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映出我国医药工业的一些短板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24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上，我国创新药成果对外授权（License out）总金额显著增长这一趋势，引起了业内人士关注。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和2022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分别为138.5亿美元和277.1亿美元。去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数量首次超过许可引进（License in）数量，总金额达到419.6亿美元，其中上海药企占比为38%。今年截至10月17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为370.9亿美元。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创新药研发实力近年来大幅提升。然而，众多自主创新成果的开发、销售等权益“卖”给国外企业，也反映出我国医药工业的一些短板。国内企业和政府部门可采取什么对策？多位专家发表了观点。
多种因素导致对外授权量增长
“在医药行业，中国的创新生态现在仅次于美国。”百利天恒董事长朱义说，“2010年以前，我国是仿制药生态；2010—2020年，整个生态转变成创新生态；2020年至今，国内出现了First-in-class（首创新药）和Best-in-class（同类最优药物）研发趋势。”
去年12月，百利天恒的一家全资子公司与百时美施贵宝就一款同类首创抗体偶联药物的开发和商业化权益，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议。百时美施贵宝向百利天恒支付了8亿美元首付款，创下中国药企对外授权首付款的新高。
这笔天价交易并非个案。“医药魔方”发布的中国医药交易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海外授权项目大多处在临床前研发阶段，主要针对肿瘤疾病。今年前三季度，国内企业对外授权交易共73笔，总金额达到336亿美元，首付款总额为25.9亿美元。
对此，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启宇直言：“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出现了一个困境：我们不断地投入创新，但是产出的创新成果，特别是中国以外市场的成果权益，不断地被跨国公司拿走。”
“除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个现象可能还和一些因素有关。”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奕分析，一是近几年，国内生物医药企业融资市场遇冷，对外授权有助于企业资金回笼，加快研发项目的商业化进程；二是从药品价格看，美国、欧盟等海外市场的定价空间比国内市场大，中国创新药企业“出海”有望获得更高的收益；三是缺少本土跨国药企，使很多国内中小企业只能与欧美跨国药企合作。
培育本土跨国企业“组团出海”
对于第三个原因，陈启宇深有感触。他认为，对标中国汽车行业，医药行业最缺的是本土跨国企业。国内领先的药企要敢于担当，尽快成长为跨国大药企，并与国内创新型中小企业积极合作，带动整个行业走向全球，实现行业的价值提升。“我们要培育一些具备高能级创新能力、全球药械临床研究和注册上市能力、跨文化驾驭能力的本土链主企业，带动中国创新药械再上一个台阶。”
上海是去年创新药对外授权总金额最高的省市，占全国总额的38%，在这个短板领域大有可为。今年9月印发的《上海市提升生物医药企业国际竞争力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到2027年，本市药械产品出口额要超过500亿元，海外市场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企业达到2—3家。为实现这些目标，上海将加快本土跨国企业培育，加强对企业创新研发、临床试验和通关、外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推动企业制定实施品牌、资本、市场、人才、技术国际化发展战略和跨国经营发展计划，加快完善跨国经营管理体制和制度，全面提高企业海外研发、市场营销等国际化发展能力。
郑奕认为，在中国创新药的国际化进程中，链主企业要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助力搭建“组团出海”平台，带动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在这一进程中，链主企业有望成长为本土跨国药企。
缺乏成果定价能力是深层原因
“对外授权量的增长还暴露出我国一块短板，就是缺乏生物医药科技成果的定价能力。”专利银行上海服务中心首席执行官、上海技术交易所智库专家顾晓军说。
过去，拥有这种能力的美元风投基金为中国医药创新成果估值定价，国内风投基金即使没有定价能力，也可采取跟进策略。近年来，随着一些美元基金撤离中国市场，国内基金的这块短板就暴露出来——无法为科技成果定价，又怎能进行投资？所以“国内生物医药企业融资市场遇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层原因，即我国缺乏科技成果评估能力和定价权。
2021年2月，市科委提出并组织实施、顾晓军等专家起草的上海市地方标准《技术转移 技术评价规范》发布，提出了技术评价的技术性、市场经济性、风险性、知识产权、社会性等5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多维度评价科技成果，每个维度单独评价，是这个指标体系的主要特点，”顾晓军解释，“在给一项科技成果估值时，技术经理人要对每个指标的参数进行动态调整，既尊重客观的科学性，又带有主观的艺术性。”
在他看来，这个地方标准要尽快运用于生物医药产业，开发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医药科技成果估值模型。如今，225亿元规模的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母基金已成立，正在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建立科学合理的估值模型，并加以灵活运用，是做好“四投”工作的一个基础。只有估值准确，社会资本才敢于投资处于临床试验前的医药创新成果，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医药创新成果大量授权给海外，让我们担心：中国医药创新的价值是否被低估？中国企业在全球医药创新链上的地位是否被压低？”顾晓军呼吁，国内风投基金和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应尽快掌握科技成果的定价权。上海可先行探索，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开发出相应的科技成果估值模型，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技术转移交易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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