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和华清池同时开了火，蒋系官兵200余人死于乱枪之下，其中包括“中执委”主任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两个宪兵团长等等大员。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20多名贴身侍卫，也被怒气冲冲的东北军打成了筛子。
虽然20多天后，“双十二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可这些鹰犬难不成白死了？
当然不是，报复很快就到来了，张学良被扣留在南京后，顾祝同旋率大批中央军入陕，连警备京畿的宋希濂第36师都调过来了，以保持对东北军、陕军和红军的军事压力。
而对于陕甘地区的16万东北军的处理办法，南京当局则给出甲乙二个方案：
甲案：“三位一体”（东北军、陕军和红军）须让出西安及周边地区，由中央军进驻，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须返回陕北。
乙案：西安仍由中央军接防，但东北军可调离陕西，赴安徽和淮河流域较富庶的地区驻防，第十七路军单独西调，红军仍回陕北（大意如此，非方案原文）。
应该说，甲案对于“三位一体”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让出了西安及周边，但东北军、陕军和红军毕竟还是同在西北，随时可以联合起来，足以让南京方面有所忌惮，谈判也好争论也罢，都不致太被动。
杨虎城将军和红军都倾向接受甲案，然而东北军内部爆发的严重内乱，最终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
老派将领们受不了西北苦寒，乐意东调；少壮派坚持强硬立场，希望留在西北，通过军事结盟逼南京放人。
可惜的是，在关于如何处置扣押的大员和飞机，以及怎样跟南京交涉等问题上，东北军内部居然爆发了火拼：
先是少壮派杀掉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后是老派调兵进城报复，少壮派死得死逃的逃。
于是东北军老派势力彻底占了上风，他们不顾陕军和红军的劝告，于1937年3月同意接受“乙案”，东北军东调遂成定局。
分别开赴豫南、皖北、苏北等地区驻扎，至此“三位一体”的格局宣告破裂，那个委员长因此假牙都乐掉了。
仅仅四个月后，全面抗战爆发，原本高喊“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在其后的八年中，初期打得也算有声有色，然而后面的存在感却越来越低，这又是为什么呢？
01、东北军全面抗战虎头蛇尾
1937年4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和缩编，以种种理由将其化大为小，东北军各军原辖四师，整编以后通通缩编成下辖二师的乙种军，各师也按“国防师”的标准只辖二旅四团，整编后尚有六个军建制：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高鹏云）、第109师（赵毅）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周光烈）、第114师（牟中珩）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周福成）、第130师（朱鸿勋）
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常恩多）、第112师（霍守义）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金奎壁）、第108师（张文清）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徐良）、骑兵第4师（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刘桂五）。
客观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东北军各部打击日寇还是较为卖力的，有点想一雪前耻的样子。
比如第49军、第57军和67军血战淞沪，伤亡非常惨重，计有五名将军战死前线。
其中第67军在淞沪战役后期，为掩护主力西撤，在金山卫几乎全军覆灭，中将军长吴克仁战场殉国；
第51军则参加了徐州会战，负责在南路阻击日军第13师团等精锐，与桂军联手阻击鬼子北犯。
于学忠以25000人的兵力，血战淮河防线不退，为北线的“台儿庄大捷”做出重大贡献。
会战第二阶段，第51军又死守蚌埠和临淮关，顶住了日军4万余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七天七夜的防御作战中，该军伤亡高达7000余人。
第53军转战冀豫鄂湘数省，参加过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后又编入中国远征军；
第57军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所属第111师于1942年8月起义，改编为万毅率领的八路军滨海支队。
骑兵第2军则在华北坚持抗战，一度划归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8集团军朱总司令指挥，也就是后来的第96军。
整体来看，全部六个军在这一时期，打得都不算孬，跟1931年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到了1941年以后的抗战深水区，东北军在战场上突然沉寂起来，存在感越来越低。
原属67军的第108师，重建以后居然成为“皖南事变”的元凶部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反差如此巨大，是有深刻原因的。
02、东北军已然不具备整体性
一些军史爱好者，将这样的表现归结为东北军“群龙无首”，即张学良离开部队后，东北军失去了灵魂人物，很难形成统一指挥和协同。
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因为“乙案”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对东北军的“肢解”！
抗战爆发后，当时还保存一定军事实力的地方军阀，所属部队都是成建制集中使用的。
比如桂系的第21集团军、晋绥军的第7集团军、川军的第27集团军、滇军的第1集团军等等，从而保持独立性。
唯独对于东北军，军事委员会坚持拆分使用，东北军所属的六个军，按兵力规模完全可以整合成为两个甚至三个集团军，从而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却是被分散划归各战区：
第51军划入李宗仁第五战区、第53军划入程潜第一战区、第49军划入顾祝同第三战区（后转第九战区）、第57军划归鲁苏游击战区、骑2军划归阎锡陕第二战区等等，后面序列变化更是混乱。
换句话说，重庆方面绝不允许东北军组建单独的战役兵团，诸如军团、集团军等高级建制。
即便于学忠等人升任过军团长或者集团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也都是大杂烩，总之东北军的最大编制只限于“军”，便于肢解和吞并。
按当时中日两军的战力比，一个杂牌的军是很难抗衡日军一个师团的，包打一个野战旅团都力不从心。
那么在大兵团会战中，东北军的各军只能配属给各战区、各集团军指挥，久而久之便沦为打酱油的角色。
比如周福成的第53军，1943年调往云南，纳入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序列，最初编入霍揆璋第20集团军。
“土木系”的霍揆璋完全学会了陈诚的手段，各种理由挑毛病，就是想把53军吞并掉，若非卫立煌仗义出手，这个军怕是早就不存在了。
淞沪会战第67军尽乎全军覆灭，军委会一道命令下来，撤销了该军番号，干脆不给重建的机会。
在委员长看来，对于这样一支曾经的“叛军”，部队番号能裁一个是一个，只要有差不多合理的借口即可。
与此同时，重庆还对东北军实施了“掐头卡脖子”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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