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什么要铸造这么多钱，为什么这么多钱还是不够用?为什么纸币在宋代出现？又是如何流通的？古人一天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古代的钱到底价值几何？
这些问题在新书《知宋·宋代之货币》中或许能找到答案，这是一本关于宋代货币研究的论文选集，汇集了10位作者的13篇长短不一、侧重面不同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宋代货币问题的多个不同层面，大致可分成四部分：总论、铜钱、纸币、物价及其他货币形式，每部分都是研究宋代货币史和了解宋代货币流通基本情况的重要方面。
在进入各位学者精彩的正文之前，主编在导论中对宋代货币的基本史实、学者目前关心的主要问题，以及各领域大体的认识情况、存在的难点疑点作了大致介绍，快来一睹为快吧。
摘编自《知宋·宋代之货币》导论
文 | 王申 包伟民
图 | 源自网络
宋代是一个铜钱经济特别发达的时代。最直接的体现便是铜钱铸造量特别巨大。据学者统计，仅是北宋一朝，铜钱的铸造量就达到了2.6亿—3亿贯。不论是按足钱（1000枚铜钱成1贯）还是按当时的一种特殊计钱方式省陌（770枚铜钱成1贯），将2.6亿或3亿贯换算为枚数，都会带有很长的一串0。从赵匡胤建立北宋的960年，到遭受“靖康之变”灭亡的1127年，北宋王朝历经167年，年均铸钱量达到了155万—179余万贯。元丰三年（1080），北宋全国铜钱和铁钱的铸造总量更是达到几近600万贯的天文数字，在中国古代历史可谓无出其右。
淳化元宝 北宋 兰州市博物馆馆藏
宋廷铸造这么多钱干什么？有人说，宋代经济比前代发达许多，商业规模扩大了不少，因此需要更多的钱币支撑经济发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宋朝以其超越前代的发达经济、繁荣的市场贸易闻名于世。即便是如今，如果在街头随机采访路人，问哪一个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应该有不少人的回答会是宋朝。
不过，商业交易需要钱币肯定无法说明全部问题。王安石变法所处的熙宁、元丰年间是整个北宋铜钱铸造量最多的时期，而且增加铸钱量是出于朝廷诏令。难道是朝廷察觉目前经济发达，民间钱币不够用，为了鼓励商业、发展经济而特地大量铸钱吗？
显然不是。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政策与反对派斗得昏天黑地，更是为处理新法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而忙得焦头烂额，又怎会有时间关注经济发展呢？更何况，将经济增长作为一项统计指标和发展目标要到近代才出现，王安石恐怕不太会像现代政治家那样，脑海中有着明确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意识。他关注的，无非是如何充盈国家府库、强化军事力量，以解决北宋边患。实际上，王安石推行的主要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都需要大量货币作为支撑，甚至可以说新法是以货币为中心运转起来的。因此，有不少学者将王安石变法视为唐宋之际国家财政货币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这一时期，大量铜钱和其他货币替代品在国家财政循环中发行回笼，而北宋原有的铜钱不足以支撑王安石施展变法措施，尽管北宋前期的铸币量其实已不算少。
王安石画像
虽然北宋铸钱量极大，但是对于北宋货币流通状况，史书中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第一种记载很容易理解，因为铜钱铸造量、流通量大，宋钱随着国际贸易流向其他地域。当然，宋廷在许多时候都不允许铜钱和铜矿石出境，但防不胜防——许多境外商人用极为诱人的价格求购铜钱，挡得住诱惑的宋人恐怕不多。王安石本人倒是对钱币的流出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还解除了“钱禁”。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两宋时期中国大陆上的其他政权，如辽、夏、金都大量使用宋朝铜钱，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地区也吸收了不少宋钱。尽管这些地区买入宋钱的目的并不都是用作本国货币，也有融化后铸造佛像的，但是长期、大量地流出海外还是大大增强了宋钱的流通性与国际性。最让人吃惊的是，域外人不仅使用铜钱，甚至还按照宋钱的样式进行仿造。因此，若是在海外看到一枚打着某个宋朝年号的铜钱，还真不一定是宋钱。
第二种记载则让人感到意外。明明北宋铸钱量很大，可时人还是抱怨铜钱不够，甚至说自己所在的地方陷入了“钱荒”。到底什么是钱荒，为什么形成了钱荒，一直是牵动学者注意力的大问题。就连宋人自己的说法也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令如今的我们读来莫衷一是。
不过无论哪种记载，都不是历史的全貌。比如宋代钱荒之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议题，是因为今人尚看不清楚宋代货币流通的整体状况，宋人也未必看得清楚。宋人生活在宋朝，能感受到我们无法感受的时代脉搏，听到和看到我们现在接触不到的消息与文字，自然比我们了解的要多些。可反过来，历史学家也能看到许多在宋朝只有皇帝和极少数官员才能看到的资料，还能掌握不少跨越两宋数百年的史料记载，又无疑比许多宋人（哪怕是高官）接触到更多资料。可即便宋人看问题的维度和我们看问题的维度相叠加，仍然难以囊括百分之百的历史，足见铜钱经济在宋代的面貌是多么丰富。宋代经济如此吸引今人的目光，除其本身就繁荣与发达外，复杂与多样应该也是重要原因。
纸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而纸币正诞生于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朝。从今天的视角看，纸币当然是很伟大的一项发明。不论铜钱还是白银，作为金属都有其市场价值。中国古代“一文”铜钱的币材价值在大部分时期就在一文上下；白银更不用说，人们习惯于直接按秤量方式使用流通。在长期使用金属货币的背景下，宋代以降的中国人竟然接受用几乎不值一钱的纸张做货币，一张纸甚至还能代表数百上千文铜钱，这其中一定有一些奥妙。
北宋时期发行的交子
根据现有的记载，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北宋成都的大商人发明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当时成都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铁钱的单位币值太低，携带不便且容易生锈，大商人们缺乏大额和长途贸易使用的货币。而纸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个解释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接下来的追问非常难以回答：为什么是纸币？为什么是成都？
学界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比如宋代的商品经济相比之前的朝代有较大的发展，而四川又是经济颇为发达的地区；比如四川有大量的楮树，它的树皮是当时生产纸币的重要原料；比如唐宋以来人们已经大量地在金融领域利用纸张做汇票等票据，发明纸币的制度基础已经有了，等等。但是，为什么是纸币、为什么是成都之类的问题就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样，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却一直未能找到特别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历史的发展太过复杂，远远不是我们现在总结的一、二、三、四点历史经验或者原因就能解释的，真正的原因也许如何都说不尽。
宋代交子与纸币发行 周京新、单鼎凯 中国画179cm×360cm
要确定原因很困难，但要论证什么不是原因则要容易些。在论证的过程中，一些直击宋代纸币本质的东西也会逐渐浮出水面。要找到深层次的动因很困难，而落实到改变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人物决策则要清晰不少。另一方面，当我们沉浸于宣传宋代纸币多么伟大，探索它为什么兴起、为什么衰败等宏大问题时，又不自觉地忽略了一个对当时人而言最重要，同时也具有相当大意义的问题：宋代纸币到底是怎么流通的？它在流通中有什么优势，碰到了什么困难？如果搞不清楚最基础的流通问题，弄不清楚宋人如何使用纸币，那么要论证宋代纸币的伟大又何从谈起呢？
因此，研究宋代纸币其实不只是讨论一个货币问题，而是需要充分关注当时的经济、财政等更为宏大、复杂、综合的方面。附加给一张白纸如此多的内涵，一定牵动了大量的制度、政策和信用关系。呈现这些复杂的制度、政策和信用关系，恐怕是研究宋代纸币问题最有趣的一面了。
物价及其他货币形式
物价问题向来是货币史乃至中国古代货币史的大难题。过去的钱价值几何？古人一天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多少人民币？粮食在古代贵不贵？唐朝人一天收入高还是宋人一天收入高？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时不时勾起人们好奇心的同时，也让历史学家难以完美回应。胆大者敢于下论断，给出一些概括式的回复；谨小慎微者则觉得手边资料不足、不同时代的物价很难比较，因而说不出所以然。
让物价问题如此棘手的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资料的质量不够高，不足以支撑研究者展开系统的定量研究。当代统计学仰赖于优质的连续数据，至于所谓“大数据”则更是需要海量数据以供算法即时响应、即时分析。很遗憾的是，虽然宋朝官方手中有某些定期的物价统计数据，但这些数据几乎没有留存至今。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见到的，基本上只有零散的、代表特殊情况的数据，可谓既不连续、又不优质。即便研究者掌握了回归分析等统计学工具，也很难有用武之地。如果100个连续数据中缺了一两个，人们或许能把这两个缺失的数据“回归”出来。而宋代数据的情况则是：本应该有100个数据，现在只留下一两个，叫人如何“回归”是好？打个比方，如果有人雄心勃勃地想要做关于宋代全国粮价的定量研究，却发现能见到的数据多是今年杭州丰收的粮价和5年前鄂州歉收的粮价，这种零散的数据甚至还主要是特殊情况，“束手无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许是这位研究者心中率先蹦出来的词语。
第二是宋人使用的交易媒介十分多样，除了铜钱、纸币等货币，还有布帛、白银、粮食等许许多多具有某些货币功能的替代品。这些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单位、购买力都不统一，甚至同一种物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场合的购买力也有差异。对于处于宋代某一时间节点、某一地域的人而言，这些交易媒介的购买力、常用种类、相互间比价是静止的和容易分辨的，但对于今人而言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一大堆记载得没头没尾的史料数据扑面而来，用一个字总结就是乱。
不过，迎难而上才是研究工作的真谛，待在舒适圈中永远无法向真问题发起进攻。为了更为细致地解读宋代物价问题和不同货币形式的相互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努力。这些努力不仅试图说明当时多种货币并行的现象，更试图揭示现象背后的道理。毕竟，古人身处的货币流通情景复杂而多元，与今日完全不同。今人要想感受和理解全然不同的古代情景，只能付出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智力。本书就这一方面问题选择的三篇文章，为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的来说，宋代货币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印象。这既有制度设计精密的一面，也有多元货币同时流通混乱的一面。而无论哪一个方面，都让宋代货币问题充满了令人深陷其中、想要一探究竟的无穷吸引力。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交流媒介，必须依靠人、事和各种渠道，而货币的流通也串联起了经济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部宋代货币史，就是一部宋代经济史，值得仔细品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选编的文章创作于不同年代，且各位作者的学术观点不一，因而不同文章对于宋代货币的认识不一也是在所难免。因编者能力和经历有限，本书无法在有限篇幅内收录所有相关的高水平文章，恳请各位读者见谅。另外，部分文章系作者原稿，或为作者修订稿，与在期刊发表的版本略有不同。
《知宋·宋代之货币》
作者 王申 包伟民
出版日期 2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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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两宋时期尤其如此。我们这一套“知宋”丛书，旨在为有一定文史基础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两宋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学习的门径。
《知宋·宋代之货币》重点关注宋代的货币形式和货币流通状况，选取了13篇近些年国内关于宋代货币研究颇具学术价值且侧重不同的论文，涉及宋代货币问题的多个层面，分总论、铜钱、货币、物价与其他货币形式四个部分，以期让读者对于宋代货币史和宋代货币流通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王申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9—2019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先后取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1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财政史、货币史。
包伟民
浙江宁波人,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以及近代档案文献编纂。出版有《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宋代城市研究》《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849》《陆游的乡村世界》等著作,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5辑9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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