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明建投稿,伊河生活整理】

1978年11月,我和高中同学田晓雷一起入伍,后来我被挑选到师组织科当打字员,考军校时田晓雷考上军校我落榜,科长说考不上军校可以留下转志愿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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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执意要退伍。

转眼间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闲来无事时偶尔也曾回想起当年在部队时科长和刘干事给我说的话,若那时考虑问题成熟一点,也许我的人生又会是另一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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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到了1978年时已经读完高中的课程,但由于文化课基础不太好(主要是数学),当年虽然参加了高考,但距离录取分数线差了12分,结果与高校失之交臂。

高考结束回到家里,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从高考失利的沮丧里走出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思考起自己的人生,但是,作为一个偏远山区里长大的农村孩子,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路非常少,当工人下煤窑没有门路,况且,煤窑在距离老家100多公里远的煤矿上,村里的田叔就在煤矿上班,他骑自行车回来,来回一趟几乎要一天时间。

我也曾想过复习一年再考大学,但上中学时逃课,欠下的功课太多,若到高中再复习一年,我又背粮食又拿钱的,若到时候再考不上大学,那可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不能让自己混到这一地步。

这个时候,当兵倒成了咱普通人都可以走的阳光大道,记忆里,我们村里曾有七、八个人当过兵,还有两个在部队提干后,把农村的老婆孩子带到了部队上。我从小就喜欢军人,就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得不能再旧的绿军装,军帽还是从退伍回来的一个哥哥那里要的。

11月初的时候,在我的期盼下,征兵工作终于开始了,当听到可以报名的消息后,我拉上邻村的高中同学田晓雷一起到公社武装部报了名,经过层层体检、政审,我们俩终于穿上崭新的绿军装到了部队。

3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那个自由懒散的田明建,已经变成了一个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过着直线加方块生活的军人,头顶上的红五星和领口处的红领章,令我们骄傲不已。

然而,在我看来并不显眼的高中学历,竟然在新兵分配时“占到了便宜”。

新兵分配时,师部先挑,也许是因为我的高中学历,也许是因为我个头和长相还比较顺溜,结果我和田晓雷同时被挑到了师直警卫连,而新兵连的大多数战友,则被分配到了各营、连,我们成了为师部大院站岗放哨的警卫战士……

我在大院站岗,经常看到过师首长和许多干部。他们长期在部队工作,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言谈举止中都带着一种成熟稳重而又令我敬仰的气质,虽然我不太懂,但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总能吸引我的目光,那时我常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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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没想到的是,一篇文章却让我离开了警卫连,走进了师部大楼。

1979年反击战,我们师虽然没有参战,但全师上下都笼罩在浓厚的训练氛围里,师广播室每天都播送各单位训练中的好人好事、官兵训练见闻等稿件,牛指导员就对我们说,希望大家都拿起笔,多写身边发生的正能量故事,积极给宣传科广播室投稿。

指导员还说,他和宣传科的干事比较熟悉,稿子写好经连队审核把关后,他们送到宣传科去。

即便指导员不说,我也心里痒痒了,看到每天广播上前线的战报,全师官兵群情激昂,我回到宿舍,立马写了一篇警卫连干部战士积极练兵备战、时刻听从党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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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的广播稿,让我意外的是,稿子写好原本是送指导员审阅的,可指导员只简单修改了三个地方后,并没有退给我,而是直接送到了宣传科办公室,稿子在第二、三天连续在师广播站军营新闻里广播出来,广播员还念到了通讯员田明建的名字。

这一下我在全连出名了,我的广播稿播出后,田晓雷也写了一篇稿子,可惜没有听到广播站里播出。

而就在我这篇广播稿播出一个月后,指导员突然通知我,我被调到组织科当打字员,当听到这个调动命令时,我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字员是干啥的,班长解释说,打字员就是把干部写的材料,在打字机上打出来,听着班长这样解释,我多少有点明白,却仍然糊里糊涂,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到组织科报了到。

组织科在师部大楼二楼东头,组织科有科长和4位干事,我发现从科长到干事,个个都文绉绉的,其中两位干事还带着眼镜,无一例外,组织科的领导们整天都在办公室开会、写材料,他们晚上还经常到办公室加班。

我所在的打字室紧挨着科长办公室,打字室还有一名姓秋的女兵,据秋老兵自己说,她已经服役期满,年底就退伍了,因此,科长赶紧从警卫连物色一个文化水平高、机灵的战士来接替打字员工作。老兵还说,正是前几天我写的那篇广播稿,宣传科的干事和组织科干事们聊天时说起这个事,就向科长推荐了你,于是,你就过来了。

听到老兵班长这样说,我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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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科当打字员十分忙碌,因为王老兵退伍后,又来了一个打字员,我们俩负责组织、干部、宣传、保卫4个科的文字材料,但打字室归组织科管理,而从科长到干事都会写材料,他们写好后先让我们打成铅字,送领导们审阅,领导们审阅后,我再在原稿上进行修改。

那个时候打字室用的是那种笨重的机械打字机,滚筒横在打字机上方,滚筒卷着蜡纸,下面的铅字盘里密密麻麻地倒放着钢制的2418个铅字,旁边的备用字盘里还有2400个常用字。

秋老兵很认真,她细心地给我说,当好打字员的关键,是必须把滚筒下面2418个铅字全部背记下来,并准确记住它们各自所在位置,如果背记不住这些,那想干好打字员是不可能的。

听到老兵这样说,我顿时把心提得老高,虽然说滚筒下文的2418个铅字一看就会头晕,但我自信下点功夫,是能记住的,于是,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包括吃过饭后的时间,我都泡在打字室记铅字,到了后来,我闭上眼睛就能摸到所要字的位置。

打字员这工作,看起来敲打一下挺轻松,但实际工作起来既费脑力又费体力,工作时手、眼、脑并用,眼睛紧盯文稿的同时,大脑就要想到文稿中那个字在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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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什么位置,然后手推滚筒前后左右移动铅字盘和机头,找到所用的字,立刻摁下,“吧嗒”一声过后,铅字就在滚筒蜡纸上留下字印,再用油印机把打好的材料油印出来,送给领导。

到打字室后,我上班除了上厕所、吃饭离开过办公室外,很少有单独活动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到师部食堂吃饭,身上的油墨味也带到了食堂,若得和我同桌吃饭的战士、包括师医院的女兵们,一直吃吃的笑我。

到了半年和年终工作总结的时候,组织科的科长、干事甚至部首长一般都忙到深夜十一、二点才离开办公室,而我在他们走后,还要负责部里两位首长、组织科长和干事办公室的卫生,倒烟灰缸,清理报废纸篓的卫生,把桌上台历的日期撕到第二天的时间上……等我忙完回到宿舍,已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刚开始还不适应,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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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打字室没日没夜的工作,组织科科长和干事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对我的学习和成长也很关心,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1980年底加入了党组织,也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军校招生考试,科长说,上军校是大事,只要你努力,我们就全力支持。

1981年,在科里领导的支持下,我报名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当时,在警卫连的田晓雷也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但是,田晓雷9月份到陆军学校报到去了,我却没等来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虽然说科长他们很支持我考军校,但打字室的工作非常忙碌,我几乎没有看书、做考试题的时间和精力,打字室也不可能让我离开岗位专门去复习文化课,这个时候,我倒有点羡慕田晓雷,他除了站岗执勤,有大把的时间复习文化课……

我落榜后很失落,尤其是送别老乡同学田晓雷后,我似乎表现得更明显,还在厕所后面的楼道里抽起了烟。

送别田晓雷时,一个老乡说,田明建在领导身边,这点忙也没帮上,可惜啊!老乡的话深深刺激了我。

一天科长对我说,没考上军校,部里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替我感到遗憾,但是,一个人成长、成才,并不只有考上军校一条路,有很多条,科长还说,只要我努力工作,以后转志愿兵不存在啥问题。

吃到科长这样说,我心里颇不以为然,虽然说眼下冻结了士兵提干,但我确实对转志愿兵不感兴趣,一方面,我觉得科长是组织科的负责人,而转志愿兵是军务科的业务,转志愿兵这事,他只说好听话不办事怎么办?他现在这样说,无非是不想让我影响工作。

况且,我一向觉得,当志愿兵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是当司机和搞技术的,我还真不喜欢那样的工作,说到底,虽然我来自农村,但我不想当志愿兵。

科长看出我心情不佳,也就没再说什么,后来,科里分管打字室的刘干事还专门和我谈过话,内容和科长说的差不多,也是希望我振作起来,先干好工作再说,可考军校失利的打击,令我觉得部队工作没啥意思,萌生了年底退伍的想法,而且,我还不止一次和老乡说了年底退伍的事。

虽然我仍然在打字室工作,但心态和努力程度与之前差了许多,但科长和刘干事他们对我都很关心,我过生日,还被科长叫到家一起吃饭。说实话,科长他们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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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业业工作,遇到工作忙的时候,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全力以赴,直到任务完成,我如果不当他们的打字员,根本体会不到他们辛苦到啥程度!

不久,打字室又调来一名打字员。但由于当年师里大型活动多,干部们特别忙,刘干事给我说,现在他们太忙,两名打字员连轴转都忙不过来,这个时候再放我这个熟练的打字员退伍,显然不可能。

1982年老兵退伍的时间到了,科长和同志们希望我能留下来转志愿兵,可我执意要退伍,不久,我退伍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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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4年兵退伍回来时,我觉得自己干啥都能干成,可现实十分残酷。

我从小就喜欢兔,虽然退伍费只用180多元,但我还是买了几十只小兔。家乡附近有山有水,天天到山上打新鲜的青草喂他们,但由于我不掌握养兔技巧,单凭一腔热血,不到一年,几十只兔死的死,让我吃的吃。

后来,我跟着邻居二叔种蘑菇,虽然蘑菇长势很好,但我不懂得销售,养出来的蘑菇卖不出去,也弄个赔本赚吆喝……

父母和大哥和我认真谈过两次话,希望我正视现实,考虑问题不要简单和极端,但那时我几乎听不进去他们的话。

但生活又是非常具体的,转眼间我到了二十七、八岁,父母为我的婚事操碎了心,后来,在亲戚和邻居的多番帮助下,我终于和邻村一位大龄女孩结了婚,之后,我们家先后有了3个孩子。

有了家,当了父亲,生活的柴米油盐迫使我脚踏实地,我跟着父母先把家里的8亩多地种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后来,我东借西凑买了一辆三轮车,上面加了一个蓬,家闲时在县城和我们村之间跑起了拉客的小生意,多少挣点收入,贴补家用。

一天,我正在县城到我们村的路口等客,远处走来一家三口,我抬头一看,竟然是田晓雷。虽然二十多年没见,人发福了,但田晓雷还是一下子认出了我,田晓雷上军校后这些年,我们没见过面,此时这样相遇,彼此都有些尴尬。

我说老同学老战友回来,我免费拉你们回家,田晓雷脸红着不知该说啥,就让给我了一支烟,后来他们还是坐上了我的车。等下车时,田晓雷执意要给我钱,我死活不接,可就在我开车离开时,田晓雷的妻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塞到了我口袋里……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很难受。其实,近些年来,我时常为自己当年的任性而后悔,当年科长和刘干事苦心挽留我,可是却一门心思要离开部队,谁劝都不听。

听人劝,吃饱饭。任何时候都不能太自我任性,否则,人生的路就越走越窄。

年轻时的选择极为重要,一旦任性或者脑袋犯晕做出抉择,随后便用一生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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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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