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早期发展中，思想的传播尤为重要。在山西党史中，最先要提起的就是高君宇。在先驱高君宇的影响和带动下，山西省立一中和省城太原诸校的进步学生组织起来，研究新思想、新文化，许多理论社团陆续出现。而高君宇在山西在太原最得力的助手就是王振翼。 王振翼是山西天镇人，又名仲一、振一、壮飞。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山西太原，马克思主义在太原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充满艰难和曲折。首先遇到的就是阎锡山的抵制。为巩固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先提用民政治，强调武德教育，在“做好人有饭吃”“主张公道”的口号下，试图通过编制一个严密的行政网把人民看住，使民德民智民财为其所用；再开“进山会议”，欲从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
阎锡山声称“因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来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1921年6月21日开始的“进山会议”，一直持续2年又4个月，每周开会2次，每次讨论2小时，参加讨论的人也从一开始的24人增加至后来的500余人，仅整理形成的记录就达200余万字。会议得出的诸如“公平制度”“资公有”“产私有”等结论无非是各种学说堆砌而成的空洞说教，但因其披上了一层理论的光环在社会上便有了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阎的这套理论一出笼，就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1919年11月，李大钊在《新生活》第15期《“用民政治”》的短评中指出：“在‘民治’的国家，有人出来要行‘用民政治’，这不但可以令人奇怪，并且觉着危险万分。可是‘用民政治’这个名词，到底是怎样解释？用民的人是谁？用民要做什么？我还是不知。”1921年3月李大钊在《新生活》第46期《山西》的短文中进一步指出，用“武装教育”“注重孔子教育以军国主义辅之”的文句批评阎锡山，“未免太恭维了‘模范省’的模范人物，太污辱了‘教育’、‘孔子教育’、‘军国主义’这几个名词。
为进一步阻止马克思主义在太原的传播，阎锡山还邀请江亢虎等到太原“讲学”。1920年11月，江亢虎以《社会主义之今昔》《中国文化及于西方之影响》等为题，在山西大学、女子师范、自省堂、国民师范、文赢公园、法政学校多地讲演，宣扬带有浓厚封建色彩、无政府主义烙印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太原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无政府主义思想一时甚嚣尘上。
就在此时，王振翼等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平民周刊》为阵地，依据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连续发文开展针锋相对的争鸣。《平民周刊》上一篇署名“虎啸”的文章，有理有据地反驳江亢虎的观点，令山西当局大为震惊。阎锡山下令查封《平民周刊》，追查“虎啸”其人。“虎啸”正是王振翼，在太原读书期间，王振翼所有的开支全赖在阎锡山部队供职的胞兄王振恩给他的5元钱。
为让王“迷途知返”。面对王振翼的反驳，阎锡山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阎锡山指使省立一中校长出面规劝，王不为所动。校方又请来王在山西省议会当议员的四叔王相图与胞兄王振恩劝说，王坚持不听。最后王振恩以“断绝经济往来”威胁王放弃《平民周刊》，王依然坚决表示即使断绝经济往来，也不会放弃《平民周刊》！不放弃自己信仰的王振翼也就不为当局所容，1922年7月被迫离开太原。出至第78期的《平民周刊》遭当局停邮，被迫停刊。在与各种思潮、各种流派争鸣交锋中马克思主义日渐显现出真理的光芒，越来越多的太原进步青年集合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王振翼、贺昌、傅懋恭（彭真）、张叔平、侯士敏、纪廷梓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太原也是山西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离开山西的王振翼跟随周恩来南下来到南昌，凭借着自己多年的思想理论储备，在南昌，他在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部做政治训练工作，在对贺龙军队的思想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后来的南昌起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周恩来贺龙誉为功臣。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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