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宪章运动在1840年代最终失败的时候，失败的原因也得到了详尽的探讨，胆小、分裂、狭隘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都促成了这场运动的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一切都并非最重要的原因，宪章运动的真正失败之处在于缺乏一个具备统一权威的全国性组织，由此导致《人民宪章》当中包含的内容过于驳杂、飘摇不定，几乎不可能从理智上进行明确的阐述，更无法依据民族国家原则进行政治上的定型。但这场运动本身还是改变了英国和欧洲的社会面貌。奥康纳从未承认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是诚实的，尽管如此，他始终将矛头瞄向资本家和“奸商”。他依据《人民宪章》的精神对社会图景进行了崭新的划分，一方是富有的压迫者，另一方是贫穷的受压迫者，并强调，“在劳资斗争中，全部问题都将自行解决。”议会改革法案年代针对“旧制度”特权体系的斗争在劳资斗争的图景中消失了，宪章运动的激进派很少斥责“旧政权的腐败”，而是更多地谴责“阶级立法”、“工业政体”和“商业政体”，将之视为“以牺牲人类生命为基础的政体”。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政治上的敌人和经济上的敌人并不必然是一回事情，这是常见的情况。但在1832年所定型的中产阶级民族国家当中，这种异常情况很难再现了。社会图景完全以经济方面的参照系进行定位和分层。工党理想的幻灭使得经济方面的弱势群体逐渐认识到真正的敌人和真正的问题，正如一位激进分子在曼彻斯特的集会上所说的那样：“现在除了寻求确确实实的力量斗争外，我们别无选择。”（以上，Stedman-Jones, Language of Class, 1982，第14-31页）
很显然，和复辟年代以及浪漫主义年代相比较，这无疑是一个由现实主义主宰局面的冷酷的经济年代；和前此的1789年和后此的1917年不同，在政府和作为整体的统治阶层之间不存在任何分裂的可能。英格兰议会甚至没有考虑过将《人民宪章》引入议会进行讨论的可能性。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和英国经历着同样的经济生活的根本性转变。宪章运动连同1848年全欧洲革命浪潮的迅速衰落，应当从根本上归因于这场运动挑战了财产权，正是这一挑战使得运动的温和派在寻求同资产阶级改革派乃至激进派联盟时，几乎毫无收获可言。这场正面斗争并没有塑造或者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反，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广泛社会运动使资产阶层意识到了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以政府为辐射圈的核心点，有财产利害关系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彼此紧密团结，无论这种利害关系是何等之少。1848年的事情结束之后，两位内阁部长夫人在通信中写道：“我十分幸运地确信整个事件的发生都显示了我们中产阶级的良好风气。”（转自Briggs,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959，第312页）宪章运动最终遭遇坚决的镇压，这是可以理解的。依据1832年原则定型的英格兰国家，在资产阶级的团结基础之上，已经迅速完成了从旧王朝政体向军国主义政党民主国家的转变；这一转化造成了那种为人称颂的英国式妥协性格和经验主义的陨落，旧政权时期英国宪法的灵活性就此失去载体，有序而强有力的镇压政策能够始终如一地得到执行，不再会因为内阁和议会当中的派系分裂而造成政策倒退。政党民主体制完全控制议会，中立派议员或者独立派议员很少能够在这种局面中获得生存之机，更无可能更改局势，议会恰恰在1832年之后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既然法律和宪法拥有至高权力，这样的体制也就不再打算同古老的君主制原则分享社会，而传统的君主制精神更注重对社会下层的同情和保护，重实效甚于重原则。
1840年代中期，宪章派开始运作自己的土地公司，这种公司形式的主旨是以互助形式募集资金购买土地，吸引城市中的非熟练工人前往耕种，尽管这一切都让人回想起托马斯.莫尔时代古老而美好的英格兰自耕农体制，但在1840年代这无疑是狭隘且落后的倒退之举，此举也正式表明了宪章运动的最终失败。欧文的互助论成为法国圣西门主义的对应形式，联系到宪章运动和1848革命失败的背景，这一切就很容易理解了。与此同时，“体面的工会”成为主要的谈判形式，托利党和自由党几乎是交替展开选举权扩张运动，将投票权向体面的工人阶层释放，在政党贵族性质迅速削弱的同时，工人阶层也开始同样迅速地融入现代代议制政治的政党民主化轨道；在1911年工会终于成长为真正的政党之前，就已经作为政党民主型政权的协从者和合作者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学徒期。
无论如何，工会运动象征着英国和欧洲社会运动的一场根本性转变。其理论前提就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劳动和资本是其中“经由上帝”联结起来的基本组成部分，彼此扶助，不可或缺。这是一个奉法律为至尊并且本身无条件接受法律约束的整体，和静态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然法诉求不同，其中带有进步、进化甚至运动的根本特性，只不过上一时代的那种辩证革命的性质已经祛除净尽。“社会”这一崭新概念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在新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广泛传播，并随即取得支配地位。英国实证主义者推广了孔德的学说，斯宾塞的学说则在北美取代新教传统，成为政党民主型民族国家的神圣教义。“社会”这个崭新的概念包含了两种基本要素，一方面是一种永恒化的资本主义体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民族国家。鉴于一度遍及欧洲的宪章运动和阶级运动在工会取得“体面”地位之前就已经崩溃，所以不能对工会在此种社会背景中的“融入”行为给予“工人贵族”或者“阶级背叛”的责难，工会中的激进派即便个个都是狂热的政治家，他们实际上也别无选择。麦考莱在为《十小时工作法案》进行辩论时道出了“社会”概念的精髓：“我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坚决赞同自由贸易原则，……不需要国家干预理智的成年人所签署的纯商业方面的合同。这一原则不应有任何例外，除非涉及到公众健康和公共道德方面的内容。”（转自A.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954，第44页）这是一段涵义十分丰沛的辩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基础之上，诉求普遍且先验的人类动机原则，这本身就已经在1832年和1848年之前的年代里焕发出可怕的力量；进入19世纪中后期，古典经济学的诸多原则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添加了来自历史和事实方面的动态要素，更融入了自由行动的自我观念，正是这一观念牢牢存储在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型国家的文化道德的最深处，依据这一观念，自由选择的行动无疑就是道德行动，而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换领域相应地就成为了道德生长的领域；古典经济学的那种冷酷、阴郁、带有卡莱尔和马尔萨斯式宿命论色彩的理智训诫，从此便具有了道德方面的明朗色彩，对国家的怀疑也赋有了伦理特质。
与此同时，工会当然保留着对民族国家的正当诉求，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概念本身的题中之义，这一切无疑是各个政党都予以积极认同的，选举权的不断扩张从根本上将是对各个政党都有利的事情，他们都是政党民主化民族国家定型过程中的赢家。启蒙运动、进步派乃至激进派的功利主义无疑在工会的体制性诉求中催生着“社会改良”的观念以及种种“社会议题”。马歇尔从个人公民权到广泛的“社会公民权”的演变预言在此得到了证实。在“有机整体”这一社会概念中，前者并不再像以往那样坚决反对后者；在“个人”和“公众健康”之间，存在一个相当广阔且模糊的领域，这是定义和原理无法再给予划界和定论的领域，实际上，“公众健康和道德”不过是“社会政策”的隐喻性表达。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政策”实质上表达的是无数社会性质的行动所产生的广泛且不具有针对性的力量，这是一种无形的、不断扩散的力量，其中包括善意的、恶意的、混乱的以及经过理智规划的。国家当然应当支持善意的力量和行为，但这种支持并非政治性质的，即便是经由议会的立法认可，也只能说此类立法运行在日常立法的轨道上。不管怎么说，19世纪中后期真正见证了人类集体力量的跳跃式大增长；不过在另一方面，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国家的精英和政党只有在“社会”议题本身呈现为道德改革图景而非阶级冲突图景的情况下，才会予以接纳，而且他们所作的基本工作是就社会议题的道德和物质问题进行辩论和后续的协调，国家主义遭遇着坚定的拒绝，“社会”以及“社会政策”当中的一个独立且自足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及其精英团体更是无从谈起。
即便国家意识最为强烈的普鲁士也并无例外，即便普鲁士的历史心智一度彻底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截止到1840年代，政治经济学可说是德意志惟一一门仍然在追随法国和英格兰领导的科学，尽管外在遭遇颇为不同，并且是以并不对称的步伐。当罗雪尔着手为汉诺威王朝训练实用型的经济学家时，他便将更完善的历史意识溶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这其中包括对“社会议题”的广泛同情心，无偏见地关注问题的多个方面，而非对问题的某个方面进行抽象和特别地关注；针对欧洲经济生活中大量社会议题的诞生和相应的带有社会性质的试验，罗雪尔承认其中的错误和失败，不过他以无限宽容的历史心智指出：错误自身就蕴涵着真相，他对事物的普遍合理性抱有完全的信心，并提倡由普遍经验约束并调整传统的自然法观点和私人观点对经济生活造成的冲击。抽象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实验的方法正在取得上风。歌德说，“一门科学的历史就是科学本身。”萨伊则告诉德坎多尔，他是从自然论者那里获得了观察社会生理的技艺。诸如此类的观念获得了大幅度的传播。罗雪尔那种带有历史倾向的心灵，促使他将具体的经济命题从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剥离出来，认为正确的作法不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抽象的研究和纯粹的定论，而是研究这些命题在人类普遍经验和民族经验中所走过的道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科学在工业化的民族生活当中已经不再适用，罗雪尔认为这其中的缺陷和错误并非因为经济科学自身发生了错误，而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乃是为着人类而存在，随着事件进程而发生变化，并且要臣服于年代的变迁。尽管他对亚当.斯密抱有充分的赞赏态度，不过他并不认同那种将经济事实归因于最简明、最普遍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他从诸多因由当中得出法则和理论，而这些因由都深植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当中，同时，他也从人类和精神的联合影响力中得出他的法则和理论。他的时代正值古典经济学率真的普遍化概念趋于凋落，罗雪尔指出，经济学手术刀在已经逝去的那一代人身上的效用同其在正在逝去的这代人身上的误用，效果是差不多的；他和亚当.斯密一样赞同航海法的实施，也同科布登一样赞同这项法令的撤销；他对奴隶解放抱有同加里森同样的感触，不过他清晰地意识到使奴隶制成为文明之工具的那种境况。绝对君主制是人类童年期的主旋律，不过也正是绝对君主制保护或者拯救了农民阶层。垄断是一种错误，不过垄断拯救了国家的出口贸易。必须根据事实调整原理；古典经济学的教师们在人口理论、租金理论以及财富源泉理论方面，都走过了头。罗雪尔颇为自负地详细阐述了时代所取得的无限进步，阐述了已经扩大的国家事务范围以及得到人们认可的国家责任，这涉及到贫困、教育、过度劳作、健康、扶助弱者等等，罗雪尔据此给出评判，认为社会性质的进步能够删除社会主义纲领，杜诺耶则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不过是当前体制的逻辑操作。
因此，即便是如此巨大的改变也只能是发展，而不是颠覆，不是抛弃一种原则，转投另一种原则。19世纪中后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基于发展和进步原则的“社会议题”和“社会政策”的大爆发凝聚成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操作体系。在这一体系当中，人们学会并且习惯了关注航船的路线，而非具体乘客的想法。因为航线揭示出那些长远来看终将胜出的力量。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仅仅为那些经由集成经验的判断而成为正当之物的东西提供证明。社会政策方面的选择首先要求一个在普遍经验看来大致不会出错的立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放弃政治路线和思想的指导。“社会市场经济”观念所引导的众多社会政策议题以及具体操作措施，看起来纷繁复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的各个阶层、各个政党以及各种思潮无不溶入其中，不过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基础观念则很简明：在指导世界的各种力量当中存在恒定性；这恰恰就是全部德意志唯心论思想以及19世纪中后期社会科学以及“社会政策”实践领域的至高收获。正是以这样的观念作为支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才坚持认为这个世界是运行良好的，因为那些能够长久活在文明的光辉和挣扎中的事物才是正当的，无论什么事物的兴起衰亡，实际上正是各得其所。即便是爱默生这样的哲学家以及布克哈特这样的极端保守派也认定“永恒的智慧”终究是要主宰尘世时间的。实际上，从1815年开始，三代人的思想承续实际上已经熔铸成为一把集体生长原则的长矛，在1848年之后，这一统绪构成了一个正统王朝，其统治既正当又有力，他们实际上是从伯克开始一直延伸到最近阶段的选择-进化论这一脉络的继承人，他们反对将民族生活降解为偶然的事件、时断时续的意志行为和突变，为此他们确立起了永不磨灭的道德力量的统治。他们的理论既出自科学，也出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验，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同样地合乎逻辑。正如沃尔泽所评论的那样：“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这些时期长期地存在着，原因是它产生的个人主义总是不完善的，要用旧的限制和忠诚来加以调节，靠地方的、种族的、宗教的或者阶级的关系所构成的稳定化模式来调节。如果失去调节能力，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长期生存的能力。”（Walzer, “Nervous Liberal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1979年10月11日，5-6）这让我们想起，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就是寄生于旧的价值观和旧的制度和共同体当中，而这本身也正是《国富论》本身所要阐明的首要主题之一。无论如何，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和“经济”概念的终极性将始终处于观念和操作的核心位置，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可能去理智地谈论“社会市场经济”这一观念隐喻、以及从这一隐喻中生发而出的庞大“社会政策”和“社会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半个世纪是“社会市场经济”观念和纲领的黄金年代。各国的经济改革派阵营和激进派阵营通常会用暗示性的“社会”这一共同的称呼。威廉.贝弗里奇模仿英国托利党和自由党围绕社会议题展开的选票战争中的名词定位，自称“托利民主党”，这是最为典型的上层托利党群体对社会议题的反应，带有宪章运动时期的色彩；此外还包括“工人帝国主义”、自由派等等，或者干脆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某种集体主义派别；法国则以社会连带主义者、干预主义者（这当然绝非意味着国家主义）自称，可以说包含着除了工团主义之外的几乎所有集体主义经济形式和观念；英国则诞生了“新自由派”、将城市郊区的托利党视为共同敌人的“新激进派”、令人联想起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以资产阶级激进派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费边社。“社会”一词也成为了德国所有新的社会政治党派意象性的核心词汇，尽管在战前时代这些党派更多地只是在观念领域运作，但经济方面的社会议题是向他们完全开放的，阻挡他们获取直接性的政治权力的惟一障碍只是1895年帝国宪法的一纸条文。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所有这些力量和党派之所以以“社会”自居，原因在于他们的自我定位并不在于任何的抽象原则，是经济领域诞生的崭新议题让他们足够幸运地居于人类进步的前沿地位。在本质上，他们的这种“社会”意识是正当的，在1911年劳合.乔治发动宪政危机以解决“人民预算”之前很久，欧洲的新旧激进势力就已经清楚意识到，围绕国家权力和政府的狭窄范围进行再分配的政治形态已经过时且无效了。一度是王朝和地主贵族的经济特权已经转投资本家所熔铸的工商业资本主义手中，在19实际末期，巨大金融力量的加入更强有力地巩固了这种新的经济特权形态，即便法国也展现出这方面的强劲势头，人类苦难的根源不再是政治-法律的，而是经济-社会的。宪章运动和1848年的革命完全揭示出取消权力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关注的重心应当从特权转向日常生活了。约瑟夫.张伯伦在1883年指出，“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另一位著名的政党政治代言人则更集中地表达了此种“社会”意识：“如今，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举例而言，作为俾斯麦社会保险体制之基础的德意志地方救济会体系在帝国成立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而在法国，尽管互助会的形式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革命年代，但拿破仑三世已经对之实施了自由主义的净化，并推进到庞大的政治工程的地位上。“社会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操作已经在欧洲塑造出了强大的进步主义-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的三角联盟，越来越多的力量开始转向这个新的轴心，欧洲已经不再是人们印象中天主教、国王和贵族控制的那个世界了。
这种巨大转变的意识强烈冲击并搅动着北美的理智。亨利.亚当斯写道：“如果基督把掩盖人们罪恶的外衣拿走是正确的，那么我同样也要来揭穿某种障眼法也就是正确的，这障眼法让人们以为自己的不公正行为不是自己所为而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法律的延伸。经济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必须提醒人们来控制这些法律。”（Henry.Adams Papers, “柏林日记”，第9页）当被问及对财产权的观点时，亚当斯的回答尽管大胆但也足够清晰地划清了同社会主义的界线，甚至也划清了同亨利.乔治的界线：“控制所有生产机构的最终来自社会，财产所有者应该永远被认为是管理资本的代理人。至于说应该允许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中介，就好像他们对其拥有最终权力一样，那完全是权宜之计的问题，只能通过实验和常识来回答。”（Henry.Adams Papers，1886年3月25日的信）这其中也许存在想象和狂喜的成分，但浓重的经验主义氛围和强烈的“社会经济”意识证明了这并非一个虚构的乌托邦，而是切实的、可操作的改革构想，这一构想以庞杂、零碎但也富有创造性和改革想象力的方式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议题保存下来，在自由市场的威力和社会政策的平衡力之间寻求平衡，也正是这一努力所提供的基础意识成就了历时甚长的美国新政联盟；一方面是极端的个人私有产权体系，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集体主义经济控制原则，这两者构成了“社会市场经济”身份认同的边界。
两次世界大战分别迎来了俄国革命和冷战，经济学和经济阵营一夜之间依据意识形态原则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那种在19世纪还只是呈现为人们内心的道德图景的东西，在20世纪则一跃成为一种“神话”图景。依据此种划分，人类历史第一次不承认在黑白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麦考莱的19世纪宣言如今已不再适用。19世纪那种富有宽容度和灵活性的自由主义如今演变为保守主义，展现为一套拥有充分逻辑自洽性和排他性的教义体系，保守主义的新宣言将自由和平等的问题视为一个人类决断的问题，而非一个可以协商和变通的问题，弗里德曼写道：“‘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使事态保持稳定。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这些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并且导致这个国家执行新政和其他国家扩大类似的政府干预。近年来，‘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日益流行的口号。他们争辩道：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扩展，使它为冷战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且向世界上尚未表态的国家显示：一个民主的国家也能比共产主义国家增长更快。这些论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是：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不稳定性。”（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第43页）毫无疑问，为纯粹教条和理论驱使的声音掩盖了“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的所有努力以及那些有关社会政策的故事。正如格申龙克生动刻画的那样：“我们变得更加谨慎了。预言的热情必然地连同天真的信仰一起消失了，这种天真的信仰认为历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流变过程是由某种简单而又普遍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在塞涅卡关于我们对于以往的知识具有完全确定性的断言和歌德关于历史是一部永远无法解读之书的断言之间，也就是说，在完全确知和不可知论这两个极端之间，浮现而出的是倔强的历史相对论。……历史进程中的铁一般的必然性遭遇抛弃。J.S.穆勒曾如此惬意地谈起‘对往日境遇的服从’，如今这种服从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是人们一度认为能够沟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19世纪的智者们曾经何等自信和安全地在上面穿行。”（A.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第5页）
今天，《国富论》本身以及它所构想出的经济科学形态，和具有代表性的古典学问一起，已经成为西方“高深学问”的一个部分，成为凡勃伦所谓的有闲阶级“金钱文化”的一门休闲学问，追溯其起源，则是古代的巫术，这已经成为人类道德意识的先验成分，而非人类知识的组成部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神秘论述完全无助于今日人类的现实磨砺；在这些“高深学问”的范畴之内，神秘性和道德性总会得到孱弱人类的喝彩，刚正而严明的抽象思维遭到驱逐，知识和理智只是深奥幻觉的伪装，在情绪和感觉的河流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走，只要有助于强化此类学问的神秘性质，便无须更多的考虑和顾忌。正如凡勃伦所说：“为了要打动、甚至欺骗无知识的人，学识中的神秘因素，同过去的一切时代一样，现在仍然是一个极其有吸引力的、极其有效的因素。在一个目不识丁者看来，一位大学者的声望大半是根据他与那类神秘力量的密切程度来衡量的。……在这些善良、天真的人看来，凡是在宗教界据有高位的人士，在神秘学和魔术的使用方面总是十分精通的。与这种看法同时并存的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见解，即高级学问和‘不可知的’性质这两者之间总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点未尝不可用来在大体上说明有闲阶级在智力方面的倾向。怀有这种信念的固然不限于有闲阶级，但是今天在这个阶级的成员中对各种各样的神秘学有兴趣的却占极大比例。他们的思想习惯并不是在与现代工业的接触中形成的，这些人仍然觉得‘不可知的’知识，即使不是惟一真正的知识，也是根本知识。”（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7，第284页）
这种接近“神话”的要素正是任何科学成就的确立和取得所必须的。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有用的知识，而在于实际运用这些知识的机会实在太罕见了。国家全面重建的机会微乎其微，《国富论》的经济学体系因此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得到运用的任何机会；内部和外部双重危机的夹攻，似乎使《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可能获得理论上的伸张机会和实践上的操作可能性，但也以一场历史大悲剧告终。这也正是为什么经济学在提供事实之外，也不得不承担起它历来就不愿承担的“教化”功能的原因所在。为什么在历史上会频频出现对不同制度以及变革的需求？答案永远都是要取决了各自时代独特的历史背景，经济学理论对此无能无力。正如兰克所说：“经过考证的艰苦劳作之后，还需要直觉。天分就是预感。事物是从精神中产生的，其中包括认知者。在这种认知理论里，最大的主观性就是最普遍的真理。”（转引自：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北京三联，2009，第36页）混乱时代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控制自己生活的意志和欲望，经济学家尤其如此。然而，越是体面的动机、越是真诚的目的、越是公正的构思，一旦进入行动主义者的过程当中，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发生权力和利益上的惨烈竞争，在此一时刻，经济学应当反思的不是经济政策本身是否满足公平或者正义的要求，这些字眼的含义实在是太模糊了，远远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把握的范围，相反，经济学应当学会反思自己所促成的政策与自身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以及这种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自身群体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也正是因此，经济学不能对人类理性抱有过于乐观的看法，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天分、预感和想象力的。这应当就是“社会市场经济”议题本身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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