们立刻转移在香港的各界朋友，特别提到了孙夫人宋庆龄。12月10日，宋庆龄陈佐最后的民航飞往重庆，几小时启德机场便被日军攻占。
来到重庆后，宋庆龄的境遇其实并不好。因政见不同，蒋介石对她十分冷遇，还派了许多国民党特务监视她，行动自由都受到限制。周总理1942年3月18日写给毛主席的电报中列举国民党活动109项，其中专门有一项反映了宋庆龄的困难处境。
在周总理与宋庆龄的努力争取下，她终于得以从孔祥熙家搬到了弟弟宋子文安排的房子中，尽管周边都是被敌机轰炸的残垣断壁，周围也仍有特务监视，但好歹获得了一楼之内的自由，并将重建的“保盟”总部办公室设置是在了这里。周总理立刻联系了避居澳门的宋庆龄重要助手廖梦醒来重庆，继续协助宋庆龄在保盟方面的工作，王安娜后来也来到了重庆继续协助宋庆龄。
1942年冬天，董必武等人要返回延安，为欢送他们，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举行了一个茶餐会，邀请了周总理夫妇、冯玉祥夫妇等人参加。
这一天，宋庆龄的壁炉上恰好挂着她前不久到农民家中访问的两株稻穗，那金灿灿的稻穗极其喜人，所有人都看得目不转睛。宋庆龄便将稻穗摘了下来，托在手上，深情道：“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总理对这话深表赞同，接过稻穗说道：“孙夫人说得好……这一天不会很远了！”周总理还提出建议，将来一定要把这两株稻穗画在新中国国徽上。
今日，在国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上，都有着两株金黄的稻穗。这稻穗是周总理和宋庆龄对人民爱的标志，也是两人共同革命友谊的见证。
“保盟”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也在物资上给予了八路军极大的支持。如保盟某次用募集的资金购买到了一台大型X光机，宋庆龄决定立即运往延安。因陆路交通已经被封锁，宋庆龄不得不借助美国史迪威将军帮助，将一架军用美机舱门改大，将X光机装上去运往延安。这台X光机成为了解放区当时第一台也是仅有的一台，对解放军医疗事业至关重要。
1945年8月30日，周总理陪同毛主席专程拜会宋庆龄，毛主席深情感谢道：“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抗战胜利后，宋美龄回到上海继续“保盟”的工作，并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将“保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免费租到了一间小房子。从她的信中可以得知，那间放了六张桌子的小房子里经常有6到11个人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的响，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
周总理此时正忙于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但也保持了对宋庆龄的绝对支持。1946年7月12日，他赴上海拜访宋庆龄；9月再次前来与她交谈。内战爆发后，他在信件中写道：“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是徒然的……”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了解放区大批物资支持，是解放战争重要的后勤保证。
两人除革命友谊外，私交也十分不错。1944年8月14日，他在写给王炳南的信中悉心问道：“上次小超（邓颖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
周总理逝世后，宋美龄沉浸在了失去一位好友、一位同志的巨大悲伤中。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总理追悼会上，已经83岁的宋庆龄坚持拖着病体向总理遗体致敬，心中悲痛万分。
然而，就在宋庆龄回忆自己与周总理相交的半个世纪，沉痛悼念自己的老朋友之际，却有人特意派人批评了她，大意是指责宋庆龄“耍官威”，来悼念周总理居然还要带两个随从。
这两个“随从”并不是日常服侍宋庆龄的人，而是她的秘书隋式姐妹。在场不少领导人，特别是年纪较大的，都带了自己的秘书前来。用此事给宋庆龄一个盖“刷官威”的帽子，让她愤怒不已。
宋庆龄当即发作了出来：“我这么大的年纪，有个人扶扶我，怎么就不行了？”这一动气，她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只能带着愤怒和悲痛转身离开了追悼会。
之后的日子，宋庆龄依旧是非常想念自己的挚友周总理，她公开发表了《怀念周总理》一文，寄托了自己的哀思。
于艰难时期开花的友谊，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时至今日仍闪闪发光，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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