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光平

近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一起警察趋利性执法案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荒诞案情曝光：警察跨省“谋利抓人”

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私利，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驾车前往浙江、江苏等地，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2023年6月11日，二人依事先查询信息，以配合调查之名，将江苏吴江的企业家沈某从家中带走，途中杨某某暗示可帮忙“摆平”案件，索要钱财。沈某趁其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最终，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占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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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一经公开，公众对公安依法办案与趋利性执法乱象展开激烈讨论：涉案警察罪名认定是否恰当？为何敢私自跨省抓捕企业家？“远洋捕捞”式执法为何屡禁不止？

法律界质疑：滥用职权罪名存疑

第一财经采访获悉，法律界对该案罪名认定有不同看法。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王才亮指出，依据已公开案情，“滥用职权罪”认定值得商榷。按《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滥用职权罪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违法操作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可此案中二人系私自行动，无单位指派批准，没有执行传唤、拘传权力，不符“行使职权”前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也认同此观点，认为若系私自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从现有案情看，以“绑架罪”判处更合适，因其行为有勒索财物、非法控制他人特征，契合绑架罪构成要件。

“远洋捕捞”频发症结与治理之策

“远洋捕捞”式趋利性执法近年愈演愈烈，背后是罚没款返还制度“作祟”，部分办案机关可从罚没收入留成获“奖励”，刺激违规执法。同时，司法地方化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作祟，虽过往司法改革有举措，但未彻底落实。

为整治乱象，法律界人士建议：一是将罚没收入收归中央财政，统一开支或按需返还，斩断利益链条；二是趁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契机，完善公民财产权保护机制，侧重规范涉财物程序；三是持续推进司法去地方化，严格执行既有规范，把公权力关进法治“笼子”，遏制趋利性执法，优化营商环境。

尽管本案罪名有争议，但浙江省检察院主动公开案例的警示作用获肯定，彰显地方检察机关对“远洋捕捞”问题重视，后续公开更多细节呼声渐高，各界期待执法规范化再迈坚实步伐。

注: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