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秋天，林语堂申请到了官费留学的名额，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刚读了一年，他的助学金就被停掉了，眼看着就要退学断炊了。
万般无奈之下，他向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适求助，“能否由尊兄作担保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之后偿还。”
不久，林语堂果然收到了胡适1000美元的汇款，汇款单上附着一句话：“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
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博，他再次向胡适借钱：“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没几天，他又收到了1000美元汇款单。
学成归国后，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后来他去找当时的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元，蒋校长懵了：“什么2000美元?”
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就没有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且这件事，胡适压根就没跟别人提过。
1966年，在胡适的墓前，林语堂公开向世人讲述了这段往事。
国学大师陈寅恪自幼患眼疾，抗战期间，他右眼失明，左眼有视网膜脱落的危险，在伦敦治疗未果。
1946年，陈寅恪回国途径美国，当时胡适正在纽约，知道陈寅恪的病情后，他找了很多美国的眼科专家为陈治疗，但都没什么效果。于是胡适百忙之中，请人给陈寅恪带去了1000美元。
1956年，教育学家余家菊患了眼疾，要到美国动手术，当局只给了他1000 美金，根本不够用。胡适听闻后，资助了他不少钱。两年后，胡适在和秘书聊天时无意中提起，大家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1961年，大学毕业不久的李敖，生活困苦到把裤子都送进了当铺。胡适听说后，写信给他并附上1000元的支票。
很多年后，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里讲述了这件事，他回忆道：“那时候1000相当于现在4万块新台币，相当于1万块人民币。他帮了我很大一个忙，我把他的支票兑现以前，还特别照了张照片。”
李敖这个人出了名的狂妄，据统计，被他骂过的有名有姓的人不下3000，他却唯独对胡适敬重有加。他曾说过，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胡适和常凯申，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敌人。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话，叫“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司厨、走卒、担菜、卖浆等等行业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胡适的收入，在同行中算是很高的，但也架不住他千金散尽爱助人的慷慨豪气。何况，在家里，太太江冬秀才是大管家，胡适赚的钱都要上交的。
对于他爱资助别人的癖好，江冬秀原先有过埋怨：“你今天资助张三，明天资助李四，再这样帮助下去，我们也要人家资助了。”
发展到后来，江冬秀都被胡适同化了。
抗战期间，胡适担任美国大使，江冬秀独自留在家带孩子，生活很窘迫，胡适往家里寄来1600 元，她马上分成几份送给同样艰难的亲友，给罗尔纲夫妇150，吴晗100，借给毛子水100，给佣人140，又给几位同乡几百元，还给某学堂捐了200。
胡适知道后，特意写信夸赞她：“我很赞成你捐二百元给周先生的学堂。我到欧洲之后，也还要设法寄点钱捐给他。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
历史学家罗尔纲曾经在胡适家吃住了五年，吴晗有一次找江冬秀借钱，说要借双份，一份给他自己用，一份留给他生病的女朋友用，江冬秀拿了三倍的钱给吴晗，说你不用借，这些钱我是送你的。这两个历史学家后来都公开骂过胡适，想想他们真不是东西。
1959年，胡适与一位卖烧饼小贩袁瓞成为朋友。后来袁瓞患了鼻癌，胡适立刻写信给他认识的医院院长：“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责。”
散文家陈之藩去美国留学，胡适借了一笔钱给他。几年后，直到陈之藩到曼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时，才有能力分期偿还胡适当年的借款。
当他还清最后一笔钱后，胡适回信道：“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藩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胡适去世后，陈之藩曾经一连写过九篇悼念胡适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
而今距离胡适先生去世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隔着新旧交替的时光，人们再谈论胡适，更多的是关心他的私生活以及婚外情有几个女朋友，在意他的博士头衔，然而我想，在津津乐道于那些庸常的琐事时，是不是应该多关注这个大师曾在他人危难时施以援手，为这个社会留下过怎样的温暖和感动。
“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胡适说得没错，即便他早已不在了，他的善念仍然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着曾被冻僵过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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