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1日，在一片大雪中，李克农遵照党中央指示奔赴洛川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谈判。
不少文章中都称，此次李克农与张学良乃是初次会面，但根据资料来看，李克农早在当年1月初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后，就被中央派去与张学良会面国，双方就抗日问题、组建国防政府的问题达成了初步意向。
有意思的是，李克农第二次出发去与张学良会面，正好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东征的第二天。
当时，陕北土地贫瘠，红军生存艰难，东征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补充，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扩大抗日影响，给张学良吃个定心丸。
应该说，李克农第二次与张学良会谈，基本上就把双方疑惑的问题都已经谈通了，只不过张学良似乎还有意要考验红军一番，于是指着地图上的瓦窑堡说：
“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李克农一听，哈哈一笑道：
“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
一听李克农的话，张学良也忍不住吃了一惊。
一
张学良之所以吃惊，完全是因为瓦窑堡这块地方比较特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瓦窑堡就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特别是在当年的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还有一个是《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瓦窑堡会议不光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同样有不小的地位，他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历史新的历史阶段的主动引领者、改变者。
如果不是张学良提出要瓦窑堡，那么很大概率上，瓦窑堡会取代后来的延安，成为抗战时期人们心中的革命圣地。
李克农之所以敢于答应张学良让出瓦窑堡，除了是因为得到中央指示外，也是因为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
在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仍然不断派人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并利用一切渠道对阎锡山做统战工作，为了消灭红军，蒋介石命令陈诚坐镇洛阳，指挥中央军进入山西，计划与晋绥军一起合谋切断我军回陕的通道。
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断电令张学良，要求东北军积极向陕北进军，并对行动不力的部队，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
1936年4月中旬，中央在永和县赵家沟开会，会议决定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从4月下旬开始，中央红军从山西撤军会师陕北。
至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
不过，当时的情况对红军而言很不乐观，张学良虽然已经与我军有约定，但架不住蒋介石一再催促，况且那时蒋介石还电令汤恩伯，要求汤恩伯部渡过黄河进攻陕北。
根据原国民党军84师旅长高建白回忆文章记载《国民党第84师围剿陕北红军纪实》：
“1936年4月底汤恩伯的第13军来到绥德，所属两个师：王万龄的第4师担任维护宋家川至绥德交通，师部驻义合镇。王仲廉的第89师，全部集结在绥德的城关附近。这时汤恩伯的唯一愿望，是想收复瓦窑堡向蒋介石献功，所以积极侦察红军情况，以便进攻，同时成立清乡善后委员会。决定第89师进攻瓦窑堡，李铣旅担任攻击瓦窑堡的正面，龙慕韩旅进驻玉家湾策应李铣旅，并派一部分维持田庄至玉家湾前线的运输。”
从这一回忆不难看出，那时中央面临艰难的局面，即便是张学良不动，汤恩伯部也要出动，拿下瓦窑堡向蒋介石献功。
党中央毛主席出于实际考虑，认为与其便宜汤恩伯，不如把这一人情送给张学良。
二
1936年6月，中共中央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
不过，根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就在党中央迁往保安县时，曾遭遇到最惊险的一幕。
当时，叶剑英遵令与东北军秘密联系，提出我军撤离瓦窑堡，然后让东北军进驻，东北军也很高兴，欣然同意，双方约定了一个时间。
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党中央陆陆续续搬离瓦窑堡。
不料就在这个档口，附近一股800余人的土匪武装力量突袭了瓦窑堡，那时候我军主力部队已经基本上撤离了保安，只留下红军大学以及中央机关部分人员仍然在忙碌。
更不凑巧的是，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也在瓦窑堡。
那时党中央身边基本上没有保卫力量，杨尚昆、罗瑞卿召集红大的学员临时组成一支力量占领制高点，哪知道这群土匪对他们全然不顾，一个劲儿的往城里扎，仿佛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目标。
就在杨尚昆焦急的时候，幸好那时城里还留了一个连的兵力，拼死把这股土匪挡住，杨尚昆、罗瑞卿赶紧带着人掩护毛主席、周恩来一口气儿也不歇的走了15里，才算是脱了险。
据杨尚昆回忆，偷袭的部队应该是驻扎附近的国民党86师高双成部。
不过根据查阅的资料可以得知，此事高双成大概率上是不知情的。
高双成原来是陕军出身，所部后来被冯玉祥收编，1932年又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6师，师长井岳秀，高任下属第二五六旅旅长。
高双成任旅长期间，曾收编了不少地方武装，并连剿灭带收编过不少土匪，并与当时的陕北红军有过不少摩擦。
1935年冬，高双成读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后，非常认同中共的主张，因此在绥德驻扎期间，竭力避免自己的辖区与红军发生摩擦。
1936年2月1日，井岳秀死后，高双成接任86师师长，当时汤恩伯部率领13军进驻绥德、清涧，意图进攻瓦窑堡，并严令高双成出兵配合，企图控制高双成部。
高双成始终虚与委蛇，不为所动。
事实上，高双成驻扎陕北期间，没少与我军打交道，但从瓦窑堡会议以后，他对红军的态度就已经有所改观，抗战爆发以后，高双成按照国民政府“集中榆林、挺近包头”的命令后，还把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五县连同安定县防务移交八路军留守部队。
应该说，偷袭瓦窑堡的这股土匪，是高双成之前收编的土匪部队。
这股土匪突进瓦窑堡以后，之所以要往城里扎，大概率是为了劫掠财务，后来遇到抵抗，仓促之下就撤离了。
东北军后来还埋怨红军，为什么不等他们准备好就撤离了瓦窑堡，结果白白让汤恩伯占了便宜。
根据高建白回忆，汤恩伯部89师按照计划出动，结果只占了瓦窑堡一个空城，但他占了瓦窑堡以后，却不愿意停留在这个地方，于是就和84师高桂滋部商量交换防区，高桂滋同意了汤恩伯的建议，于是派下辖的251旅进驻瓦窑堡。
这里要插一嘴，高贵滋部原来是西北军，被蒋介石收编后，部队缩编为84师，1934年10月奉令开赴陕北“剿共”，与高双成的86师共同驻扎在绥德、清涧等地区，这里既是国民党军驻扎地区，也是陕北苏区所在地。
1937年4月，蒋介石电令高双成、高桂滋部对在神木、府谷地区的红军行动，意图切断晋西北与西北红军的的联系。
当时，高桂滋已经与中共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于是朱老总、彭德怀闻讯，急电高双成，双方就抗日一事达成协定，后来双方还互派代表建立了办事处、联络处，双方形成了友好关系。
可这件事到此仍然没有结束。
三
2004年，在张爱萍去世一周年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偶然谈起了一段往事：
“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李宣化所提的这段往事，是当年张爱萍视察兰州军区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时的一段经历，这个摩托化步兵第八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中央这以陕北刘志丹部的骑兵部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一支在中央军委指挥下的部队，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张爱萍任团长兼政委。
不过，张爱萍也没想到，这个骑兵团才组建了几个月，就在他手上吃了个不小的亏。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
“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根据各方面资料记载，大致能够还原当时的场景。
1936年2月下旬，为了配合红军主力东征，张爱萍率领骑兵团荡平了盘踞周边的土匪后转战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并取得了不小的战绩。
张爱萍率部返回瓦窑堡时途径青阳岔，意外碰到了从瓦窑堡刚撤出来的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告诉他：
“边区政府刚才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不仅抢走了大批财务，还掳走了我们不少同志。”
张爱萍那时还很年轻，一听此事顿时就忍不住了，立马给全团下令：
“一营断后，其余人跟我追击。”
毕竟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张爱萍很快就追上了这股游匪，一场混战下来，这股游匪丢下了抢掠来的财务以及人员仓皇逃走了。
如果说此战到此为止，那么可以说是一次胜利，可被掳的一些群众怒不可遏希望张爱萍能够把这股土匪剿灭了，骑兵团也有不少人提出，要趁势剿灭这股土匪。
张爱萍自己也考虑，那时骑兵团才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又连续追了30多里，部队已经很疲乏，这时候追出去，难保不发生意外，不过他又考虑到已经撞见这股土匪，不除恶务尽，怎么对得起老百姓，于是一声令下，也跟着追了出去。
可就这么一追就坏了事儿。
这股土匪之所以一触即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在完成劫掠瓦窑堡以后，又出去游猎去了，大部队根本就不在老巢，匪首后来听说自己老巢被端了以后，立即在红军回撤的半途中设了埋伏。
更不凑巧的是，张爱萍事先埋伏负责警戒的那个营见大部队长时间没有回来，就自作主张的去追赶，脱离了警戒的位置。
张爱萍返程途中，遭到了土匪伏击，骑兵团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就连他自己也差点遇险：
“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
张爱萍也在回忆中提及，这股土匪就是突袭瓦窑堡的那支土匪。
回去之后，张爱萍向张云逸汇报了这件事，中央军委后来在全军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批判，张爱萍在事后被撤职查办。
周恩来后来找到张爱萍劝他：
“这次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上，因为你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的。”
1936年6月，张爱萍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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