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民特性危机
作者 |(美) 亨廷顿
翻译 | 程克雄
编辑 | 经典摘读
重要性：还挂国旗吗？
波士顿市比肯山的查尔斯街，是一条令人惬意的街道，两旁都是四层的砖楼，底层是古董店和别的商店，上面则是公寓套房。在邮局和饮料店的门口，曾经天天悬挂着国旗。后来邮局不挂国旗了。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挂国旗的只有饮料店一家。两周后，这里挂出了17面国旗，还有一面巨大的星条旗横跨在街道的上空。国家有难，查尔斯街的居民重新想到了自己的国家，与国同心。
查尔斯街人们的爱国主义高涨，正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内战以来，美国人就对国旗深怀感情。星条旗似乎成了一种宗教偶像，成了美国人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一个主要象征，其意义之深更甚于别国的旗帜。然而，“9·11”以后，国旗无处不见，其盛况大概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居民家庭、企业、汽车、服装、家具、店门、楼窗、路灯杆、电话杆等等，都有星条旗显现。据统计，10月初，80%的美国人说他们展示了国旗，家里挂旗的有63%，汽车挂旗的有28%，衣服上系旗的有29%。据报道，沃尔玛超市售出的国旗9月11日有116000面，第二天有250000面，而一年前这两天售出的数字分别为6400面和10000面。国旗的需求比海湾战争期间增长了10倍，制旗工人加班加点，日产量上升一倍、两倍或三倍。
国旗只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美国人爱国激情的猛然高涨，国民特性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别的特性。10月1日一位年轻女士的谈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19岁那年迁居纽约市……过去，要是你问我是什么人，我会告诉你，我是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会说我是一名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犹太人。我不会提到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的女伴和我在大学研究性别问题与经济问题，对男女的不平等感到灰心，讨论过是不是去到别的国家。9月11日，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到我过去一直把自己享受到的自由当做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的背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看见喷气式战斗机飞过时向它们欢呼，我把自己叫做一名爱国者。
这位名叫雷切尔·纽曼的女士说的这番话表明，在“9·11”以前，国民特性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是不高的。在某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精英人士中间，国民特性有时简直被淡忘了。全球化，多文化主义，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民特性的情绪，都冲击了美国人的意识。人种、民族属性和性别方面的特性登上了前列。与先辈移民不同，许多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忠诚于两边的国家。拉美裔移民大量涌入，使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统一成了问题。公司经理们、教授们和信息时代技术专家们视世界性身份重于国民身份。美国史的教学让位于民族史和人种史的教学。强调多样性取代了强调美国人的共同性。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艰辛工作和战争而建立起来，又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巩固的全国团结和国家认同感似乎在衰竭。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到2000年时已不如此前百年间那样举国一体。在美国人各种特性的旗杆上，星条旗似乎是处于降半旗的位置，而另外一些旗帜却在更高处飘扬。
20世纪90年代的几件事突出表明了美国国民特性受到了其他的国民层次以下的特性、跨国的特性和他国的特性的挑战。
他国的特性
在1998年2月墨西哥和美国的金杯足球赛上，有91255名球迷沉浸于“红白绿旗帜的海洋”。谁打出星条旗，他们就嘘谁。他们向美国球员“扔石头、水杯、啤酒杯或更坏的液体”，还用“水果和啤酒杯”袭击了几个想举起美国国旗的球迷。这场球赛的地点并不是墨西哥城，而是洛杉矶。一个美国球迷低头躲开一块向他的脑袋砸过来的柠檬，气愤地说，“在我们美国不让举美国国旗，岂有此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也感叹：“美国队在洛杉矶踢球居然不是主场球。”
从前，历经千辛万苦来美国的移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热泪盈眶，他们满怀激情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自由、工作和希望。这些人往往成为爱国心最强烈的美国公民。在2000年，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略低于1910年。可是，身在美国而心却在别国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可能高于美国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
亚民族的特性
约瑟夫·雷亚在他的《种族骄傲与美国人身份》一书中，引述了两位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读过的诗。在1961年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罗伯特·弗罗斯特朗读一首诗，歌颂了美国的创建得到了上帝“赞许”而开辟新纪元的“英雄业绩”，诗中说：
我们革命造反的冒险,
在自由的故事中证明了自己的正义,
光荣啊光荣代代相传至今不息。
他说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诗歌和力量的黄金时代”。
32年以后，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玛娅·安杰卢朗读的诗所表达的美国形象却是另一个样子。她一次也没有提到“美国”或“美国人”，却列举了27个人种、宗教、部落群体——亚洲人，犹太人，波尼人，拉美裔人，爱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阿散蒂人，等等。她谴责说，由于美国“追逐利润的武装斗争”及其“犬儒主义的血腥烙印”，那些群体受到了不道德的欺压。她说美国可能“永远陷于恐惧，永世套上野蛮枷锁”。因此，弗罗斯特认为美国的历史和特性是光荣的，值得庆贺，流传千古，而安杰卢却认为美国的特性是亚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真正身份受到邪恶的威胁。
一种类似的对照出现于1997年《纽约时报》记者对沃德·康纳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康纳利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领导一项公民立法提案，要求州政府停止“照顾少数民族”的“赞助性行动”。请看电话采访中的以下对话：
记者：“你是什么人？”
康纳利：“我是美国人。”
记者：“不，不，不!你是什么人？”
康纳利：“是，是，是!我是美国人。”
记者：“我不是问这个。我听说你是非洲裔美国人。你是耻于承认自己是非洲裔美国人吗？”
康纳利：“不，我只是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
接着，康纳利解释说，他的祖先包括非洲人、法国人、爱尔兰人以及印第安人。最后，
记者：“这使你成为什么人？”
康纳利：“这使我成为全美国人!”
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像上面谈到的雷切尔·纽曼那样的一些美国人，在回答“你是什么人？”的问题时，却不会像康纳利这样满怀激情地说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只会像《纽约时报》记者所期待的那样，报出国民身份层次以下的人种和民族属性或性别身份。
跨国特性
1996年，拉尔夫·纳德给美国100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写信，提出他们的公司从联邦政府得到巨额的减免税优惠及其他补贴(据卡托研究所估计每年高达650亿美元)，因此要求他们表示支持“养育了他们、建造了他们、补贴了他们和保卫了他们的国家”，在年度股东大会开幕时向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宣读效忠誓言。一家公司(联合百货商店公司)回答时表示赞成；半数公司根本不作答复；别的公司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福特公司的代表明确地声称了他们的跨国身份：“福特是跨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公司，在英国就是英国公司，在德国就是德国公司。”安泰公司首席执行官说纳德的主张“违背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赖以立足的原则”。摩托罗拉公司谴责纳德的主张带有“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色彩”。普赖斯·科斯特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问纳德：“你下一步还会提什么建议——要个人忠诚宣誓吧？”金佰利公司经理说得更肯定：这“让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搞忠诚宣誓的那些阴暗的日子”。
美国大公司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原因之一无疑在于纳德找他们的麻烦已有好几年了，所以他们趁这一机会把纳德比做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然而，在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像他们这样贬低国民身份的意义甚至予以弃置一旁的人，还大有人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攻击民族主义，警告说给学生灌输美国自豪感是危险的，认为将个人认同于国家是不可取的。诸如此类的言论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包括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甚至还有政界的某些人士，正在无国籍化，将跨国身份和世界主义特性置于国民特性之上。但就美国公众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样，一头是多数美国人依然重视国民特性，另一头是越来越多的操纵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人在谋求跨国身份，两头之间出现了差距。
“9·11”急剧降低了这些非国民特性的地位，美国国旗又重新高高地飘扬在旗杆顶上。它会长久在那里吗？我们在上面说到查尔斯街的17面国旗，它们到2001年11月减到了12面，12月为9面，2002年1月为7面，3月为5面，到了“9·11”一周年时，只有4面，这等于“9·11”之前的4倍，但比一年前减少了3/4。如果说这是表明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的一个指数，那么它是否表示了“9·11”以后的一种正常状态？难道我们都像雷切尔·纽曼一样，需要由一个本·拉丹来提醒我们自己是美国人？如果我们不再反复经受这种破坏性的惨痛袭击，我们会不会又回复到美国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像“9·11”之前那样低迷不振的局面？或者，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重新振奋起来的国家认同感，它不依赖于外界给我们造成灾难的威胁，却又能让我们得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缺乏的那种万众一心的团结？
实质：我们是谁？
“9·11”以后展现出来的国旗是美国的象征，但旗帜并不能表达出美国的实质意义。有些国旗，例如一些国家的三色旗、英国的米字旗、巴基斯坦的有星和新月的绿色旗，多多少少可以说明它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特性。我们的星条旗图像明朗，但只说明合众国最初由13个州、现在由50个州所组成。除此之外，这旗帜还有什么意义，就任凭美国人和别国的人想象了。“9·11”以后国旗大量展现，很可能证明了国民特性在大家心目中重新占有重要地位，但可能也表明人们对于这一特性的实质还不是很清楚。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会随着外来威胁的强弱而急剧上下波动，可是国民特性的实质却是由各种各样长期的、根本性的、往往还彼此冲突的社会趋势、经济趋势和政治趋势逐渐慢慢形成的。涉及美国国民特性的实质的那些关键问题，是不会在9月10日到9月11日一天之间就突然消失的。
“我们美国人”这句话，其主语就体现出国民特性的一个实质问题。我们是“我们”吗？我们是一种人，还是几种人？如果说我们确实是“我们”，那么“我们”和“他们”即美国人以外的人们又区别何在呢？在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宗教、价值观、文化、财富、政治或别的什么吗？美国是不是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普世之国”，它所依据的价值观对全人类来说都是通用的，原则上囊括了所有各国人民？或者，我们是否只是一个西方国家，我们的特性是由我们的欧洲传统和体制所决定的？或者，我们是不是像“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二百多年来所说的那样，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文明？我们是否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群体，我们的特性只存在于《独立宣言》及其他开国文献所体现的社会契约之中？我们是多文化的，还是双文化的，抑或是单文化的；是一幅镶嵌画，还是一个大坩埚？我们有没有超出于人种特性、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之上的一种有意义的国民特性？在“9·11”以后的时代，这些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依然存在的。它们部分说来是笔墨之争，然而，它们也是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内外政策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激烈辩论过不少事情，如移民和同化、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种族关系和赞助性行动、公立学校和公共单位中的宗教、双语教育、中小学和高校的教学大纲内容、学校里的祷告和堕胎、公民身份和国籍的意义、外国势力对美国选举的干预、美国法律在国境以外的运用以及移民社群在国内外日益增大的政治作用。所有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说都涉及国民特性问题。在这每一件事情上不论采取什么立场，几乎都得在国民特性问题上有所表态。
对外政策方面也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进行了激烈、广泛和相当混乱的辩论。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但这并不是人们对美国的作用掌握不准的唯一原因。国家利益来自国民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假如美国的特性就在于普世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那么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大概就是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别的国家去。可是，假如美国是与众不同的“例外”，那么在别国促进人权和民主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假如美国主要是多种文化和民族实体的联合体，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该是促进这些实体的目标实现，我们就该奉行“多文化的对外政策”。假如美国首先是一个具有欧洲文化传统的西方国家，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注意加强与西欧的联系。假如外来移民使美国成为比较具有拉美裔文化特性的国家，那么我们的注意力首先就该放在拉丁美洲。假如美国的特性主要不在于欧洲文化，也不在于拉美文化，那么美国推行对外政策就不要跟我们与别国的文化联系扯在一起。国民特性的其他定义还会衍生出另一些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对外政策上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是什么人这一方面有争论。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于1707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于177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于1918年。它们的名称表明，它们都是若干个实体通过联合或征服而结在一起的联合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三国似乎都像是有凝聚力的和成功的社会，它们的政府相对说来是有效的，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承认是合法的，它们的人民作为英国人(British)、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有很强的国民身份意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不复存在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王国的联合不那么强了，北爱尔兰有人正为新政体而奋斗，苏格兰和威尔士正在实行权力下放，许多苏格兰人期盼最终独立，英格兰人日益普遍地自称为English(英格兰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颠人)。由几个十字构成的米字旗有分崩离析之势，联合王国到21世纪上半期某个时候也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
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之前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现在，也没有什么人预料美利坚合众国会解体或起根本变化。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倘若到了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也还是跟25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那倒会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
美国人在18世纪后期实现独立时，人口不多，而且是清一色：基本上全是白人(当时黑人和印第安人还不能具有公民身份)，是英裔人和新教徒，有着共同的文化，绝大多数人都忠于《独立宣言》、宪法及其他开国文献中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到20世纪末，美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百倍，多种族(大约69%为白人，12%为拉美裔人，12%为黑人，4%为亚洲裔和太平洋岛裔人，其余约3%)，多民族(没有任何一种民族属性的人占人口大多数)，多宗教信仰（新教徒占63%，天主教徒占23%，其他宗教的信徒占8%，还有4%的人不信教）。美国的共同文化以及“美国信念”的两条主要原则，即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受到了美国社会中许多个人和团体的攻击。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邪恶帝国对立面。我们美国人已不是我们过去那样的人，而且说不准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永恒的。正如卢梭所言，“既然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国家能希望永世长存呢？”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无情的外部“野蛮”势力的威胁。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也会遭受斯巴达、罗马等国家的命运。从历史上看，美国的特性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人种和民族单一的美国不复存在。美国的文化受到围攻。苏联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弱的。像罗伯特·卡普兰所注意到的那样，可能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美国会比别的国家更
可能走完由生到死的历程”。然而有的社会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也能够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国民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美国人在“9·11”以后这样做了。在第三个千年的头几年，美国人面临的挑战就是：如果不受到袭击，他们是否还能继续这样做。
全球特性危机
美国的特性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存在特性问题的绝不只是美国。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中国被说成是“探索国家特性”。据说叙利亚和巴西都面临各自的“特性危机”；加拿大处于“持续不断的特性危机”；丹麦处于“尖锐的特性危机”；阿尔及利亚处于“破坏性的特性危机”；土耳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而导致激烈的“国家特性辩论”；俄罗斯则处于“深刻的特性危机”，这一危机重新打开了19世纪斯拉夫派和西方化派之间的辩论，争论俄罗斯到底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还是一个特殊的欧亚国家。在墨西哥，“墨西哥特性”问题提到了前列。原先两个德国——一个是民主的和西欧的德国，一个是共产主义的和东欧的德国——如今正奋力重建一个共同的德国特性。不列颠诸岛的居民对自己的不列颠(British)身份已不是那么肯定，在琢磨自己首先是欧洲人还是北大西洋人。国民特性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
以上这些以及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性危机在形式、实质和激烈程度上各自有所不同，每一处的危机无疑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独特的原因。然而，这一危机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如此之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很可能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普遍的原因包括：出现了全球经济，通信和交通运输大有改善，人口流动幅度上升，民主制度在全球扩展，冷战结束，作为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苏联共产主义也结束了。
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在美国，这种身份碎裂表现为多文化论崛起，人种、民族和性别意识抬头。在另一些国家，它的表现形式比较极端，出现了一些种族、教派要求得到政治承认、自治或独立的运动。魁北克人、苏格兰人、佛拉芒人、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伦巴第人、科西嘉人、库尔德人、科索沃人、柏柏尔人、恰帕人、车臣人、巴勒斯坦人、棉兰老岛穆斯林、苏丹基督教徒、阿布哈兹人、泰米尔人、亚齐人、东帝汶人等族群中间都出现了这样的运动。
在出现这种身份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超国家身份的出现在欧洲最明显，它同时又加剧着身份的狭窄化。例如，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自称为Scottish(苏格兰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颠人，英国人)，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苏格兰人身份扎根于欧洲人身份。伦巴第人、加泰罗尼亚人和欧洲的另一些人亦是如此。
一种相关的现象，是各种社群既互相杂居又各自抱团，既彼此交往又彼此分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暂时的和永久性的人口流动，使越来越多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掺和在一起：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流到美国，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流入西欧。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使这些流动人口能够继续保持为原有文化和社群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散居海外的群落，保持着跨国的共性。他们既与所在地区的人杂处，又自己抱成一团。对于美国来说，现今来自墨西哥和拉美其他地方的移民日益增多，由于上述的情况，他们对于人口同化造成的后果，可能跟以往的移民浪潮大不相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人士，有时还有经济界精英人士，曾大力倡导民族主义爱国精神。他们提出了一些精心设计和充满激情的口号，希望在本国所有同胞心中都激起爱国之心，为国家的事业共同奋斗。然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在美国以及许多别的国家，精英人士中间也出现了日益上升的非国籍化现象。由于出现了全球经济和全球公司，加上人们能够结成跨国联合组织以便在全球范围促进各种改革(例如争取妇女权利，保护环境，清除地雷，捍卫人权，争取限制私人枪械)，这就使得许多精英人士具有超国家身份，而贬低一国国民身份。从前，流动人口一般是在国内从农村到城市或在城市之间移动，从事自己的事业或者追求财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从一国到另一国流动。从前在国内流动的人，乡土观念趋于淡薄；现在跨国流动的人，则是国籍观念趋于淡薄，他们成为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的人，或是成为世界公民。
在欧洲国家观念出现的早期，国民特性主要是界定于宗教信仰。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大都转向世俗化。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大多是按照自己的祖先、语言或文化界定国民身份，而宗教往往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到20世纪，除了美国这一明显例外情况以外，西方国家的人已普遍世俗化，教会和宗教信仰在公共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作用已经降低了。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看来又将是一个宗教的世纪。除了西欧以外，几乎处处的人都回头到宗教信仰中寻求安慰、指导和认同。如同吉勒斯·凯珀尔所说，到处可见“上帝的复仇”。宗教集团之间的暴力行动在世界各地蔓延。人们越来越关心尽管相距遥远但却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的命运。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要求按照宗教界定国民特性的强大运动。美国出现的运动有所不同，是号召人们记住美国的宗教来源以及美国人虔诚信教的传统。福音派基督教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美国人总的说来可能正在恢复三个世纪以来普遍存在的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的自我形象。
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世界各地有50多个国家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扩大民主和深化民主的努力。个别的专制政府也许能够统治而且往往还确实统治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但民主制度则意味着人民起码能选择其统治者，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样，身份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谁是人民？正如伊弗·詹宁斯所说，“在有人决定谁是人民以后，人民才能作出决定。”决定谁是人民，可能有赖于长久的传统、战争和征服、公民投票或全民公决、宪法修订或其他因素。但不论怎样，这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当专制国家民主化时，以及当民主国家面临着许多新来者申请公民身份时，如何界定公民身份，确定谁是公民、谁不是公民，都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是几百年反复发生的战争的结果。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说，“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又制造战争。”这些战争使得国家有可能也有必要在自己的民众中间培养国家和国民意识。国家当局的首要职能就是立国安邦，卫国卫民。正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能，国家当局才有理由扩大其权力，并建立军队、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赋税制度。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然而，到20世纪末，冷战结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变得罕见。据一项估计报告，1989年至1999年期间，在110次战争中，只有7次不是内战。现在战争往往充当国家的分裂者，而不是国家的造就者。在比较通常的情况下，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能降低了，这就降低了国家当局的权威，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有理由认同自己的国家，相反，却更多地认同国家层次以下的和跨国的群体。
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文化中高低有所不同。在穆斯林世界，身份的认同呈现出一个Ｕ字形：最强烈的认同感，一头是家族、氏族和部落，另一头是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所属的教派，而对国家的忠心通常较弱，只有很少的人例外。在西方世界，则是把这个Ｕ字倒过来，对国家的认同最高，而比国家狭窄的或广泛的认同感较低。可是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正在起变化，超国家的和国民层次以下的各种身份的地位逐渐上升，欧美人的认同感不再是两头低中间高，而是趋于拉平，向穆斯林的模式接近。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在失去分量。如果说情况的确如此，那么问题就是：如果说有些什么东西正在取代上述概念的地位，那么它们是什么？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说情况并非如此，国民特性仍然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美国人国民特性的内容方面的变化对美国来说含义如何？
美国特性的前景
美国人国民特性所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轻重，以及国民特性与其他特性相比较而言的重要性，随岁月而有所变化。在18世纪上半期，北美各殖民地和各州的人们开始形成Americans(美利坚人)这一共同身份，同时也保留着别的身份，主要是自己所在州县的身份。立国以后，先是与英国人打仗，然后与法国人打仗，随后又一次与英国人打仗，通过这些战争，Americans(美国人)作为大家共有的身份，地位加强了。1815年后，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外来威胁消失，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了。人们重视其地区身份和经济身份，国家逐渐陷于分裂，直至发生内战。这场战争使美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地位在19世纪末巩固下来。此后，随着美国登上世界舞台，而且在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心和国民意识得到了发扬。
美国人有过明显的民族属性之分，但19世纪中期移居而来的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以及1880—1914年之间移居而来的南欧和东欧人，均与当地原有居民同化，民族属性这一因素的作用逐渐弱化了。人种属性的因素，先是由于内战的结果稍有弱化，而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进一步削弱了它的作用。在那之后的几十年，美国人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信念这一核心因素遇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苏联解体，消灭了美国安全面临的一大威胁，因此，相对于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跨国身份、双重国籍身份和他国身份而言，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下降了。历史经验和社会学分析表明，国无外敌，其社会团结往往削弱，很可能孕育着分裂因素。目前断断续续的恐怖袭击以及与伊拉克和其他“无赖国家”的冲突会不会像20世纪的战争那样让美国人产生凝聚力，还是问题。
第二，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损害了美国国民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这一挑战是由克林顿总统明显挑动起来的，因为他说美国需要继独立战争和民权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以“证明我们即使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也能生存”。对这一文化的攻击也损害了这一文化所产生的“美国信念”，而且反映于各种鼓吹群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运动。
第三，美国的外来移民浪潮过去主要来自欧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第三大移民浪潮却是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他们原先祖国的文化跟美国的主流文化往往相距甚远，所以他们虽已身在美国，但在文化上继续与原先的祖国保持联系却要容易得多。从前，对外来移民有整套的美国化措施，让他们同化到美国社会之中。1965年以后，这样的措施都没有了。从前，同化比较顺利，因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先后由于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停，而且当时还有限制移民的法律。现今的移民浪潮却没完没了，要消除他们对别国的忠诚而把他们同化到美国社会之中，将会慢得多难得多。
第四，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移民的大多数人共说一种非英语的语言的现象。现在，说西班牙语的人占移民绝大多数，何况他们原先的祖国又彼此相邻。他们绝对人数多；移民浪潮看来不会终止，也不会锐降；他们到美国后的人口分布集中；他们原祖国的政府鼓励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界施加影响；许多美国精英人士支持他们，鼓吹多文化论、多样性、双语教育和照顾他们的赞助性行动；美国商界为了牟利而刻意迎合拉美裔人的口味，并在生意中和广告中使用西班牙语，雇用拉美裔员工；人们施加压力要求在政府标志、公文、报告和办公场所使用与英语并行的西班牙语。
国民特性中的人种和民族属性因素已经消除，如今它的文化和信念因素又受到挑战，这就给美国国民特性的前景提出了问题。至少可能有四种前景：意识形态的，分成两杈的，排他性的以及文化性的。未来的美国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这些以及另一些可能的特性的混合物。
第一，美国有可能像克林顿总统预期的那样，失去其核心文化，而成为多文化社会。然而，美国还有可能保持继续忠于“美国信念”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为国家的团结和特性提供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基础。许多人，特别是自由派人士赞成这一方案。然而，它的前提是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仅仅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此外这些个人就并无共同之处。这是18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那种经典的国家理念。可是历史和心理学都表明，这恐怕不足以让一个国家长存。美国若是仅仅以“信念”作为团结的基础，那就可能很快演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它包括各种民族、人种、文化和政治的群体，这些群体除了共同生活在原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域之内这一点以外，就基本上没有或完全没有别的共同之处。这种由不同群体构成的集合体就类似于昔日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些集合体是靠一位皇帝及其官僚机构维系在一起。而在美国，有什么体制能维系这样一个松散的集合体呢？美国18世纪80年代的经历和德国19世纪60年代的经历表明，昔日的邦联通常都是长不了的。
第二，1965年之后大量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有可能使美国分成两杈，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文化(盎格鲁文化和拉美裔文化)，从而加剧或者取代美国社会原有的黑白人种分杈现象。美国的一些地方，首先是佛罗里达州南部和美国西南部各州，可能变成以拉美裔文化和西班牙语为主，其他各地则是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并存。简而言之，美国将失去文化和语言的统一，变成一个双语言、双文化的社会，像加拿大、瑞士或比利时那样。
第三，各种势力向核心美国文化和“美国信念”挑战，可能促使美国本地白人重新抓起本来业已放弃和推翻了的人种和民族属性理念，排斥、驱逐或压制其他人种、民族和文化的群体。历史和当代的一些事例表明，当一度居统治地位的种族群体感到其他种族群体的崛起对自己形成威胁时，很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反应。这会使一个国家变得对其他种族缺乏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会趋于高度激化。
第四，美国所有各人种和民族属性的人可能会重新振兴他们的核心文化。这将意味着美国成为一个宗教信仰深刻的、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引导若干个在人口上居于少数的宗教群体，恪守盎格鲁—新教价值观，说英语，保持欧洲文化传统，忠于“美国信念”的原则。宗教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国特性和国民身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许还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宗教的原因而创建的，宗教运动影响了它的演变历程将近四个世纪之久。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人信仰宗教的程度都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人。绝大多数的美国白人、美国黑人和美国拉美裔人都是基督教徒。在当今世界上，文化尤其是宗教影响到每一大洲各国人民的忠诚和敌友关系，因此美国人可以重新在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到自己的国民特性。
本文来源：《谁是美国人》 / (美) 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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