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为何起兵反对张作霖？他是如何考虑的？|杨宇霆|郭松龄

事情缘由：

郭松龄反奉是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其不仅严重削弱了奉系军阀的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北伐乃至“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产生影响，是研究军阀政治和国民革命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而关于郭松龄反叛的原因，其实是不同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既有郭松龄本人的理想旨趣，也有当时奉系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日本人对华政策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场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

学界争鸣：

关于郭松龄反奉的原因的研究，学界大致有两种不一样的认识：一方将其简单地定义为“军阀混战”，认为郭松龄的反叛主要是因为张作霖赏罚不公，没有给予郭松龄应得的利益；另一派则主张郭松龄早年曾在广州聆听过孙中山先生的垂训，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推翻军阀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国家。对比而言,前者无疑是受到了特殊时期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但后者却也不免有些片面。

在笔者看来，郭松龄反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而之所以能在这一个特定的时期发生，也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联系。总而言之，正如霁云所言：“从表面上看，为了赶走杨宇霆，对人不对事。但从骨子里看，是为了打倒独裁，实行民主是对事不对人……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使之各尽所能，绝不让任何人埋没林下。”

由此可见，郭松龄还是致力于谋求（起码在东北）更好的发展，绝不是党同伐异所能一概而论的（但政治的因素也肯定产生了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因素与理想主义两个大的层面来探讨郭松林起兵反张的深层次缘由！

北洋派系

关于政治层面的原因

笔者以为，政治层面的因素——即为人所熟知的“土派”和“洋派”、郭松龄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可以看作是这场战争的“催化剂”。如上文所述，郭松龄的理想与军阀体制存在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其与杨宇霆的矛盾只是这种大矛盾的局部体现和缩影，我们不应该过分宣扬；但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政见的分歧，乃至郭和杨的个人恩怨，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战争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爆发（而且是加速了战争的到来）。故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其作用，笔者愿意将之称为郭松龄反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

张学良与郭松龄

首先，笔者想谈一下关于前代学者对于郭松龄反奉“军阀混战”的看法。在我们固有的印象中，“混战”应该至少包括三方“参与者”，而郭松龄反奉涉及了冯玉祥、李景林、郭松龄和张作霖四方势力，表面上看似乎可以称之为“军阀混战”。然而笔者认为，“军阀混战”的关键不在于战争的人数和参与者，而在于上述几人谁可以称为“军阀”，这并不是针对其阶级性质而言，而在于其是否具有独立性。有的研究者指出，军阀派系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某一个区域内出现了一个实力远超他人的军阀，在此背景下一些实力弱小的军阀会选择加入（不是结盟），由此可见军阀的派系是十分松散且难以维系的；同时研究者又进一步指出，哪怕是一些很强的军阀也难以控制其下属的督军（比如段祺瑞，他也提到了一些督军难以控制地方的军人，师长甚至无法号令旅长等等），其为了增强对军队的控制，往往会加强思想上的工作，减少军官作为“中间人”的作用。我们不难看出，军阀其实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特权并不随着加入某一派系而消失，而最开始处于某一体系或某一支军队内部的军官，在实力扩大后也有可能成为独立的军阀。举例言之，吴佩孚最开始是曹锟的下属，之后由于在湖南的战功逐渐成为了直系的领袖；孙传芳最开始是王占元的部将，后来成为“五省联帅”，取代吴佩孚成为直系的领袖；冯玉祥和王占元虽然名为直系，但都割据一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事实上，吴佩孚长期只是一个师长，这两人完全不从属于吴佩孚）；张宗昌最开始是奉军的将领，但在郭松龄反叛后趁势提出“鲁人治鲁”，实质上也就脱离了张作霖的控制。那么郭松龄是否具备了上述特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不得不说奉军的内部凝聚力要强过皖系和直系，其体系的结构更加完善，张作霖对各级将领的控制也更加到位。其次我们要注意到，吴佩孚和孙传芳是凭借独立创下的“功绩”而获得地位的提升，冯玉祥一直游离在直系之外，而张宗昌则是处于奉军的边缘地带，在奉军势力减弱时顺势“逃脱”的。而郭松龄则不然，其固然有不少战功，但主要是在张作霖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或者说他在战略层面只是执行者而非指挥者；其次，郭松龄的地位和权力主要来源于张学良，虽然具体的安排上张学良几乎对郭松龄言听计从，但从法理上张学良还是郭松龄的直接上级。换言之，郭松龄是奉军内部的高级军官，他的反奉只能被视为“叛乱”，而非“军阀混战”。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郭松龄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问题。笔者想要强调的是，郭松龄和杨宇霆之于张作霖的不同关系是造成二者矛盾的先决条件。杨宇霆虽然是日本留学生，但对奉系却是功勋卓著，其不仅设计帮张作霖驱赶段芝贵、打压冯玉麟，而且还与徐树铮共同导演了“秦皇岛截械事件”，帮助奉系“鸟枪换炮”，扩充了七个旅的军备。杨宇霆因此成为奉军的重要智囊，深受“老帅”张作霖的信任。而反观郭松龄，虽然也是奉天省人，但早年一直在四川广东等地活动，回到奉天的时候张作霖已经占据了奉天全省，而且其最初的工作只是担任讲武堂的教官，之后则主要是与张学良一起在奉军任职，虽然才能卓著，但也并未受到张作霖的完全信任（而且张作霖似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郭松龄思想的“危险性”）。简而言之，杨宇霆属于是“从龙有功”，其地位甚至不输像张作相、张景惠等张作霖一干出身草莽的弟兄，而郭松龄更多像是一个“外来户”，上文提到奉军有较强的内在凝聚力，从另一个层面讲也就有更强的“排外性”，二者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

战争指挥

再次，奉系内部矛盾的激化又和张作霖对东北军的改革有着直接的联系。有学者指出，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奉系从原来“可以左右局势的军阀”又变回了“比较大的军阀”。齐锡生指出：“当政治是一个有限制的、并具有解雇和危险性的职业的时候，大多数人就满足于给他们的亲戚及家庭成员以比较次要的位置（但有良好的待遇），而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有才能的人们去干” ，张作霖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而“弃用”了最初跟随自己的绿林兄弟，启用以杨宇霆、常荫槐为首的“士官系”和以郭松龄、霁云为首的“陆大系”共同整顿东北军务，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然而张作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老派”和“新派”之间稳定，却并未很好地解决“士官系”和“陆大系”之间的矛盾。有研究者指出，“陆大系”一直看不起“士官系”，因为后者接受的军事教育实际上不足以成为他们的老师和教官。同时张作霖对待二者也未免赏罚不分：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全面溃败，却唯有郭松龄和张学良的部队在山海关遏制了直系的进攻，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更是将山海关、秦皇岛一带的直军全部缴械，为奉军最终的胜利奠定基础，更不必说之前郭松龄作为教官为奉军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对比而言，张作霖之所以会在准备极为不充分的时候就与直系开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杨宇霆的“蛊惑”，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杨宇霆又极力阻碍郭松龄，致使其一怒之下率军撤离前线，同时杨宇霆平时也对张作霖尽显阿谀之态。然而即便如此，张作霖依旧将杨宇霆和姜登任命为江苏和安徽的督军，这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郭松龄反奉的“导火索”。质言之，当时的《东方杂志》记载：“行赏有所不及，地盘不能将功人悉数位置，于是内部怨望起，裂痕见，而倒戈之举遂不能免了。这是历来各军内讧的最普遍的最重大的原因。这回郭氏的倒戈，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因！”这样的认识固然浅薄，但笔者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郭松龄个人对奉系，特别是张学良的情谊。换言之，后来郭松龄“清君侧”的宣言固然是“官样文章”，但从上文所引其所设想的成功后对奉系的安排来看，我们决不能否认其有过“和平改造”奉军的想法，而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当然主要是其对东北人民的盘剥和国家主权的出卖）则愈发笃定了他武力反奉的决心，而其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又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郭松龄夫妻

关于理想层面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郭松龄如果仅仅是为了督军的位置，那么他完全可以再熬一熬，等“老帅”去世、“少帅”接任之后，其自然会时来运转，因而上述政治层面的因素仅仅起到“辅助作用”，根本上还是郭松龄个人消除军阀内战、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时人李坚白认为：“公（指郭松龄）之由粤回奉也，实抱一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故不惜降身求信于张氏父子”，同时又说郭松龄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就有了推翻张作霖的想法，只是由于吴佩孚的苛责而没有成功。笔者认为，李坚白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这大抵是其作为郭松龄的顾问和儿女亲家而受到情感因素所左右的缘故，其所言之郭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就密谋反奉的事件也未见于他人的记述。当然，我们仍不能否认郭松龄早年经历对其思想形成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其对中山先生的崇敬，有研究者指出：

“唯有郭松龄在中山先生去世的同年如此武装发难，并不完全是巧合。纵观郭松龄参加革命的历程，不能不说他深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影响，是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忧国忧民，改造东北，改造中国思想的实践和壮举”。

张作霖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郭松龄反奉的最基本出发点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愿望，建立民主共和国。接下来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简要梳理郭松龄的态度和所作所为。

首先是对军队的改造。郭松龄在担任讲武堂教官的时候就极为严格，不仅常常站在校门口亲自检查，而且只要学生回校的时间晚了1分钟就会被关禁闭；同时郭松龄更是以身作则，不吸烟、不喝酒，更不去妓院、赌场等就军人常去的地方。而在治军层面，郭松龄也是坚持“不打人，不骂人，不讲私情”，一身正气，廉洁清明，不喝兵血，同时废除了下跪、磕头等旧作风。需要强调的是，郭松龄对军队的整顿都在1922年张作霖全面整顿奉军之前，则此举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山先生建立现代化革命军队的践行，也正是因此郭松龄和张学良的部队可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抵御住直系的进攻。

其次就是郭松龄一直反对军阀之间的战争。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对生产生活的破坏和对国家主权的出卖。郭松龄曾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之败，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这段话并不仅仅是针对杨宇霆和张作霖的，更体现出战争对东北经济的摧残。一方面，为了扩充军备，任何军阀都必须不断招募新兵，1928年全国的军队有200余万人，而东北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就有25万人，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军队抢夺了劳动力）；同时尽管奉系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并没有遭受到过多战争的直接破坏，而且王永江的经济改革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张作霖的穷兵黩武还是给东北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奉系的军费支出包括发放军饷、购买军械和创办兵工厂（当然还有战争本身），而奉天省1922年的军费支出占全省总收入的81%，达到了2040亿元，第二次直奉战争光向三省人民摊派就有4800万元，总计1.5亿。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张作霖一方面对内提高税率，增加奉票的发行量，加强对人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摊派；一方面对外向日本借款，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把东北主要铁路修筑借垫款权,吉、黑两省几乎全部金矿、森林开发权,以及奉天省部分铁路、煤矿、地产、银号、契酒税收作了抵押,激起了广大东北人民的不满。由此可见张作霖不仅破坏了东北经济的发展，更甘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傀儡”，这一切只是为了侵吞其他军阀的势力并维护自己在东北的统治地位，这自然和郭松龄的理念是相悖的。

被击毙的郭松龄

最后我们来看看郭松龄在武力反奉的准备和过程中都做了些什么吧。

我们知道。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方密约的签订是郭松龄反奉的基础，以其十分重要，现全文抄录于下：

甲(指冯)乙(指郭)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一) 排除军阀专横, 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生政策, 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 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 开发边境,保存国土。1、直隶、热河均归丙(李景林) 治理。甲为贯彻和平主义,对热河决不收弃。保大京汉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隶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山东听其自然变化,但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之。2、乙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消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起见,改造东三省政府。前项改造事业,甲以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五)以后两军犯左列条件之一者, 此约无效: 1、为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3、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六) 中央政府之组织及施政方针,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悉依国民公意,甲乙两军竭诚拥护,决不干涉及掣肘。(七) 此约签字后, 即发生效力。

冯玉祥印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郭松龄印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郭松龄与冯玉祥

有研究者认为，郭、冯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色彩,与当时中共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革命目标基本一致；也有研究者指出，冯玉祥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遵守密约，其后李景林的叛变恰恰是因为冯玉祥的“背约”，而郭松龄之所以要与李景林结盟也是为了防范冯玉祥，而这则恰恰是他战略的败笔。笔者以为，不论冯玉祥、李景林如何谋划，郭松龄的目的一定是以东北为基地，逐步“走向共和”，这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郭松龄在战争过程中的表现。不少研究者都认为郭松龄没能利用奉系的内部矛盾，枪杀了姜登选，又拒绝拉拢统阚朝玺、汤玉麟和于深微等人，坚持“除恶务尽”的原则，最终导致自己被孤立，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固然是基于后人对战争全局进行把握后得出的正确认识，但郭松龄的选择恰恰体现出了他坚定的革命思想，是不可以被否定的。

再者就是郭松龄对日本人的态度。日方对张作霖和郭松龄在本质上是没有亲疏、憎恶之别的，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既得利益，因而在一定层面上日本甚至一直试图和平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而郭松龄面对日本人的拉拢，始终不卑不亢，在承认日本之前的既得利益的基础上，拒绝以割让国家主权的方式获得日本的支持，这也就促使日本最终倒向张作霖。从战略的角度而言，郭松龄是失败的，但从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而言，郭松龄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