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上海在快速发展下高楼林立,新路不断拓宽,到处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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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松江区九亭镇的沪亭北路上,却出现了一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风景”——一栋三层小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规划好的道路中央,像一颗顽固的钉子钉在了城市发展的蓝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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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楼的主人叫张新国,因此还被称为“上海最牛钉子户”,时间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那时的九亭镇还保留着些许乡村的宁静,张新国一家就生活在这里。

张新国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里的普通工人,家里妻子负责家务,孩子有两个还有双方父母,一家六口人过得挺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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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平米的二层小楼,是他们多年的积蓄和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们遮风挡雨的港湾,女儿嫁给了外地小伙,儿子也娶妻生子,四世同堂八口人挤在一栋房子里,生活上的摩擦在所难免。

他们凑了20万,又借了岳父母10万,买下了隔壁那块地,把房子扩到了300多平方,还在原来的两层楼顶上加了一层。

儿女们也尽力出资将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内部古典外部仿欧式,粉色的瓷砖外墙在阳光下格外亮眼,在周围低矮的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引来邻里不少艳羡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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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子改完后不仅住得舒服了,还能赚点外快,张新国把一楼租出去,租金刚好能解决家里的日常开支。

2003年上海宣布了沪亭北路的大改造计划,张新国的家刚好在计划中规划的拓宽道路正中间,因此也在拆迁名单里。

起初张新国一家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抵触情绪,他们也和其他邻居一样,对搬进新房、获得补偿充满期待,憧憬着未来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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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拆迁补偿方案公布后,他们的希望却如同肥皂泡般破灭了,拆迁补偿方案的核心是按照房屋的宅基地证面积进行补偿,而不是实际的房屋面积。

这意味着张新国后期加盖的第三层,以及花费重金的装修,都不在补偿范围内,他辛苦扩建的300多平米的三层小楼,最终只能按照最初200多平米的宅基地证面积计算补偿,和周围那些破旧的平房几乎没有区别。

他觉得自己的心血被漠视了,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张新国对分给他的房子数量也有点不高兴,那些邻居家的房子虽然都很破,可他们有两个儿子,所以能分到六套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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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让张新国更加难以接受,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张新国开始了与拆迁办和开发商的谈判。

他据理力争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情况,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并给予合理的补偿,拆迁办和开发商都严格按照规定来,对任何要求都不松口。

张新国和对方交涉多次,但问题还是没解决,他心里挺窝火的,他觉得自己被逼上了绝路,只能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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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谈判中,张新国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不给我六套房子加一亿元赔偿款,你们别想动我屋里的一块砖!”

他认为自己的房子位于道路的中心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方为了顺利修路,肯定会答应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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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高估了自己的筹码,也低估了对方的决心,开发商并没有被他吓倒,反而绕开了他的房子,继续进行道路建设。

沪亭北路的改造工程如期进行,道路两旁的房屋陆续被拆除,唯有张新国的小楼依然矗立在马路中央,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显得格外突兀。

以前觉得这是块宝地,现在却成了心头大患,车子得绕道走路上经常堵车,喇叭声、按笛声不断,张新国一家被这噪音折磨得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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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也成了人们眼中的“奇观”,不少人驻足围观拍照留念,甚至还有记者前来采访,将张新国一家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家里头的小摩擦越来越多了,之前那股齐心协力的劲头儿,现在感觉有点儿散了,他常常站在阳台上,看着窗外车水马龙,听着刺耳的喇叭声,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坚持?是为了所谓的“公平”?还是为了心中那口气?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他就像一个困兽在自我设定的牢笼里苦苦挣扎找不到出路,夜晚车辆的灯光直射进张家的窗户,让他们无法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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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辉新上任的拆迁办领导,开始负责处理张新国的相关事宜,他经常去张新国家里串门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需求,从不提及拆迁的事情。

他觉得陆辉是一个真诚务实的人,不像之前的负责人那样冷漠和官僚,他开始向陆辉倾诉,把这些年积压的委屈和无奈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

他告诉陆辉他并非故意刁难,只是想为家人争取一个公平的补偿,他承认自己的要求确实挺高,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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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辉听张新国说完,觉得他挺不容易的表示同情,他向张新国解释了城市发展的需要,也说明了拆迁政策的规定。

陆辉还带着张新国走访了已经搬迁的邻居,让他们亲眼看看新社区的环境和生活,感受城市发展的变化。

他希望张新国能够放下心中的芥蒂,重新考虑未来的生活,经过深思熟虑,陆辉提出了一份新的补偿方案。陆辉还特意为张新国夫妇选择了一套采光好、离菜市场近的房子,希望他们能够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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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陆辉的诚意张新国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最后他签订了拆迁合同,这漫长的十四年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

张新国在后来的采访中坦言,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初的冲动和固执,为了争一口气他白白浪费了十四年的时间,让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如果早点妥协或许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他也意识到自己对“公平”的理解过于狭隘,只关注了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其他人带来一些启示,让人们在面对类似问题时,能够更加理性地思考,更加积极地沟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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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新京报评论 - 2017-09-09:上海最牛“钉子户”和平拆除:14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