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军统(保密局)掌故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很受戴笠器重,但却跟毛人凤不是一伙的,如果玉座金佛的事情被陆桥山或李涯捅到局本部,东窗事发的结果,必然是吴敬中被免职调离,而他的“好学生”、副站长余则成却肯定不能转正——截留玉座金佛的操作者,不跟着脱军装就算侥幸,升迁是万万不可能的。
原名吴景中的吴敬中,跟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期同学,在军统(保密局),人人都知道老吴是“郑派人士”,郑介民当中苏情报所中方所长的时候,吴敬中就是他的总务科长,吴与郑的关系,就像沈醉与戴笠的关系,“大管家”一职,非绝对心腹不能担任。
毛人凤和郑介民争夺局长之位,挖坑下套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掌握了吴敬中私吞无价之宝玉座金佛,肯定会大做文章,说那宝贝最后到了郑介民手里,于是郑介民为了撇清关系,也只能任由毛人凤把老吴免职了事。
郑介民是军统最后一任正局长,也是保密局首任正局长,他当这两个正局长的时候,是以“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的身份兼任的,后来升任“国防部次长”,老蒋就找个理由不让他兼任保密局局长了:国防部二厅是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也是特务机关,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的身份一人主官两个特务机关,比戴笠还尾大不掉,这是老蒋绝对不能容忍的。
沈醉说是他和毛人凤联手制造“郑介民五十大寿收礼”的罪名,而将郑介民挤出了保密局,那显然是高估了自己,因为过寿收礼在蒋家王朝司空惯见,根本就算不上大错,而且毛人凤即使当了保密局局长,在形式上依然要受郑介民领导,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主官单位变了,新的主管单位就是郑介民当常务次长的“国防部”。
抛开郑介民与毛人凤的恩怨不提,咱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吴敬中被调离或免职后,谁能来继任:当时老蒋的地盘越打越小,保密局省(市)站长的位子也越来越小,仅以吴敬中为例:胡宗南在西北一败涂地,西北区区长吴敬中就调任东北区区长,陈诚和杜聿明丢了东北,吴敬中没有因情报失误而被追究,反而调到油水相当大的甲种站天津,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不止郑介民一个,已经坐稳太子宝座的蒋建丰跟老吴同班,小蒋让老吴去天津,一方面因为天津市长杜建时也是太子党,另一方面也需要信得过的老同学来监视傅系的陈长捷。
小蒋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既想培植自己的势力,又想落个好名声,打老虎连自己的“假表弟”和杜月笙的儿子都敢动,“挥泪斩马谡”搞一下自己的老同学,也是有可能的,至少他不会公然站出来包庇天津特务界第一大老虎吴敬中。
在军统(保密局),多吃多占是常态,但是吃谁的占谁的却大有文章:季伟民的赃物,应该上缴保密局本部,并统计建档后上报老蒋的侍从室,如果案子够大,老蒋就会亲自批示,叶秀峰会被收拾得更惨,所以于公于私,毛人凤知道吴敬中截留玉座金佛,都不会善罢甘休,那么吴敬中丢掉站长官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你藏“我”的金佛,我摘你的乌纱,笑面虎毛人凤绝不会手软,于是天津这个甲种站少将站长的虎皮金交椅又谁来做,就需要读者诸君替毛人凤考虑一下了。
军统改名为保密局后,省市各站分甲乙丙三级,天津是甲种站,要当这个站长,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上面有人;其二,是复兴社老人;其三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满足这个条件,而且没有“实缺”的高级特务在当时还真不多,吴敬中之所以能连续在三个地方当“封疆大吏”,就是因为他同时满足了上面三个条件:上面有小蒋和老郑,而且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就叛变加入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来又跟其他叛徒一起打包换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就是军统前身。
吴敬中的能力,即使不看史料只看电视剧,我们也能发现此人水平超级高:不管是马奎陆桥山,还是李涯余则成,都被他稳稳地拿捏。
毛人凤虽然想用自己培养起来的新贵当站长,但是试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招不灵:毛人凤担心各省站站长大都是一些老干部,不大听话,便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账,各站的工作推不动,就只好又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
我们细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军统(保密局)站长名单,就会发现他们基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或者是在军统特训班当过教官的,比如香港站站长谢力公、澳门站站长程一鸣,既是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同事;贵州站站长陈世贤、云南站站长沈醉,分别在息训班和临澧班当过教官,他们名义上的“顶头上司”、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虽然是毛人凤的嫡系,但却根本管不了这两个站长。
在很多时候,大区区长只是上传下达承上启下而已,并不像站长那样既有人事权又有财务权,所以“干实事”的站长并不太好找。
在军统改为保密局的时候,各省站站长基本都是调整完了,沈醉当时还继续当总务处长而没被踢到云南当站长之前,对人事变动十分清楚: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徐宗尧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
,由杨清植、孔觉民先后任站长;山西站为田畯;晋南站为王明江;山东站为许先登;青岛站为梁若节;河南站为刘暨、刘茂欣、杨蔚;陕西站为侯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为任冠军……
看上述名单,我们就会发现沈醉的姐夫余乐醒“闲着”呢——余乐醒跟吴敬中也是同学和特训班同事,跟他同样资历的不是在局本部当了少将处长,就是到甲种站当了少将站长,只有这个“老资格专家”一直不受待见:戴笠忌惮他能力太强,毛人凤嫉妒他资历太深,所以只给清闲虚职而不委以重任。
吴敬中垮掉,却也轮不到余乐醒接班,因为余乐醒当时除了跟沈醉的大哥利用军统资源“做生意”,还想回到原先的阵营,而且已经被毛人凤发现了痕迹,要不是有特训班学员通风报信,余乐醒就被毛人凤抓起来“家法从事”了。
余乐醒当不了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其他人又不愿意到已经大兵压境的围城坐以待毙,于是毛人凤只好“就地取材”,用了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李俊才,这在当时已经违背了秘密与公开分家的原则。
有人说李俊才就是李涯的历史原型,这说法还真有几分靠谱:吴敬中逃掉了,李涯继任站长后,带着四个配备电台和武器的特务小组潜伏了下来,这就是“黄雀计划”的历史原型,结果正如吴敬中预料的那样,“那个计划没前途”,李俊才就带着所有的潜伏特务,到军管会自首了。
李俊才自首后也进了战犯管理所,直到1966年4月16日才获得特赦,特赦名单上他的职务是“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那是因为他那个“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职务是临时的,他不相干却不得不干,所以没等“转正”就自首了。
李俊才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这就给读者诸君出了个难题:如果吴敬中因玉座金佛东窗事发,余则成肯定不能由副站长转正,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当时已经被边缘化,继任也不可能,那么您认为哪个少将级的老特务,会成为吴敬中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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