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济南军区的防线上来了一名步履蹒跚的老人，称自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军团长，而且指名道姓，要见军区首长杨得志。
门口的警卫要老人出示相关证明。但对方没有丝毫动作，依旧哭喊着要见杨得志，还说：“只要他出来见一面，我的身份便可真相大白。”
军区并非简单的场所，所有进出人员都要验明身份后，才有资格进入。因此，警卫员只好拒绝，但没想到老人却赖着不走，直至黄昏时刻，警卫已经换走一批又一批，其中一人心善，将情况报告给上级。
很快，首长杨得志得知有人专门跑来找自己，感到疑惑万分。当听到对方的名字是侯礼祥时，他震惊地从位置上站起来，说：“侯礼祥是我革命时期的战友，快请进来。”
在寒风中站立数小时的老人侯礼祥终于心愿得偿，与杨得志相见。他们相互打量一番后，激动地拥抱。
杨得志兴奋地问：“上次一别已经有20多年时间，你去哪里了？”
侯礼祥低头痛哭，回答：“我没有证明身份的证件，还被人当作‘特务’，所以才始终无法与你们相见……”
杨得志感到莫名其妙，而侯礼祥则将自己离开组织后的悲惨经历缓缓道来，其中变故跌宕起伏，令人不由得痛心。
身份被盗，所有努力化为虚有
1939年，侯礼祥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副团长，彼时，杨得志已经成为115师343旅中的团长。他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作战，但时刻密切关注着对方的动向，还经常写信交流抗日战情。
这天，侯礼祥腿上的陈年老伤意外复发，连走路都十分艰难，不得不退回后方休养。他本打算在临走前写信告知杨得志，但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对方作战地点的更换，不得不打消念头。
然而，侯礼祥的不辞而别，不仅与杨得志失去联系，也终结掉自己的革命事业。
在后方医院中，他的腿伤经过反复治疗后，依旧没有好转。医生无奈地说出实情：“勉强能正常走路，但不能从事行军作战等剧烈运动，否则会有恶化残疾的风险。”
侯礼祥清楚自己没有回到前方战场的机会，但是，抗日战争正进行到关键时刻，他绝对不能只做个“看客”，因此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转业，投入到后方情报战场上。
“同意，你可以到你的老家江陵县，为当地的红军战士搜集日伪军情报。”
上级领导善解人意，将侯礼祥送回老家，将他伪装成“侯文彬”的假身份，打入敌人内部。但是，当地百姓都认为他是“汉奸”，对他嗤之以鼻，甚至还会恶意投掷脏物。
侯礼祥忍受着所有委屈和不甘，尽职尽责地获得日军的信任，向我党赠送许多情报。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的情报工作不得不告一段落，组织上也提出最后指令：“断绝联系，等待来日唤醒。”
侯礼祥对“汉奸”深恶痛绝，满心欢喜期待着新的职位，但他等来等去，却彻底与地下组织失去联系。他求告无门，只好回到老家，寻找生计，等待组织的召唤。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虎视眈眈，再加上日寇的侵扰。让侯礼祥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甚至连军官证都没有机会给家人展示，只说：“我在外面做生意遇到坎坷，想要回家东山再起。”
他想不到，家人非但没有怪罪，还纷纷伸出援手，筹钱让他盘下一家店面，做茶馆生意。而他在此过程中，依旧没有放弃与组织联系的下落，可惜都一无所获。
不久后，侯礼祥听说销声匿迹的组织出现在江陵县，他装作有生意的模样前去。但没想到自己的前脚出门，后脚就有一群小偷找上门来，将所有值钱的东西翻了个遍，最后偷走现金以及那件锁上钥匙的箱子。
侯礼祥不仅一无所获，回到家后看到一片狼藉，尤其是装满所有证件的箱子被盗后，更是悲从心来，不知往后该如何回归组织。他丧失所有希望后，决定安稳工作，等待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解放军涌入县城，兴奋地前去联系。但对方见他说出的姓名没有部队编号，且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无法越级组织报告。
侯礼祥拼命解释：“我真的上过战场，而且是红军团长。你们联系下组织，肯定能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没有证据，就是冒充，我们也没有办法。”
入驻解放军部队的领导无奈地叹口气，撇下侯礼祥离去。他所有期望全部化为泡沫，而且还被同乡人耻笑：“说的是出去当兵，说不定是逃兵呢！还敢称自己是团长，真是做美梦。”
然而，更令侯礼祥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县城做保长时为日本人做事的事情被人扒出，并报告给当地县委。随后，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的特务，押上批斗大会。
“我一心为革命出生入死，当初为日寇做事也是出于任务需求，不是我本意。”
侯礼祥声嘶力竭地苦吼着，但他的实话在旁人看来不过是狡辩，甚至还有人觉得他说自己是红军团长的言论也是疯言疯语。
很快，侯礼祥被押到劳改农场做苦工，还要接受他人监视，生活苦不堪言。但他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坚信自己能找到证明革命身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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