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独立团政委和团长一前一后去开会，警卫员和团长并肩而行。途经一片小树林，团长突然目光严厉，对警卫员低声说道：＂去把政委打死掉！＂警卫员一听犹豫了，他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团长掏出枪来，对着政委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起，政委应声倒地。团长走上前来，用手放在政委的鼻子上探了探，确认他已经没了气息。团长脱下军帽，弯腰鞠躬，然后流着泪对政委的遗体说：＂我也不想这样，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请你原谅！＂团长为何要打死政委？背后有何隐情？这位政委最后的命运如何？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抗联历史。
毕于民，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这种大环境下，毕于民从小就培养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反抗精神。
1929年，20岁的毕于民随母亲来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倒木沟落户。当时的东北地区，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侵略。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面对国家危亡，毕于民毅然决定加入抗日武装。
1933年3月，毕于民加入了饶河农工义勇军。这支武装力量是由当地农民和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在这里，毕于民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毕于民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勇敢果断的性格，很快就在战斗中脱颖而出。
同年，毕于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给了他政治上的指引，让他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毕于民参与了多次对日作战，表现出色，屡立战功。
随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毕于民被编入了抗联第7军。在这里，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毕于民不仅勇敢善战，还善于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参与抗日斗争。他经常深入到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农民支援抗联。
在一次战斗中，毕于民带领一个小分队，成功袭击了日军的一个哨所，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次行动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极大地鼓舞了抗联战士的士气。毕于民的名字开始在抗联中传开，成为众多抗日战士学习的榜样。
由于表现突出，毕于民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重用。他先是被任命为连长，后来又升任营长。每一次提拔，毕于民都以更加出色的表现回报组织的信任。他带领的部队在多次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成为抗联第7军的一支劲旅。
到了1938年，毕于民已经是抗联第7军独立团的政委。作为政委，毕于民不仅要参与军事指挥，还要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给战士们讲述抗日的意义，鼓励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毕于民的努力下，独立团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毕于民的表现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日军悬赏5万元要他的人头，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赏金。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毕于民，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抗日决心。他常说：＂日本人越是想要我的命，我就越要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然而，就在毕于民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悄然而至。1938年11月的一天，当他和其他几位团级干部一起前往军部开会时，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抗日力量。1933年5月，为了整合东北地区零散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些武装进行重组，编为7个军，总兵力约1万余人。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36年已经发展到11个军，总兵力达到3万余人。
然而，抗联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日军对抗联的存在感到极度恐慌，调集重兵对其进行围剿。1936年冬，日军出动20万大军，对抗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讨伐＂行动。这次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给抗联造成了巨大损失。
日军的围剿策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在军事上，日军采取＂蚕食＂战术，逐步压缩抗联的活动空间。他们在东北各地修建碉堡，设立哨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网络，使抗联难以立足。
在经济上，日军实行＂集团部落＂政策，强迫农民迁入设有围栏的村寨，并严密监视其活动。这种做法切断了抗联与群众的联系，使抗联失去了重要的补给来源。日军还在山区实行＂三光政策＂，烧毁房屋，毁坏粮食，驱赶百姓，企图彻底摧毁抗联的生存基础。
在政治上，日军采取利诱和威胁并用的手段，企图瓦解抗联的内部团结。他们一方面悬赏通缉抗联领导人，另一方面又派遣特务渗透到抗联内部，散布谣言，挑拨离间。
面对日军的疯狂围剿，抗联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处境。物资匮乏成为了抗联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抗联难以获得充足的粮食和弹药补给。有时候，战士们连续几天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在一次战斗中，由于弹药不足，抗联战士不得不用石块对抗日军的机关枪。
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导致了抗联内部出现了一些消极情绪。有的战士因为长期的艰苦生活而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人萌生了退意。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将领在日军的利诱下选择了投敌。
1938年6月到10月间，就有10名抗联将领叛变投敌，其中包括两名参谋长、两名政治部主任和六名师长。这些人虽然参加抗日活动较早，但思想改造不彻底，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他们的叛变给抗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不仅削弱了抗联的军事力量，更严重损害了抗联的军心士气。
面对这种情况，抗联的高级将领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稳定军心。他们加强了政治教育，经常召开会议，强调坚持抗战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对内部的监督，防止日军特务的渗透。
然而，这种高度紧张的氛围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将领变得疑神疑鬼，动辄怀疑身边的人是叛徒。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无辜的同志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就在抗联陷入困境之际，一个名叫郑鲁岩的人开始在抗联第7军崭露头角。郑鲁岩是山东日照人，1938年时已经是抗联第7军的政治部主任。他能力出众，为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郑鲁岩的一些性格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郑鲁岩独断专行，不愿意听取下属的意见，甚至对那些比自己优秀的部下心生嫉妒。在当时抗联与总部联系困难的情况下，郑鲁岩的这些行为给抗联内部带来了新的隐患。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11月20日，抗联第7军各团领导接到了一份来自政治部的紧急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前往军部开会。然而，他们不会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血腥的阴谋......
1938年1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各团领导接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前往军部开会。当天早晨，寒风凛冽，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不祥之事。各团领导纷纷踏上了前往军部的路途，其中就包括独立团政委毕于民和团长李春山。
李春山是个老党员，入党比毕于民早，但因为能力稍逊而担任团长一职。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小路上，警卫员紧随其后。路过一片小树林时，李春山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警卫员低声说道：＂去把政委打死！＂警卫员一时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在警卫员犹豫不决的时候，李春山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前方正在走路的毕于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山林，毕于民应声倒地。李春山快步上前，俯身探了探毕于民的鼻息，确认他已经断气后，脱下军帽，向毕于民的尸体深深鞠了一躬。
李春山流着泪对毕于民的遗体说：＂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请你原谅！＂说完，他迅速整理了一下情绪，命令警卫员将毕于民的尸体就地掩埋，然后继续赶往军部。
这起震惊抗联的政治谋杀案，背后其实是政治部主任郑鲁岩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郑鲁岩出生山东日照，1938年时已经是抗联第7军的政治部主任。他能力出众，为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同时也野心勃勃，渴望更大的权力。
郑鲁岩一直对毕于民心存嫉妒。毕于民年轻有为，深得战士们的爱戴，在抗联中声望日渐上升。郑鲁岩担心毕于民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暗中策划除掉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为了达到目的，郑鲁岩先是在军中散布谣言，说毕于民有叛变的嫌疑。他利用当时抗联内部人心惶惶、互相猜疑的氛围，让这个谣言逐渐得到认同。然后，他又伪造了一份＂证据＂，声称毕于民已经秘密与日军取得了联系，准备投敌。
郑鲁岩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了军长李延禄。李延禄是个老实人，平时就对郑鲁岩言听计从。面对郑鲁岩提供的＂证据＂，李延禄没有深究，就同意了郑鲁岩提出的处决毕于民的建议。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郑鲁岩建议不要公开审判，而是秘密处决。他还精心挑选了执行任务的人选——独立团团长李春山。郑鲁岩知道李春山一直对毕于民有些嫉妒，因此更容易接受这个任务。
11月19日晚上，郑鲁岩召见了李春山，向他传达了＂上级命令＂。他告诉李春山，毕于民已经叛变，必须立即处决，以防止更大的损失。李春山虽然内心有些疑惑，但面对＂上级命令＂，他不敢违抗，只能领命而去。
就这样，在郑鲁岩的精心策划下，毕于民命丧黄泉。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毕于民的突然＂失踪＂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特别是独立团的战士们，他们对敬爱的政委突然不见了感到十分不安。
为了平息众怒，郑鲁岩又编造了一个谎言，声称毕于民已经叛变投敌。他甚至伪造了一封＂毕于民的悔过书＂，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说法。然而，了解毕于民为人的战士们对此深表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开始一点点浮出水面。一些目击者开始私下议论，说看到李春山和毕于民一起进入树林，但只有李春山一个人出来。还有人说听到树林里传来枪声。这些传言逐渐汇集成一股质疑的声音，让郑鲁岩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就在郑鲁岩准备进一步掩盖真相的时候，一个意外的转机出现了。1939年初，抗联总部派来了调查组，要彻查毕于民失踪一案。郑鲁岩知道，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即将被戳穿。就在调查即将展开的前夜，郑鲁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939年初，东北抗日联军总部派出调查组前往第7军，目的是彻查毕于民失踪一案。这个消息如同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了郑鲁岩的心头。他知道，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即将被戳穿。在调查即将展开的前夜，郑鲁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叛变投敌。
2月15日，一个寒冷的夜晚，郑鲁岩悄悄离开了抗联驻地。他带走了一些重要文件和一小队亲信，穿过茫茫白雪覆盖的森林，向日军据点方向前进。这一路上，郑鲁岩不断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发现他的行踪。
经过一夜的跋涉，郑鲁岩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日军据点。起初，日军对这群突然出现的＂抗联分子＂持怀疑态度，但当郑鲁岩拿出那些重要文件时，日军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这些文件包含了抗联的组织结构、人员分布和作战计划等机密信息，对日军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日军立即将郑鲁岩一行人送往沈阳，交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在那里，郑鲁岩接受了长达数天的审讯。他不仅详细交代了抗联的情况，还主动提出要协助日军剿灭抗联。日军对郑鲁岩的＂诚意＂表示满意，决定重用他。
然而，郑鲁岩的叛变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一帆风顺。首先，他的一些亲信在得知真相后，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其中有两名战士趁夜色逃走，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抗联，揭露了郑鲁岩的叛变行为。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在抗联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人难以相信，一直以来口口声声喊着抗日口号的郑鲁岩，竟然会背叛革命。这个事件严重打击了抗联的士气，一时间，人心惶惶，互相猜疑的氛围更加浓重了。
与此同时，郑鲁岩的叛变也给抗联带来了直接的军事威胁。利用郑鲁岩提供的情报，日军对抗联展开了一系列精准打击。仅在一个月内，抗联就损失了三个重要的秘密基地和大量物资。更为严重的是，有几名重要的抗联领导人被日军抓获，这对抗联的领导体系造成了沉重打击。
面对这种危急局面，抗联总部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他们立即下令重组第7军的领导班子，同时对全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以防止还有其他叛徒。这次清查持续了近两个月，期间有不少无辜的同志受到了牵连，一些优秀的干部被错误地处理了。
与此同时，日军也在积极利用郑鲁岩。他们让郑鲁岩录制了一段广播讲话，呼吁抗联战士放下武器投降。这段广播在东北地区反复播放，对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抗联战士产生了负面影响。有少数战士听信了郑鲁岩的话，选择了投降。
然而，郑鲁岩很快就发现，他在日军那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日军虽然重用他，但始终对他保持警惕，不允许他接触重要事物。郑鲁岩被安排在一个日军控制的＂伪满洲国＂政府部门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一些宣传文章，劝说抗联战士投降。
1940年夏天，一个意外的机会让郑鲁岩见到了他的一位老部下。这位老部下已经被日军俘虏，正在接受审讯。当郑鲁岩走进审讯室时，这位老部下用充满鄙视的眼神看着他，然后啐了一口，骂道：＂叛徒！＂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郑鲁岩，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就在这时，日军突然对郑鲁岩采取了行动。他们声称发现郑鲁岩仍在暗中与抗联保持联系，准备策划逃跑。尽管郑鲁岩极力否认，但日军并不相信。他们将郑鲁岩关进了一个秘密监狱，开始对他进行严刑拷打。
在狱中，郑鲁岩终于明白，自己的叛变不仅背叛了革命事业，也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1941年初的一个寒冷夜晚，郑鲁岩在狱中悄然离世，具体死因不明。
郑鲁岩的叛变，给东北抗日联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个事件也让抗联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在随后的岁月里，抗联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整顿，使得队伍更加纯洁和坚强。尽管困难重重，但抗联战士们依然坚持战斗，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郑鲁岩叛变事件给东北抗日联军带来了沉重打击，但这并非抗联面临的唯一挑战。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大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度，抗联的处境更加艰难。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抗联总部于1941年12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保存实力，抗联各部队要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分散到各地继续坚持斗争。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却是当时形势下的不得已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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