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有人说，“二十世纪上半叶，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是兰州大学的赵俪生。”
赵俪生（1917年4月25日-2007年11月27日），山东安丘人，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
网络上曾流传一篇点评25位文化名人的文章，在作者笔下，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才华荡然无存；朱自清人望虽高，但“讲不出东西来”；闻一多则见解高明，一下就被他爱上了……人们称赞这篇文章藏否人物时真诚耿直，毫无媚态。而这篇文章正出自赵俪生之笔。
赵俪生参加过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为新中国的史学奠定基础。但是，“他不需要什么头衔，更无须排什么座次，他一生只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赵絪（赵俪生女儿）这样说。
下文为关于赵俪生先生的一个评述，首发“易象读书”，特此分享。
中年赵俪生
赵俪生一下子招收了七名研究生，说实在的，动用了“一二·九”运动中老朋友的关系，据说姚依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批的条子，"赵俪生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涉及到学术薪火"，一点都不客气。杨善群、白文固、霍俊江、马明达、葛金芳、杨木、秦晖，心高气傲的赵先生，对于自己手中的七名弟子，欢喜得不得了。就像老母鸡守护雏鸡一样，自诩为“七只九斤黄”（“必记本”注：“九斤黄”是当时知名的优良品种，赵俪生以爱犊之心把他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言谈举止之间，赵先生对于七位弟子的偏爱，真是眼红心热。别人招学生，也就是一两名，最多三名，赵俪生居然一人带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两个方向的研究生，第一拨就达七名之多。
常言道：性格就是命运。真是一点都不错。赵俪生既然是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且脾气秉性怪异，与人打交道，很少能够把小气候鼓捣舒坦的。赵先生确实是大牌，但是，总是耍“大牌”，又不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别看兰州大学长期把赵先生当作标杆式的人物，但是，老先生并不善于钻营和经营。
按照赵先生夫人高昭一的看法，不该忍受的时候，赵先生往往到能够忍受；应该隐忍的时候，反倒翻脸了。要是能有山东长辈傅斯年先生的资源，赵俪生也能成为“学阀”式的人物。民国之所以出活，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是此类人物，这里的“学阀”不是坏词，通常来讲，也就是学派的掌门人。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程千帆、章开沅都带出了很好的团队。学术团队的掌门人，必然具有学术魅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仅有学术魅力还不够，必须有人格的魅力，能够散发人性的光芒。同时，师生之间聚合在一起，切磋琢磨，才能够产生氛围和能量。
章开沅先生不仅具有学术和人格的魅力，而且还掌控学术资源，这样，马敏、朱英两位弟子，在华中师范大学与老师朝夕相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华中学派，就呼之欲出了。程千帆先生原本是武汉大学的“闲杂人员”，但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校长，懂得程先生的价值，尊重程先生的意思，这样，中国古典文史研究的“南大团队”就形成了。
遗憾的是，兰州大学明白赵俪生先生的价值，但是，与热情奔放、性格怪异的赵先生，总是疙疙瘩瘩。1978年左右，赵先生准备回归故里——山东大学，主事的刘冰发话了：只要我在甘肃一天，赵俪生休想走。很有点爱重人才的意思。
赵先生很不善于妥协，加上盛气凌人的习惯，结果自己培养的“七只九斤黄”不仅在毕业答辩的时候，备受折磨，而且被配备到祖国各地。杨善群（上海社科院），白文固（青海师范大学），霍俊江（河北师范学院，1993年到广州大学），马明达（暨南大学），葛金芳（湖北大学），秦晖（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杨木分配到兰州，距离老师最近，但也不是兰州大学。这样，就没有办法培养学术团队。也许，对于风华绝代的赵先生来说，这是让人无限怅惘，但是绝对具有赵俪生风格的结局。
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风波，好像里面也有赵先生的性格在里面。中国还真是很少有赵先生气魄和胸怀的导师，也许是世俗人缘的过，反正赵先生发信请的那些人物都没来，不是开会就是有病，要不就是资格不够，反正不怎么买先生的面子。无奈之下，请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田昌五。
田昌五（1925年7月13日——2001年10月6日），属于郭沫若《中国史稿》这个学术团队里面的重要成员，郭沫若1949年建立的这个学术团队，丧失了早年郭沫若生动活泼的特征，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学术胸怀不够。田昌五的学术理念自然与赵俪生迥异，兰州大学有势力的小团体正好可以消磨一下赵俪生的锐气和傲气。后果可想而知，白文固、葛金芳、秦晖算是幸运，霍俊江、杨善群惨不忍睹。其实，田昌五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有什么过错，既然赵俪生把我请来，依照赵先生的一贯风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至于评委对于论文，进行“抬杠”甚或“找茬”，都是探寻真理的路径，天塌不下来。
这件事情，赵俪生先生处理的确是不大妥当。不管怎么样，田昌五毕竟是你请来的，结果闹僵了。反正，以后中国的论文答辩会，多少都吸取了这次论文答辩会的教训，千万要请自己的哥们儿，不是哥们决不能请来，然后皆大欢喜。
研究生毕业答辩风波，对于赵先生影响极大，反正以后不招研究生了。这或许就是赵俪生先生因小失大的地方。学术掌门人或者领袖，必有宽广的胸怀，为了长远打算，也不能撂挑子，否则，正好让人家有话说。
赵先生1991年退休，也没有评上博士生导师，据说，国务院评议组十三人投弃权票。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是，你把人家几乎都得罪光了，事情很可能就僵住了。
赵先生特别注意学术同辈的弟子的情形，这也是争强好胜的赵先生的一大表现，甚至，王瑶、冯契弟子的论文和著作，都要找来进行批阅。老先生发现谁的弟子像谁，真有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味道。还要到论文里面摸摸这些人的功底，老先生发现，这些人的功底都不扎实。我们知道，王瑶、冯契很早就可以带博士，特别是王瑶，1981年就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也许赵俪生老先生心中有一股无名火气，大得很。很明显，老先生在与王瑶和冯契进行没有硝烟的比赛：我的弟子属于硕士生，你们带出来的是博士生，到头来还不如我的弟子，你们就看着办吧！
学术研究，首先是学者个性化的劳动，但是，薪火相传，必须有学术营盘。这是形成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现代学术，已经丧失传统的家学，但并不排斥学术家门，德高望重的掌门人，其实就是学派的大家长。为什么张鸣先生老说现在大学简直就是黑社会，还真是很有道理。当代中国大学，讲究师承。哭着喊着读博士，所为何来？大概有点认黑社会老大的意思。以前搞东方语言文化的，必须拜九十七岁高龄的季羡林为师，这样，出来混，必然具有“势能”，那怕在季羡林身边整天混日子，在国内找所211大学，应该不大困难。搞中国法制史的，到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门下，那算找到家门了。假如毕业还能够分配在中国政法大学，那么，只要忠诚于张晋藩所领导的团队，那么，职称、课题、项目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不仅在中国政法大学，哪怕被别的大学聘用，只要坚持搞法制史，就有点主场作战的意思。
社会学投靠郑杭生，管理学投靠张维迎，经济学投靠林毅夫，都属于合算的选择。
别看当代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像样的学派，但是宗派确实不少。
赵俪生先生，不善于进行经营，表面上看，这是性格所致，其实不然，赵先生自由主义的理念，就有点不大愿意参加组织的意思。不参加组织，就可能建立不起来自己的学术营盘，不容易发挥团队的集体主义优势，就成为“学术流寇”。
晚年赵俪生（左三）与学生们（右三秦晖）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中，学术营盘扎得比较好的，华中师范大学近代经济史营盘、南京大学中国中古文学史研究营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营盘。至于教育部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那都是对中国学术具有恐怖作用的，肯定是培养抢滩占地学术“尖刀分子”的，听起来就挺吓人。
学术营盘，要想出活，必然遵循学术领袖的底线学术理念；同时，营盘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学术领袖的理念进行突破。守先待后，发扬光大，同时能够做到，几乎不大可能。张晋藩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营盘，具有很大的势力。华中师范大学近代经济史营盘、南京大学中国中古文学史研究营盘，就更为厉害。
学术领袖胸襟和气魄，性情和人格，都是要命的。程千帆、章开沅先生所具有人格魅力和胸怀，张晋藩是不具备的。这从程千帆、章开沅弟子在当代学术地图中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
赵俪生先生的弟子，没有依托老师的庇护，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学术营盘的。也就是说，比起王瑶、冯契身边的弟子来说，秦晖要悲惨。
但是，秦晖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进行开拓，成为当代中国农民学扛鼎式的人物。可见，没有学术营盘的依托和庇护，“学术流寇”照样可以出活，但是，这里面的艰难万状，我们所知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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