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外交，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体现的重中之重，如果一个国家搞不好外交，就会在国际上被孤立，被封锁。在外交上任性，更是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各种无妄之灾，典型的例子就是利比亚的卡大佐。而中国，在外交领域的功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一、“一边倒”战略
新中国的外交格局是起步于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之下，很多人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是被美国严防死守，被逼无奈只能向苏联靠拢，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国其实是有选择的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1949年我军即将攻陷南京之前，国民政府要求各国驻华大使馆随国民政府一起撤往广州。英法以及苏联大使都随国民政府一起撤往广州，但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选择留在了南京，因为他想要和中国的这个“新政府”接触一些。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和华盛顿的意图其实一点也不难猜，他们就是担心新中国彻底倒向苏联，成为苏联的“附庸”。在那段时间，司徒雷登一直都在请求前往北京面见毛主席，并且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和美国建立关系，那么美国愿意向新中国援助五十亿美元。
关于苏联，苏联大使撤往广州在后来，一度成为了中文互联网上诟病苏联两面三刀的一个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是，就在同一时间，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西柏坡会见了我党的几位领导人，苏联方面派出的人选要远比一个大使更加有分量。
对于米高扬，毛主席只是表示：“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了屋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别的客人就要先等一等了。”米高扬并不蠢，他听明白了毛主席的暗示，并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完整的传达给了斯大林。
（米高扬）
六个月后，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上一连写下了15个对字，并且向刘少奇明确表示：“你们一成立，我们就立刻承认你们。”我国已经做出了选择，司徒雷登也只能离开中国，毛主席一篇《 别了，司徒雷登》，道尽了美国失败的苦涩。
在苏联的带头下，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成立我国，我国的外交局面被初步打开。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没得说。但是在涉及到领土利益的问题时，斯大林的口风却出奇的紧，外蒙独立，租借旅顺，东北撤军问题，无一不在印证苏联的大家长做派。
其实最可恨的并非这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在明知我军计划解放台湾的情况下，依然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韩国，这最终导致我国被迫放弃解放台湾的计划。两岸直到今天依然尚未统一，说这完全是老大哥作的孽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是应当负有责任的。
（建国大典上的苏联人）
建国后，苏联和朝鲜是我国的盟友，军事盟友。但是苏联的盟友最终却证明是不牢靠的，中苏同盟的破裂也促使我国最终实行不结盟政策。而中苏联盟之所以破裂，就是苏联的沙文主义外交策略以及双方的意识形态冲突所导致的。
后者暂且不提，但是在中苏联合舰队以及长波电台问题上，中国是绝对不肯让步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涉及到了中国主权的问题，苏联的要求中包含驻军和海军指挥权，我们是断然无法接受的。
有很多人说中苏关系破裂是因为赫鲁晓夫支持印度所导致的，这纯属是扯淡，这是颠倒了双方的因果关系。在中印冲突开始的初期，赫鲁晓夫是明确支持中国的，但是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赫鲁晓夫才转而支持印度。
（赫鲁晓夫）
而在此之后，中国也迎来了外交的“寒冬期”...
二、特拉维夫的执念与“外交核爆”
1949年10月27日，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向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阿巴.挨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以色列是否应当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以色列的判断，英国和印度应该会很快承认新中国，新中国在未来必然将会获得五常席位。
基于这种考量，以色列在1950年1月便成为了新中国，成为了中东地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随后，双方开始在莫斯科展开接触，以色列左翼工党政府希望能够和中国迅速建交。
不得不说，工党政府和新中国建交的态度非常坚决，甚至不惜得罪当时仍然还有五常席位的“台湾当局”。
（本古里安）
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色列和新中国的接触被迫中断。但是这并未影响以色列当局对华建交的渴望，1955年以色列被排除在万隆会议之外，中国明确支持巴勒斯坦人解放，这不仅没有激怒以色列，反倒让特拉维夫方面认为必须尽快和中国建交，中国在第三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进一步激起了中国政府对以色列的反感，以色列在五十年代的建交谈判请求再次被拒。另一方面，中以建交的另一大阻力来自于华盛顿，但是本古里安和以色列当局为了和中国建交，却在动用他们自己的场外力量游说美国政府主动缓和对华关系。
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投票中，以色列投下了赞同票，但是以色列当局发往中国的贺电却被中国邮政以“我方与你方并未建立关系，我方无法投送该电文”的理由退回...事实上，中以直到1992年才得以建交，在此期间以色列始终都是“主动推进方”。
（中法建交）
为了和中国建交，特拉维夫当局不止一次推动自己的游说团游说华盛顿缓和对华关系，不止一次对中国提供农业支持和场外的外交帮助。在冷战时期，以色列甚至可以说算是我们在美国阵营中的“内鬼”，很难说不是我国利用了以色列急于和中国建交的心理，既拿到了好处，又没有因此坏了名声。
不过在六十年代，中国在西方最大的外交推进，却是中法建交。中法建交在当时一度被西方媒体称之为“外交核弹”，因为中法快速升温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时间节点是高度重合的。其实和以色列一样，早在1950年法国就希望和中国建交了。
但是就像纳赛尔横亘在中以建交之间，阿尔及利亚问题和越南问题也是中法建交的最大阻碍。而在这一过程中，阿尔及利亚和越南都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和本古里安相同。法国政府也认为应当快速和中国建交，才能避免中国继续干涉阿尔及利亚问题。
（戴高乐）
可以说在六十年代，中国这一套对外军事援助换取外交推进的套路是屡试不爽。而且我们不仅推进了殖民地国家的外交，还利用了某些国家急于脱身的心理，推进了和殖民地宗主国的关系。
但是中法建交是中国建交史上少数没有要求对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案例，这无疑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但是当时我国急于打开欧洲的外交局面，而且法国也愿意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双方各退一步得以建交。
中法建交，戴高乐可谓是赢麻了，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同时和中美苏三国领导人对话的人，法国在国际外交领域中的重要性陡然提升。而中国的收益同样很多，来自欧共体的商品打破了中国被贸易禁运的现状，意大利，德国，日本，加拿大也在此之后先后与中国建交。
（尼克松）
其实戴高乐能看明白的，本古里安又何尝看不懂，如果以色列率先和中国建交，或许也能享受到一部分红利，只是奈何以色列实在太不干人事了...
三、外交破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美破冰，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中国期望利用美国制衡苏联，而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存在主动的需求。自从肯尼迪遇刺之后，美国政府就没有继续保持对中国极端的敌视政策，而约翰逊总统又发动了越战，美国就此深陷越战泥潭。
尼克松接手白宫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尽快脱离越战泥潭。但是想要脱离越南，就绝对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撤兵那么简单，如何保证南越政权的存续？如何保证北越不会继续向老挝和泰国扩张？如何保证美国撤军之后东南亚现状不至于崩盘？
（尼克松访华）
这些都是问题，成功停战是政绩，但是如果停战后东南亚局势就立刻崩盘，那就是笑话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是需要一些“小小的保障”的。这也就有了尼克松访华，有了小球推动大球。
当然，我国同样也需要利用美国来制衡苏联，毕竟勃列日涅夫要远比赫鲁晓夫极端得多。当时的情况，就是我国基于现实考量希望越南停战，苏联出于沙文主义支持北越继续扩张，而我国和美国的接触也被北越视为背叛。
虽然在尼克松辞职之后，继任的福特总统并没有继续热切地推动中美建交，但是中美的底子已经打好，两国不再继续相互敌视。1979年的中美建交，更是为世人展现了一出绝佳的外交博弈表演。
（邓公访美）
可以说纵观新中国的外交史，制衡二字一直都是被摆在最上方的，我国一直都在利用各国间的相互制衡来推进我们自己的外交，这也是大智慧。
参考资料：
李开盛.中国周边外交:70年来的演变及其逻辑[J].国际关系研究,2019,(04):26-39+155-156.
佘纲正.以色列与中国建交的历史考察——基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涉华解密文件的解读[J].西亚非洲,2017,(03):103-122.
梁志.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22,(06):12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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