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历史轨迹，也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澎湃新闻特设系列专题，追踪最新的文物线索，采访一线专家学者，探讨战争背后的历史脉络。从晚清政治的轨迹探寻，北洋海军的海外奇缘，到参战士兵的个人历史，再到战后的赔款与借款，战争的纪念与记忆，内容涵盖战史研究、政治变迁与历史记忆等多维视角。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黄炎培曾说清末民初四十年间，东南有大事，必与他有关。一般认为，赵凤昌是从庚子之变起开始操纵东南大局的，其实甲午战争期间，他已经很活跃，不仅为张之洞办了不少官事，甚至介入官场的人事变动，编织了一个囊括东南中外精英的私谊网络，从而确立了其在东南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当时他只是一个刚刚被参劾革职的失意幕僚，如何能够咸鱼翻身，抓住机遇，腾骧政路，取得人生的另一种成功，本文拟利用新出版的张之洞档案等重要资料就此做番探索。
移居上海
赵凤昌于光绪十年六月进入张之洞两广总督幕府当幕僚，任文案处缮校委员，后兼充文巡捕，凭借其办事稳细，勤敏慎密，逐渐获得张之洞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亲信幕僚。光绪十五年七月，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也奏调赵凤昌随他赴任。在给皇帝的上疏中，他称“广东候补知县赵凤昌，志洁才敏，办事诚实，心精力果，通达时务，于电线事宜及外洋军火，最为考究精细”。可见他对赵凤昌非常欣赏，评价很高，并透露赵凤昌的幕府兼职还有架电线、购军火两项。电线、军火涉及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都是肥差，难免有各色人等围着赵凤昌转。而他为人讲义气，肯帮忙，门庭若市。对此，其堂兄赵新深为忧虑，曾写信警告他“闻老弟广厦宏开，咸叨芘荫。然知感者无几，厚颜者滋多，弟抱热血一腔，片席经营，态费许多情面耳”，提醒他“宜每事审量，先顾甘旨，次及切己，幸毋徒效仗义也”。但赵凤昌听之藐藐，并未当回事，埋下了日后被人指摘的隐患。
随张之洞赴任湖北后，赵凤昌并未如坊间传言的那样升任总文案，除继续担任文巡捕及负责电线、军火外，还兼“办理督署笔墨事件”等，并更受器重和倚任，俨然成为张之洞的代理人，不仅大家有事都先找他，而且张之洞有要事，都与他秘密商量，结果“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更有甚者，露骨地说：“常州赵凤昌年少美姿容，鄂督张之洞嬖之，用为内巡捕，所言无不听，群呼为一品夫人赵氏。”这样的风言风语传遍朝野，很不成体统，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果然，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徐致祥上疏弹劾张之洞辜恩负职，“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宠任宵小赵凤昌，秘参政事，致使道路风传不堪之言”等，并进而揭参张之洞所保举的“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谄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患，且深讳其失”。奏入，清廷即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分别就弹章所指控张之洞湖广及两广任上问题查明奏复。
赵凤昌全家福，摄于1900年代
结果尽管李瀚章不仅为张之洞辩护，否定弹章指控，而且对赵凤昌也网开一面，说“赵凤昌派充巡捕，仅供奔走、备传呼而已。而官场陋习，在大吏左右者辄目之为要人，趋附谣诼皆由是起。其实用舍予夺，司道不得专，督抚不得私，巡捕微员，何能干预。臣见旧册案中，赵凤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似张之洞约束尚严，不致受其朦蔽”；但刘坤一只为张之洞开脱，却对赵凤昌不客气，说“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在省寅僚广为结纳，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建议的处理意见是：张之洞应请毋庸置议，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似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最终刘坤一的意见得到采纳，四月十六日，光绪帝下旨：张之洞“著毋容置议”，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著即革职，勒令回籍，以肃官方”。
刘厚生说赵凤昌被革职罢归后，张之洞过意不去，“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差使给予凤昌作为生活之费，而派他住在上海，办理通讯运输诸务”。这个说法不太可信。首先武昌电报局是湖广督署下属局所，在张之洞的管辖范围内，根本不需要向盛宣怀讨；再则赵凤昌随张之洞赴鄂后，曾暂住在武昌电报局中，即便未兼其差，也与电局上下熟识，弄个挂名差使应该不难。当时赵凤昌身体欠佳，无法入督署办事，张之洞不得不给他去信，有时收信地址便写“电局赵竹君”。张之洞甚至认为电局风水不好，赵凤昌“自住电局，事多不顺”，建议他尽快搬离。但实际这段电局居住经历对赵凤昌来说帮助很大，至少他掌握了发电报技术，使得他以后能独立为张之洞发去大量密电。据赵凤昌民国七年撰文自述，他被革职后，先回江苏常州原籍，次年“因养疴移至沪”，并在此定居，刘厚生所言张之洞派他住在上海不确切。
甲午机遇
赵凤昌移居上海是在甲午年，这年爆发了中日战争，张之洞即利用他来为自己搜集情报，购买枪械，使他很快走出黯然罢归的阴霾，又重新活跃起来。对于民族战争，张之洞总是主张积极抵抗。他认为战争是打出来的，即使吃了败战，也能达到练战的目的，吃一堑长一智。所以在中日战争未正式爆发前，他就加紧布防，积极备战。待两国宣战后，虽然两湖离战场较远，局势没那么紧张，他还是立即行动起来，率先着手筹措枪械。他说“军械必须多备，此事为今日第一要务”，除了截留、借用别省军火外，还向国外购买。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他电“致上海赵竹君”：“速商信义购十五生台炮五六尊连弹药，系炮台所用，稍旧者亦可，以速为妙。毛瑟枪五千枝，每枝弹三百，旧者亦可，速复。沪上及北洋、台湾情形，随时电禀及函禀。冬午电悉。”“冬午电悉”是张之洞顺带告诉赵凤昌已收到他七月初二日所发电报，说明至迟在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二日赵凤昌已移居上海。他在上海仍为张之洞所用，但并非如刘厚生说的那样，“办理通讯运输诸务”，而是为张之洞购买洋军火，并提供各方动态、信息等。张之洞曾说赵凤昌“于电线事宜及外洋军火，最为考究精细”，因此请他代购外国军火正是发挥其所长。至于随时禀告上海、北洋等地情形，则是追加的任务。本来张之洞已派人在上海为他搜集情报，但赵凤昌到上海后，张之洞更为信任，逐渐把这一使命交给他。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张之洞致赵凤昌电文
赵凤昌是否回复张之洞上述江电，暂不可考。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中，他发往湖广督署的第一份电报在八月初四日，与购买军火有关：“请赐交蔡。讲电悉。车炮设法电商觅购，毛瑟二万，每八两五；弹一千万，每千十四两，请予准购实信，俟电商外洋，有货即定”。电报之末，赵凤昌附言：“此时非禀宪，虽用密马。昌禀。豪”。电文中的蔡应为张之洞的洋务总管蔡锡勇，宪即指张之洞。“赐交蔡”、“非禀宪”说明这份电报并非发给张之洞，而是发给蔡锡勇的。据附言，赵凤昌可用专门密码，与张之洞直接联系，诚如刘厚生所言，“凤昌与武昌总督衙门可直接发出不费一钱的一等密电”。这至少反映了以下信息：一是尽管赵凤昌离开张之洞幕府，但两人以往的主幕关系未变，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二是张之洞信任赵凤昌，赵凤昌也不辜负其信任，乐于办理他交代的各项事务。三是表明赵凤昌武昌电局居住经历可谓塞翁失马，虽有不顺，可也带来好处，他学会发电报，此时派上大用场。
两个月过后的十月初五日，“清廷以之洞在广东时与法军开战，主持军务，应付裕如，特调之洞署两江总督”，主持甲午战争期间的南洋军务。张之洞十一日抵达南京，十六日接篆视事。他听说有运往中国的军火船在香港被扣留，很是着急，在接篆前一天晚上及当天就给赵凤昌连发三电，询问有无此事。赵凤昌马上找信义洋行的洋商李德了解情况，即回电称：“昨夜、今日奉咸三谕，确询李德，初次北船将到，已派人赴粤洋面等候，照料来沪，并不泊港。此外他行亦无在港扣留之事”。不过，赵凤昌也指出张之洞所听到的传闻也不是捕风捉影，原来确有装运天津军购的德国船曾在新加坡被日本驻新加坡领事下令扣留。因此，他提醒张之洞现在“倭奸四布，如遇议购、运枪炮等事务祈秘密”。由于张之洞在南京，赵凤昌在上海，相距较近，联系方便，所以从十月十六日这天起至次年五月台湾被日本占领止，他们电报往来频繁。单从赵凤昌这边看，有时一天发电数次，有时一天一次，频次极高，数量很多。分析其内容，主要有这么几方面：
一是居间联系，代为购买外国军械。前已提及张之洞在湖北时就购买军械，积极备战，调往南京任两江总督，离前敌更近，他更有一种紧迫感，诚如其幕僚许同莘所言，“公自抵两江后，以船械为筹防要务，分电上海及驻外各使设法购求”。其中上海方面主要电致赵凤昌。为了方便联络和确保机密，赵凤昌特地电告张之洞具体的发电办法：“来电谕，发与‘上海经道’四字，用明马，电语及转交之处，亦用密马，即可收到，不发惜阴堂更秘”。经道即经元善，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电报通过他转交。由于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军火，欲购买枪械只能通过第三方洋行作为中介，向外国军工厂进货。而洋行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天津两地，当时各省都托这两地洋行购买，所以洋行趁机抬高价格，以次充好，从中谋利。赵凤昌的对付办法是向多家洋行咨询议购。他经常接触、联系的洋行有信义、怡和、瑞记、礼和、地亚士等，货比三家，决不上当。有一次，他从怡和洋行处得知有一批炮，经过认真核算，比地亚士便宜甚多，确实价廉物美，便建议张之洞定购：“鄙见既确知此炮之精良，价又比他处便宜，极应速定，如宪意为然，祈尽明日电谕准定”。洋人见赵凤昌精明，知道张之洞从他那里也了解到许多行情，不好蒙骗，有时也会主动向张之洞推销性价比高的军品，如信义洋行的行主李德曾致电说：“此次敝行承办各件，实比北洋、广东便宜，……乞宪台速付现银，至合同即来宁面订，断无弊窦。”可见，在赵凤昌的帮助下，张之洞的军购价格合理，质量也有保证，比较顺利成功，没有出现李鸿章所说的“转托洋商”“徒糜巨款”的情况。
二是密探各地情形。张之洞要求赵凤昌在为他代购军械的同时，也随时报告北洋及上海等地情形。赵凤昌确实照办，有的是根据张之洞指示去做，有的是自己主动提供。前者如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九日，张之洞要他了解北洋是否已议定购买四艘智利快船，如果没有，南洋拟借洋款购买。赵凤昌效率奇高，次日即予以回复。他说四艘船甚坚快，有最大一艘，比日本最大的还更大、更快。北洋先是托怡和洋行的克锡代购，但因此事泄漏，怕引起国际影响，不敢办。又由信义洋行的满德居间，托瑞生洋行的布海斯密办，可望有成。这件事很机密，北洋只与满、布两人密商，连该洋行的中国买办都不知道。那赵凤昌怎么了解到的呢？他告诉张之洞“此系李德约于密室中相告”，请张之洞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官场尤其不能提。基于此，赵凤昌说如果此时南洋再向洋行访购此船，必定泄漏秘密，北洋亦难办成。现值中日交战之际，他建议张之洞南洋暂不要着急购船，等到北洋办成，再设法，“方不至两无着落”。这里，赵凤昌不仅展示他深厚的人脉和良好的交际能力，而且也体现出他的理性和全局意识。后者主要是有关上海本地的情况。如他注意到担任上海海防任务的飞霆、策电两艘战船离开多日，以及新来上海的日本人甚多，街市上常能见到，马上向张之洞汇报，引起后者重视，立刻下令处理。还有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底，清廷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从上海出发赴日本议和。次月十八日张荫桓从北京抵达上海，其日记云：“商局总办郑陶斋、沈子梅来迎，遂搭子梅车，至同文书局。”仅简简单单一句话，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其实当时民意汹汹，反应强烈。二十日，赵凤昌致电张之洞说：“前日倭国来电，我使往，只准搭商轮去，无非辱我国体，可恨！”此外，他还报告张荫桓在上海的情况，“张使令到沪住同文书局，因在沪粤人有揭帖，不准住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且不认同乡，义愤可嘉”。张荫桓是广东人，本应住在广东会馆，为什么没住，他日记不写，但从赵凤昌的报告中可知他是因接受屈辱使命而遭在上海广东人的拒斥。赵凤昌很欣赏广东人的这种行为，也对日本人辱我国体表示愤恨，说明他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心。
三是关注战争进程，提供相关动态。上海四方辐辏，信息来源广泛，赵凤昌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广泛网罗国内外各种消息，向张之洞提供前线的战况及各方反应。如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他电告张之洞，从怡和洋行的洋人那里听说清军已攻克凤城，旅顺可以守住；又引京电说光绪帝主战坚决，“有甘效社稷之语”。二十五日，则言据烟台商号来信，前天镇远、济远、广丙等舰护送图南轮，从天津运兵至牛庄，“卸兵后，回途遇倭舰战败”。次日，他说从经元善处得知“烟台洋大人来电，旅顺廿二大战，廿四已失守”。但十一月初一日，他看到津电，纠正云“旅顺未尽失”。与此同时，他说还听到一个密闻，“谓旅顺系卖去，船坞、炮台未毁”。对此，赵凤昌很吃惊，评论说如果这样，那李鸿章真是罪恶滔天，表示不敢全信。十二月初，日军开始向威海卫展开进攻。二十日，赵凤昌向张之洞报告说，刚到上海的商轮路过威海，看见日本舰船在那里游弋，结果被我威海卫炮台打中一炮。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他从西人报纸中看到这样的报道：“倭攻威海，我陆军坚守，不得逞。又拟扰烟台，为各国兵船扯旗阻止，即他去，又有云往山海关”，即电告张之洞。次日，他请人翻译当天路透社包括威海卫战役在内的中日战事的电文，呈送张之洞：“上海访事电云，中国海军在威海将倭船逐去，倭由宁海陆路进攻亦为所败。中国议和两使已到神户。日本来电云，在满洲之华军力战，倭兵不能进云”。
由上不难看出，赵凤昌采集信息竭尽所能，不拘一格，既有北京、天津来电，也有洋人电文、报纸，还有商轮所见、商号来信等，可谓渠道多元，中西兼收，官方和民间并蓄。其优点是信息量大，内容丰富，缺点则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自相矛盾，甚至多有虚词诡说。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赴日本议和为例。二十九日，赵凤昌致电张之洞：“合肥今早被倭奸枪伤。顷电，弹未取出，甚危”。其实李鸿章是二十八日下午被日本刺客持枪击中左颊骨的，未到危及生命的程度。三月初一日，他报告说：“闻合肥已故。”初六日，发电称“顷闻合肥已与倭议定停战三礼拜”，则李鸿章并未死。二十一日，“闻和议今日签字，辽东、牛庄归倭，偿费二百兆，全台作质云”。次日，更正赔偿费，“顷传单偿费系一百兆两”。实际上《马关条约》是二十三日签订的，比赵凤昌听说的晚两天，内容也不止那些。很快，他得到了一个六款的版本：“闻和款六：一、高丽自主，二、倭所得地均为倭所有，三、辽河以东地割归倭，四、台湾亦永远割归倭，五、银一百兆两（亦恐不确，须凭盛电），六、中倭联合以备战守。又顷闻西人言，合肥签字后，昨晚自尽云（此不确，廿三方签字）。”这个和款，张之洞不相信，括号中他所做旁注即为明证。不久，赵凤昌又提供一个洋人的版本：“今洋电和款无‘倭所得地为倭有’一条，而辽东以鸭绿江、九连城直画至西在四十度以南归倭。又开通商口岸五处，京城为一处，又准倭在华设织布厂，此外尚有条款”。洋人版本相对接近真正的《马关条约》，但仍有较大出入。就此可见，甲午战争期间，风传各种消息，赵凤昌尽量搜集，原原本本提交给张之洞，供他判断形势做出决策之用，虽然其中有不实虚假的内容，但保存了真实的历史记录，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舆情动态。
受过枪伤后的李鸿章照片
四是出主意，提建议。在为张之洞购买军械，探听消息的过程中，赵凤昌四处联系，广泛接触，学到很多东西，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因此他会主动向张之洞建言，阐明观点，提出办法，其中不少为张之洞所接受。如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日，有鉴于道路风传的前线战事不可靠，他电致张之洞：“鄙见南洋宜派诚干委员驻烟、驻津、驻北路前敌，或就地派员侦探实在军情、战守实绩，由电时密禀宪台。可饬盛道准委员专发密电与宪处，如发他处，仍不准用密马，消息方能秘达”。张之洞采纳其议，拟出方案，二十六日即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敝处拟派员赴威海坐探，仓卒无人，祈尊处代选一人兼充江南坐探委员，常驻威海，务探确情，随时发电。代定薪水，江南汇寄”。三天后，李秉衡回电遵办：“承谕代委侦探一节。查山东驻烟侦探委员候选知州谢庭芝人极妥慎，已檄令遇有军报，另录一份电呈宪鉴”。后来，谢委员果然不时向张之洞禀报“各路军情”。十一月初十日，赵凤昌电告张之洞，长江白茅沙、任家港、浒浦一带有暗沙，“洋人深以此处不备为失险”，认为可在两岸筑土炮台、埋设地雷，“为江防多一阻”。张之洞深以为然，次日即电令负责长江沿岸炮台建设的沈敦和来南京“面询筹办”。十三日，赵凤昌从经元善处获悉洋人言日军将在两三星期内“一面攻吴淞炮台，一面从川沙进兵攻制造局”，马上向张之洞报告，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所有已设各处水雷兵轮，看守不可信，须详查”；第二，“沪口四十里外，须筑高台，派人日夜瞭探”。张之洞获报后，十分重视，立即电请江苏巡抚奎俊“随地设法择要阻遏，设伏截击，或可令彼不能深入”，又命令上海道台刘麒祥、总兵朱洪章募勇、设地雷，严加防范。除上述外，赵凤昌还建议张之洞架设吴淞炮台到上海道署、江南制造局的电线，修建专为军务用的报房，以速赏激励军心等，这些有的也为张之洞所迅速采纳，并付诸实施。
五是推荐人才。张之洞曾说“凡百政事皆须得人而理”，因此他非常重视人才，所到之处都如曾国藩赞誉的那样，“宏奖士类，津津乐道”。作为亲信幕僚，赵凤昌当然深知张之洞的喜好和需求，在完成其交办任务的同时，也为他物色人才。赵凤昌推荐的第一个人是沈敦和。沈敦和系两江总督刘坤一下属，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后，刘坤一奉召入京主持前敌军务，他将随刘坤一北去。赵凤昌告诉张之洞南洋各口水雷都是沈敦和一手安设，他既经手这样的要事，并听说为人也好，是“洋务中用心而正派者”，建议“留宁以备用”，得到张之洞的同意。第二人是唐绍仪。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赵凤昌致电张之洞，先介绍唐绍仪其人，说他“系美国学生，英文语言均好，于洋务明通，气质亦佳”，曾任驻韩领事，于驻朝鲜大臣袁世凯回天津后，代办使事。甲午中日战起，在英国使臣的帮助下回国，对“倭事缘起及我军在韩情形了然”。接着赵凤昌评价唐绍仪“实洋务不易得之材”，“现来上海，如宪台俯加延揽，祈谕示，即嘱其诣谒”。最后赵凤昌解释他荐人的动机是“为才难，故禀闻，非敢援引，幸垂察”。结果唐绍仪也得到张之洞的任用，为他办理向洋行借款等事。唐绍仪一直在北洋任职，追随李鸿章、袁世凯等，只是甲午战争期间因愤于北洋的种种失措，才在赵凤昌的引荐下，为张之洞效力。尽管时间不长，但与赵凤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辛亥南北议和时，作为北方议和代表的他凡事都要先与赵凤昌商量，推高了其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赵凤昌还向张之洞推荐了与唐绍仪一样是广东籍的留美学生邝国光、邝炳光，说他们二人“在北洋水师多年，志艺均优，可胜管带之任”，现在广东老家，“粤人均称其人可胜任”，“祈赐询访，果优，可令来效力”。
沈敦和（左）、唐绍仪（右）
以上五方面仅是赵凤昌在甲午战争中有所表现的荦荦大者，其他还有统筹正在赶办的南洋电线、代张之洞租借军用运输轮、为湖北织布局招商入股等。由此可见，赵凤昌虽然不在张之洞幕府中，但张之洞对他仍很信赖，委以重任，而赵凤昌依然保持张之洞所称心精力果、通达时务、办事稳细等特点，不仅认真操办张之洞所交待事务，处处为其着想，谋求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能注意考察所在地上海及其周边的人事和安全状况，搜集各种情报，从中发现有用信息，乃至问题和隐患，主动及时请示报告，并提出应对思路和解决办法，这些大多切实可行，往往当即被张之洞付诸实施。正因为赵凤昌的意见和看法较受重视，在张之洞面前说得上话，所以一些江苏官员碰到问题，不敢向张之洞禀告，就请赵凤昌代为转达。如杨廷杲赶办电线面临人手少、经费缺的困难，“不敢径禀，嘱代陈实情”；唐绍仪办理借款，洋行久延误事，“不敢径陈”，也拜托赵凤昌“禀闻”。赵凤昌为人热心仗义，自然乐意帮忙，并且还会很贴心地再为他们美言几句，令这些官员非常感动，铭记其知遇之恩。同样，在为张之洞购办军械、招商引资过程中，赵凤昌也与上海洋人及绅商往来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凡此种种都使赵凤昌在官、绅、商各界都吃得开，兜得转，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赵凤昌本来在广东、湖北当幕僚，影响力也主要在这两地，但甲午战争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他在东南社会的地位，所以凡有大事，总能见到其身影。
新的人生起点
西哲云：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赵凤昌甲午期间的人生遭遇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晚清一则日记说：“由幕而官，起家军营，人极时道也。”做幕僚、入军营是当时最为风行的仕宦捷径，赵凤昌选择的是前者，而且进入的是大吏幕府——清末重臣张之洞幕府，还干得相当不错，他的亲朋好友都对他期许很高，认为他“办事勤能，制行廉洁”，受“上游倚重，指日飞腾”在望，更有甚者说：“阁下以练达之资兼习勤苦，风尘佐吏中百不得一，本朝以县令起家位至封疆者比比皆是，敢为我哥期之。”然光绪十九年他仅以候补州县官身份被参革职，勒令回籍，意味着再度出仕希望渺茫，更遑论跻身封疆大吏，他所希冀的“由幕而官”梦想就此破灭。
两位亲朋好友致赵凤昌函（局部）
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但天无绝人之路，历史又赋予他一个新的机遇，这就是甲午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就赵凤昌而言，是个新的人生起点。这一年，他因养病来到上海定居。上海自开埠以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座闻名世界的工商都市。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纪念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有一幅标语就写着：“世界何处不知上海？”而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也得意地指出上海发生的巨变：“煤气灯和电灯照耀得通明的房屋和街道，通向四面八方的一条条碧波清澈的水道，根据最良好的医学上意见而采取的环境卫生措施。我们为了与全世界交往而拥有轮船、电报、电话；还开办了外国发明创造的棉纺织厂、造纸厂、缫丝厂”。可见，赵凤昌移居时，上海不仅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而且信息灵通，中外交流方便。恰在此刻，甲午战争爆发，战争需要物资，需要信息，正在积极备战的张之洞便立即请刚刚离开其幕府的赵凤昌，利用上海的天时地利继续为他做事。于是，赵凤昌打着张之洞的旗号活动，更容易和汇聚上海的绅商群体及各国洋人打交道。
尤其为时不久，张之洞便调任两江总督，主持南洋军务，成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父母官。上海在江苏境内，属张之洞管辖范围，又离两江督署南京较近，赵凤昌不仅与他联系频繁，而且恢复了幕府时期被倚为心腹、要事皆密商的程度，据郑孝胥观察，张之洞“昵之，所言多从”。正因为此，一些江苏官员依附赵凤昌，藉此拉帮结派，干预南京官场的人事任命。如沈瑜庆本想以郑汝骙为筹防局提调，但前提调程某通过关系得到留任，他“度程必缘赵而至者”，因为依附赵凤昌的沈敦和也不希望郑汝骙任提调。由此可知，甲午期间，赵凤昌又成为张之洞身边的红人，即使不帮张之洞办事，也有许多人要巴结，走他的门路请托，更何况他奉张之洞之命办事。可以想象他在上海每办一事，必定得到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忙，无往而不利。在此过程中，凭借其非凡的为人处世能力，他与上海的各界精英都有深入而广泛的交往，积攒了丰厚的人脉，从而成为东南社会的重要人物，凡有大事，他都置身其中。
如果说台前指点江山、叱诧风云的人生非常精彩，那么幕后出谋划策、操纵大局未尝不风光无限。赵凤昌失之东隅，没能在台前表现，却收之桑榆，在幕后影响政治，人生同样取得了成功。某种程度上，这种成功更易博得人们的钦佩和尊重，收获意料之外的温情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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