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即高雅的韵致。
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胸怀、情操，他的风采，他的举止言谈，才能产生高雅的韵致。汝南黄宪，字叔度，出身贫贱，父为牛医，然其人高尚，被人称为“师范”。周乘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复生矣！”戴良自视甚高，但见黄宪则自感降薄，怅然若有所失。回家后母亲问他：“你为何不高兴？大概又是从牛医儿那儿来吧？”戴良答道：“黄叔度的形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是儿的好老师啊！”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尚韵致的感染力。财产亿万，即使用金缕玉衣来“包装”，在灯红酒绿中可以一掷万金，但仍不能改变那鄙俗的“风采”，其道理也在这里。
“管宁割席”是人们很熟悉的成语，这故事出在山东。三国时北海郡出了三位名人，管宁、邴原和华歆，时人称三人为一条龙，他们分别为龙头、龙腹和龙尾。华歆出仕最早，孙策兄弟、曹操父子对他都很敬重。由汉入魏，他先后任尚书令、相国、太尉和司徒等最高行政职务，是曹魏所十分倚重的大臣。就是这样，黄初年间，当曹丕派遗专使去征聘管宁出来做官时，华歆还称病辞职，虚位以待管宁。
管宁早年与华、邴一道游学、结为至交。后来天下大乱，他听说辽东公孙康治理得比较好，就渡海到辽东定居。公孙康听说他要来，虚馆以候，可他谢绝做官，卜居于山谷间，用礼乐风化来规范、感染追随他的大众，收到明显的效果。因此慕名而来的避难者越来越多，结果“旬月而成邑”，出现了乱世中的世外桃园。公孙度父子屡次征聘他出来做官，他都予以拒绝。魏文帝黄初四年，派安车征聘，管宁发现辽东将要大乱，就乘机浮海回到山东。起程时，公孙恭亲自送到南郊，加赠服物，而管宁自到辽东后公孙父子历年所赠予的礼物，他都原封不动的封存着，告别时，全部物归原主。魏明帝时，也多次以高位重礼征聘，他始终没有出仕，八十四岁终老于故乡。
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管宁始终不仕，但他并未“独善其身”，与一般的“隐逸”不同。生逢乱世，生民涂炭，群雄角逐，弱肉强食。有作为者，如曹操也是崇尚刑名，以权力和法术统御天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力”和“惩”建立起来的秩序是不能巩固的。管宁虽然未曾掌握着改造社会的权力杠杆，但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礼乐教化为使命对他的周围施加着影响，从而也收到了为当世所瞩目、在历史上启人深思的影响。他的使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他的抱负和实践，有着很高的历史品位。
华歆是政治家，而管宁则是布道化世者。华歆其人尽管功成名就，但他在助曹篡汉过程中，有些做法，比如在曹操逼宫中，他带人破壁搜寻伏皇后亲自揪着头发将伏后揪出然后缢杀，这些行为即为人们所不齿。所以《三国演义》作者对其人极其鄙薄。而管宁则与其相反，他的清操高致则成了千古美谈。
华歆和管宁精神境界的不同在他们还是“一条龙”的时候即已露出端倪。一次，管、华二人同在园中锄地，在土中掘出了一块黄金，管宁继续挥锄干活，视金子与瓦石无异，因为不是自己的财物，他视而不见。而华歆却不同，他先是将金拾起来看看，见管宁无动于衷，看毕又将金块丢下了。又一次，他们同席读书，忽然门外传来吵吵喝喝的声音，有达官贵人的华贵轿马通过。管宁听而不闻，继续静心读书，如同往常一样。可华歆却丢下了书，赶忙伸头向外张望。经过这两件事，管宁看出了华歆与自己不是同道，就将席子割断与他分开来坐，他向华说：“咱们俩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北海，当局许的高官厚禄他都不动于心，自甘清贫淡泊，常着皂帽、白布单衣、布襦布裙，亲自劳作，粗茶淡饭，不改其节。《三国演义》说他“避地辽东，常戴白帽，坐卧一楼，足不履地，终身不肯仕魏。”南宋文天祥作《正气歌》，赞他“或为辽东帽，清操励冰雪”，表示对其人情操的景仰。
“高致”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费祎和董允是蜀汉后期的两位出色人物，早年亦齐名。一次司徒许靖死了儿子，董允与费祎约好一块坐车去参加丧礼。董允跟父亲董和要车子，董和故意把一架被旧的车子派给他，董允表现出不大情愿，正犹豫着，费祎却已经上去了。到许家时车水马龙，停了许多达官贵人的车子，“奔驰”“皇冠”都很气派。董允表现出了一种压抑感，而费祎却泰然自若。事后，董允的父亲听说这个情况，就跟儿子说：“以往我觉得你跟费文伟二人很难分别高下，而今而后，我已经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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