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的一个晚上,时任中国地质部长的李四光,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已在这里等候。
进门后,毛主席与李四光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中国贫油,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如果真是贫油的话,能不能搞一些人工合成油呢?”
李四光一听,立刻起身并坚定地说:“不用合成,我国有石油,而且中国的天然石油前景很好!”
当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面,敢直接否定中国“贫油论”,李四光很清楚这里面的分量和责任。
因为,当时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贫油国。
1907年,清政府在陕西延长县创办了“延长石油官厂”,这是中国第一口油井,结束了中国不产石油的历史。
1914年—1918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对延长县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石油地质粗查,一共钻了7口油井,全都没有开采价值。
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在对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后,认为在中国东南部和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石油,并写文章称“中国是贫油国家”。
此后,“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了。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当时,世界上发现的大油田都是在海相沉积地层上,而中国的地质结构主要是陆相沉积。
虽然,当时已经在中国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等陆相沉积地层上发现过油田,但是规模太小,产量太低。
另外,加上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较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贫油论”的帽子就一直扣在我们头上,不少地质学家也抱有这样悲观的看法。
所以,中国的石油一直以来依赖“洋油”,需要大量进口。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很多驮着“煤气包”的汽车。
民国时期发明的“煤气包轿车”
建国后驮着“煤气包”的公交车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间来到1953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即将进入全面建设发展阶段。
然而,由于缺少石油,工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限制,甚至连国防安全都将受到影响。
朱德总司令曾经忧心忡忡地说:“坦克、飞机还不如打狗棍!”一些国外专家甚至断言:“依照中国的石油产量,根本无力打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究竟走煤炭炼油的路子,还是走石油开发的路子,中国到底是不是贫油?毛主席和周总理迫切地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以便为国家制定能源发展规划。
而李四光的回答,无疑让毛主席和周总理心里有了底,也为当时国家能源发展确定了方向。
这并不是李四光临时起意的想法,而是源自他多年的潜心研究。其实,李四光等一些科学家反对“中国贫油论”由来已久。
李四光的原名李仲揆,出生于1889年,是湖北省黄冈人,家境贫穷,父亲是一位农村私塾的教书先生。他就在父亲教书的地方读书。
1902年,李仲揆14岁那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外,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
获知这一消息的李仲揆跃跃欲试,在父亲的鼓励下,只身一人来到武昌参加考试。
到了学校后,李仲揆花一个铜板买了一张报名表。就在准备填表的时候,一位老师问他:“多大了?”他回答:“十四。”然后,随手将“十四”写在了姓名栏上。
发现错误的李仲揆灵机一动,便把“十”改成了“李”,但又觉得“李四”这个名字实在太随意了,便借用了教室挂着的牌匾“光被四表”的“光”字。
于是自此以后,李仲揆便成为了李四光。
在这次入学考试中,李四光虽然取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但是主考先生看见他是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孩子,不太愿意录取他。
而学堂里有位张先生,很喜爱李四光的才学,极力向主考先生保荐说:这孩子是我的先生的儿子,聪明好学,读书很用功,这样的人才我们不应该放弃。这样,李四光才顺利地入校学习。
在新式学堂里,李四光学到了许多私塾里学不到的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1904年7月,李四光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学习造船,并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学习生活。
如果说当初他还是个追求新鲜事物的少年的话。在这七年中,他成长为一名有志青年,不仅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青年时的李四光
1905年,李四光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并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亲口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句话也成为李四光在求学与创新道路上的核心信念。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省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职务。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当时,李四光愈发感到“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读书十年”。
不久后,李四光再次出国留学,这一次他来到英国,正式开始学习地质学,并于1919年顺利毕业,被授予了硕士学位。导师包尔顿教授劝他在英国继续深造, 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
但时逢“五四运动”爆发, 他放弃了高薪邀请,途经欧洲,辗转回国,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在北大地质系担任系主任兼教授,此后,他便彻底投身于地质科学研究之中。
早些年在北京大学的日子里, 为了弄清楚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除教学外,李四光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研究一种蜓科化石。地质学的重大突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北伐战争开始后, 北京大学的教学一度中断。 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 李四光担任所长, 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然而,由于战乱,地质研究所不仅物资不到位, 还不得不多次搬迁。李四光等人常常扛着“地质研究所” 的牌子在大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2年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最终安定下来。
1934年12月,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李四光应邀到英国讲学。
在船上,李四光认真审查并修改了自己将要在英国讲学的讲稿。他认为中国地质有其特点,绝不能硬套西方的地质概念。同时,为了回击当时英国及一些学者对我国主权的挑衅,他讲稿的第一章,就从西藏高原讲起。
多年后,李四光这样解释其中用意:当时西欧一般人的思想总认为西藏不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纠正这一错误认识,就有意识地把西藏高原列入了中国自然区域的第一位。
1944年8月,桂林沦陷,李四光到重庆避难。而蒋介石一直很欣赏李四光的才能,便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 但李四光一口回绝: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
之后,李四光到重庆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周恩来。
1947年底,李四光受邀要去英国参加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原本他是不想去的,但是想到周恩来对他的关照,便于1948年带着妻女去了英国。
1949年初,郭沫若受周恩来的委托给李四光写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收到信后,心情激动的李四光立即着手办理回国的手续。
为了避开一些人的阻挠,李四光立即离开英国,绕道意大利,经过六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在1950年4月6日回到祖国。
1952年,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部第一任部长,并开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长春地质学院的前身),担任首任校长。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同年,李四光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特意向他询问一些地质学方面的知识,这令李四光非常惊讶和感动。
之后,便是1953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菊香书屋询问李四光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故事。
李四光不仅肯定地回答了中国有石油,而且做出了大胆的推测:东北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质结构跟亚细亚平原的相似,都是沉降带地质结构。 亚细亚平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也应该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听了李四光的话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很高兴,仿佛吃了定心丸一般,于是国家随即作出了关于开展石油勘探的战略决策。
1954年的时候,地质部专门设立了矿产勘探学会,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
1955年1月,寒冬中的东北松辽平原, 66岁的李四光带领着一支考察队进行地质勘探。
可惜,东北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3年时间过去了,漫长的勘探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宵达旦的研究与不舍昼夜的勘察,让李四光患上了肾病,周总理决定暂时让他到杭州疗养。然而,李四光却依然带病坚守在勘探工作的第一线。
终于,1959年国庆前夕,石油部和地质部偶然在一口名叫“松基三井”的井口发现了棕褐色油龙,进而发现了高台子油田,为松辽盆地石油勘探找到了首个落脚点,并开启了松辽石油大会战。
松基三井纪念碑
李四光从理论上彻底击碎了“中国贫油论”, 并且运用自己的理论预测, 精准判断了中国的石油分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预见和突破。
其实,李四光的贡献远不止石油勘探。当年,从英国返回前,他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
1949年,启程回国时,他就克服重重困难,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我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开会研究发展原子能工作。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作了汇报。
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铀思路,勘探队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计划末期,我国铀产量已能保证我国核工业发展需要,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李四光已经先后在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等岗位上任职,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甚至忽略了家庭。
有一次,李四光工作到深夜还没回家,妻子许淑彬再也忍受不了,于是她把李四光研究的几块石头放在床上,盖上被子,自己则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当李四光回来后,看到床上的石头时,便明白了妻子的意思,赶紧接回了妻女。
还有一次,李四光搬了一块冰川标本的石头回家研究。没多久,他带学生出野外勘探,而妻子许淑彬想要腌咸菜,正愁找不到适合的石头,便用这块石头给压上了。
结果,咸菜腌成了,但石头弄丢了。等李四光回来,问她石头跑哪儿去了。许淑彬才知道“闯祸”了。
李四光只得很耐心地对她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质标本。以后我的石头你要动的话, 最好先问我一下, 别给我扔了。”
由于常年到处奔波跋涉,李四光的身体越来越差,尤其是在妻子病倒以后,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和妻子,身体更加劳累,最终他的身体支撑不住,彻底病倒了。
在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去世,享年82岁。就他在临终前,依然念念不忘工作,并言辞诚恳地询问医生:“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然而仅仅过去一天,这位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便就此阖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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