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素有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强大的民族向心力。“血浓于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中华儿女对民族感情至高无上理念的生动表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抵御外敌入侵便构成了中华大地最令人荡气回肠的场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成为抗日救亡之际全民族对敌人的一致怒吼。
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凶残的日本法西斯，海内外炎黄子孙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和全民抗战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持久抗战，以粗劣的装备、技术打败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武装组织在一起的日本法西斯，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川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充分发扬并践行了这种民族团结精神。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为全民族抗日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四川确定为全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后，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从精神层面唤醒民众的爱国、抗战意识，转变为宣传动员民众为抗战出钱、出力、出粮的实际行动。重庆市作为战时的陪都，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抗日物资、兵员的最大后方根据地。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及四川省各市县，成为接纳大批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省份广大难民的主要区域。大量难民的涌入对于自身发展欠缺的四川而言，无疑增加了太多的重压与负担。不仅要想方设法安置好大批难民同胞，各种随迁机关、工厂、学校的人员，而且还必须切实担负起全国、全民族抗战的各种物资、粮食供应等职责。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四川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难民涌入四川，直接造成了物价飞涨，加剧了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川广大民众困难的生活。如《中央日报》报道称，“余于民国二十七年入川，其时上等白米，每斗仅法币二元余，近则涨至二十余元矣。中上等收入之公务员或大学教授，在战前向不以柴米油盐为忧者，而今则五口之家，月须以薪三分之一，购买食米，其艰苦已可想见，则收入低微者，更无论已”。难民涌入造成的物价飞涨，直接给四川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广大四川民众始终站在民族和国家兴亡的高度，不惜忍饥挨饿，遭受缺衣少食的煎熬，以宽广质朴的情怀接受大量的难民同胞，无怨无悔地救助他们，并与之共同建设抗日后防根据地。四川人民主动热情地接纳这些内迁难民，无私地帮助支持他们恢复生产和学习，为广大难民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
正如当时的小难民事后深情回忆受到的优待时所言的那样，“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中”。充分展示了国难之际四川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发挥主人公精神，主动与内迁人员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无私情怀。这种大爱精神也给抗战内迁人员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正如有人感言的那样，“我对四川、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此外，四川人民还无私地接纳了大批远道迁移来川的机关、工厂、学校，无私为之提供安身立命的落脚点，确保了这些外来机关单位有良好的发展环境。总计战时迁入四川的工矿企业约700家，工人1万多人；高等学校48所，师生2万多人，还有部分中学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仅重庆市一地，就先后接纳和安置了国民政府党中央机关57个，各级干部和员工约5000人。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员的涌入，不仅没有出现居无定所、无可立足的情形，反而得到妥善的安置和友善的接纳，很快恢复了生产、工作、学习与生活，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形成并巩固了新的后方抗战堡垒。
抗战之际，参军入伍成为广大四川热血青年的重要人生选择。在国共合作、全国总动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引领下，四川成都、重庆、自贡等很多地方出现青壮年积极参军的热潮，自愿参军，妻送夫、父母送儿当兵的事例层出不穷、不胜枚举。比如，中央军校成都分校陈执功等23名学员，积极向学校递交北上杀敌呈请时说：“学员等身为军人，痛亡国之无日，欲请缨而无路。今以最大决心，宁愿为收复失地之抗战而惨死，不愿为带兵升官之军人而幸生。”以最大的诚意和热情，表达了急切奔赴前线，杀敌报国的决心与勇气。不少普通青年也自愿舍身报国，入伍当兵以报效国家。
有人解释自愿抛妻别子当兵的原因时说：“我的母亲和妻子，有地租可以养活他们，用不着我在家。我要当兵，在全国总动员的时候，没有别的，我只将我的力量供献给国家。”表现了响应救国号召，主动抛妻别母，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如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自己4个儿子中的3个送去抗日前线。长子高光祖、次子高光文在湖北前线杀敌，四子高光大15岁就考入装甲兵团，转战湘桂各地战场。他仅留三儿子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以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
在1943年战事最吃紧的艰苦阶段，也是为了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广大知识青年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掀起“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从军高潮。两期知识青年从军活动，全国约有15万人登记报名，仅四川就有4万人以上，其中第一期仅成都一地就有8000人，占到总数的1/4强，为抗战提供了优秀充足的兵源，为抗击日寇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四川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主动担负起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崇高事业，充分展示了四川人民大爱无疆、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需要说明的是，在广大爱国青年主动参军抗日的同时，也出现不愿意当兵卫国，甚至不择手段拉夫抓壮丁的情形，不过，“这是由于一些豪绅阔少、纨绔子弟，没有爱国心，怕死，不愿应征上前线，宁愿出钱买人去顶替应征名额，而一些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人员和贪赃枉法之徒，为了中饱私囊，就干出了抓壮丁的买卖”。应该说，多数川军官兵还是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感召下自愿出征抗日的，被迫抓来的壮丁所占比例应该是有限的。“川军将士能那样英勇地为国浴血奋战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是经济来源大省的相继陷落，资金来源渠道受损；另一方面本就贫困的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西正与顽敌酣战。整个经济来源不断减少而战争费用的支出却在不断增加。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一般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50%以上，真正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经济负担者。以八年抗战总经费支出计算，国家共支出为14640余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1/3，约为4400亿元。可以说，四川人民成为抗日经费的最主要承担者一点也不为过。
除了财政负担，四川人民成为前方将士和后方城市人民所需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和供应者。从1941年到1945年的5年间，共征缴稻谷82285990市石。此外，每年还要承担供给西康、云南、贵州人民所需粮食的30%以上的任务，满足本省5000万人口的粮食需求。四川之所以能提供如此海量的粮食，与四川人民一心爱国，精耕细作，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等行为密不可分。巨大的粮食负担使天府之国的四川人民不得不“实行一日两餐”，甚至忍受缺粮少食、忍饥挨饿等煎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大四川民众对抗日救国、抗日保家的高度认可与自觉支持。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中，四川男女老少节衣缩食，主动为抗战救国踊跃捐献。总计两次献金活动募集了总额高达6亿至7亿元巨款，用于购买前方急需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提升官兵抗日武器装备；四川内地的工厂和农村掀起加班加点生产、支援前线的热潮，人们置严寒酷暑、风吹雨打、敌机疯狂轰炸于不顾，紧紧围绕打败日军这一目标，废寝忘食、加班加点的生产自救，想方设法支援前线；230万余人承担起赶修川陕、川黔、川湘、川滇公路和新津机场等任务，为稳定并巩固抗日大后方的根据地作用、核心作用，进行了不懈努力。四川人民在努力完成田赋纳粮、征借粮食、派购粮食繁重任务的情况下，还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捐献军粮，为确保抗日胜利付出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历史性贡献。
正如1945年10月，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所评价的那样：“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社论高度评价赞扬说四川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分别从人力、粮食和财力等方面，真实再现了四川人民为抗日救国付出的巨大牺牲与作出的无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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