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在一次次探索中靠近科学与理性，试图找回记忆中的家乡。
10月26日凌晨4时，在鄱阳湖畔的稻田，收割机开始轰鸣。“要抢收了！”当地的护鸟员袁文斌提高嗓门，候鸟一旦抵达鄱阳湖过冬，村民没及时收割，上万只鸟黑压压冲进农田，一只灰鹤有十几斤重，一落地便能踩倒整片稻子。
“鸟抢稻谷，20年前就有。”袁文斌说，不过这一现象在近四五年来越发频繁。与之同步的是，鄱阳湖区在不断变干，枯水期的湖面成了大草原。
这些观察背后，研究搭建起候鸟与湖泊之间的联系：2003年后，鄱阳湖枯水期提前、延长成为常态，湖区屡次出现旱灾与旱涝急转。当湖泊水位下降，水生植物的生长便受到影响，促使觅食的候鸟转向人工湿地、农田。
回溯鄱阳湖十余年间的改变，候鸟从湖泊进入稻田，原本只是其中微观的切片。
随着极端灾害发生，这些具体的问题在生活中浮现，推着人们思考、应对。有人采取引水补水、“候鸟食堂”的行动，也有人尝试推进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用更系统的方案解决问题。
更多人渐渐意识到，复杂的自然变化难以有完美的解答。但在一次次探索中，他们靠近科学与理性，修复着记忆中的家乡。
稻田里的鸟
10月26日下午，袁文斌刚在巡护车上拿出单反瞭望，便发现池塘里的一只灰鹤。“是通信兵啊。”袁文斌兴奋不已，这意味着候鸟大部队快到了。他连忙抽出车后座的候鸟保护宣传单，塞进一间间农房的门缝里。
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鄱阳湖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全球90%以上的白鹤在此越冬栖息，这一物种在其他地区已经濒危。除了白鹤，每年11月中旬到12月，袁文斌能在家门外看见上万只候鸟停留，直到次年3月、天气转暖后离开。
同时他警觉起来，这些候鸟争抢稻谷，已经成了当地的惯例。
种植大户王兴主承包了五百亩农田，和鄱阳湖只有一道堤坝的阻隔。从五年前的冬天起，他目睹越来越多的候鸟早上冲进田里，吃一顿稻谷，飞到湖边略作休息，下午又回到农田“饱餐一顿”。
他估计，这些候鸟一天最多能吃掉三四十亩稻子，如果冷眼看着，“不到半个月能把几百亩田全部吃完！”
王兴主想过毒鸟、杀鸟。他13岁起便在鄱阳湖区捕鱼，17岁时跟着伙伴去湖边打猎天鹅与大雁，一晚上能赚1000多元。他便是靠着这笔财富娶妻成家。可上世纪90年代后，鄱阳湖成了自然保护区，有了候鸟保护的法律法规。害鸟者轻则警告罚款，重则违法入刑。
“只能吓唬！”王兴主恼了，他先把鞭炮扔在田边。结果一声巨响后，许多鸟根本没有反应。他又和妻子一人拿着一面小红旗，绕着田埂顺时针跑起来，以此吸引候鸟飞出农田。结果他们俩刚跑到一头，鸟就飞到另一头继续觅食。他们迅速跑到那一头，候鸟又溜回原地。从早到晚，王兴主喘得不行，没有起到任何驱赶的作用。
“被吃掉，只得自认倒霉。”袁文斌感慨，尽管备受困扰，村里人早就习以为常。而另一些人，试图找到现象背后的成因。
2014年，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言阔来到鄱阳湖畔。那时，江西省林业部门会在各个科研单位里抽调人员参加候鸟调查，李言阔便是其中之一。
“候鸟可是指示物种。”李言阔意识到，候鸟的行为变化，背后是鄱阳湖水生生物、植被、水文条件的改变。因此从保护鸟开始，就能慢慢切入整个湖区的保护，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当时他察觉，小天鹅本应在湖中，撅起屁股、把头埋进水里觅食。结果这些天鹅纷纷转移到一旁的草洲上，不愿离开。没过多久，他发现白鹤也有了相似的行为。
“我就在想，是不是湖里的食物不够了？”李言阔回忆。
而袁文斌也推测过，候鸟抢食或许和湖水的变化有关。毕竟陪他长大的鄱阳湖，“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他垂下头，语气低落。
湖、水、鸟
6岁那年，袁文斌便跟着爷爷在鄱阳湖捕鱼。他坐在船上，眼前的湖泊像一片大海，没有尽头，从此他便把这片湖当作生活的全部。父亲不通水性，爷爷去世后，15岁的袁文斌一人靠捕鱼支撑起家。
渐渐他观察到，秋冬时鄱阳湖的水位退得特别快。一些原先开船的地方河床裸露，长出一片片草原。“只是那时很少有人注意。”
随着变化逐渐凸显，更多人将关注投向湖区。
2006年秋天，鄱阳湖连续9个月突破历史同期最低水位，遭遇50年来从未有过的旱情。当年，58岁的胡振鹏已经从江西省副省长的位置卸任。他从小在湖畔长大，博士毕业后从事鄱阳湖的研究、开发。
胡振鹏疑惑：明明上世纪时鄱阳湖洪水严重，怎么突然就干得这么厉害？他想摸清变化的细节，便从湖区上游跑到下游调查。每天回家后，把门一关，守在书桌边计算手里的数据。
一年里胡振鹏有了发现：2003年后，由于上游水利工程的蓄水、长江采砂后河床加深，鄱阳湖在枯水季节的水位下降，枯水时间提前。
他看了一圈各地、各国治理大型湖泊的资料。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江西省便有给鄱阳湖建坝的想法，主要是为了防洪。这一方案没有获得长江水利委的同意，得到回复“工程规模巨大，虽然有明显的综合效益，却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胡振鹏决定，将“建坝”调整为“建闸”，只调节湖泊枯水期的水位，取消防洪和发电功能，以防影响汛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安全。
方案一送到水利委，胡振鹏就收到来自15个院士的反对意见，直指建闸“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不符合长江历史发展规律”。
双方办了一场“对话会”。在胡振鹏的回忆里，辩论直到最后，“对面反对建闸凭得是感觉，我希望建闸凭得也是直觉！根本没有人仔仔细细研究，把很多基础问题解释清楚。”其中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关心的问题，便是“建闸之后，越冬候鸟在鄱阳湖如何栖息？”
胡振鹏这才留意候鸟对湖区的意义。
于是他申请了2800万元经费，对鄱阳湖做了一次地形和植被的摸排。四年后，他第一次了解到，鄱阳湖在丰水期时是一整片大湖，枯水期时部分河滩裸露，大湖中出现一个个形状如同碗碟的小湖，因此得名“碟形湖”。
他把发改委的副司长请到江西，带着他在鄱阳湖保护区里边走边解释。
9月份，随着大湖的水位下降、一个个碟形湖出现。其中有着丰富的水生植物、生物，是白鹤、小天鹅最主要的食物来源。
当水位低于14米时，高处的草洲露出，苔草慢慢萌芽。等9月下旬，第一批大雁抵达鄱阳湖，就能吃到苔草尖上最新鲜的嫩芽。
胡振鹏描述，湖、水、鸟，这是一场生态的接力。只要碟形湖保持一定水位，候鸟的栖息就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打破的节律
胡振鹏记得，副司长转了一天，听完讲解后总算放下一部分担心。不久后，发改委就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认为通过建闸科学合理调控枯水期水位的做法“是必要的”。
可是，建闸远非易事：项目建议书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才能进入施工的准备期及后续阶段。2016年11月，《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发布。这是官方第一次发出建闸的信号，计划总投资130亿元。
一时之间，反对的声量不断涨高。
立刻有反对者发表数篇建议文章，质疑建闸的方法是“用工程对抗工程”。 他们直指，水闸虽然是支持者口中的“小建设”，会在湖区里形成阻隔，导致一种“大开发”，这和长江大保护的原则形成矛盾，可以有使用地下水、增加饮水设施等替代性的方案。
在胡振鹏看来，目睹鄱阳湖的退化却不行动，恐怕才是违背“长江大保护”。湖泊的水文节律被打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根据他的计算，相比于2003年以前，2003年以后鄱阳湖10m枯水位平均出现时间提前并延长29天，8m严重枯水位出现时间提前9天、延长14天。他咨询过专家，地下水的水质达不到饮用要求，开挖饮水导致的水位上涨、淤泥堆积有淹没湿地的隐患，“建闸仍然是综合效益最高的方法。”
很快，争论的焦点又回到了“候鸟”。
几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起联合研讨，表示水利工程的建设会给鸟类的栖息地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尽管有碟形湖的调节功能，枯水期水位上升仍有可能淹没候鸟越冬区域。“建闸对候鸟、江豚所在生态系统的影响，要有更加充分的论证。”一位生态学者说道。
在胡振鹏的研究里，水位过低更不利于候鸟越冬。枯水期提前让草洲过早裸露，苔草提前生长。大雁来到鄱阳湖时，苔草已经又老又黄，不能作为它们理想中的食物。
而根据李言阔的数据分析，枯水期的提前让冬芽的生长周期缩短了一个月，水鸟的食物苦草便要靠此繁殖。2009年后，每年每平方米的湖水中，冬芽的数量从14个减少到4个。“意味着鹤类和小天鹅的食物，可能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李言阔说。
目前，候鸟的行为已经随着水位的变化发生了改变。
每周末，李言阔会带着学生去鄱阳湖边的乡村，记录田地里候鸟的数量。他们监测到，近十年来候鸟往岸上扩散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候鸟已经不满足于农田，来到农民的藕塘、芡实塘里觅食。这一情况只有在2018年，鄱阳湖水位适宜、食物丰富时有所好转。
双方的共识在于，鄱阳湖在枯水期时的水位，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到底怎么搞才有用？”胡振鹏感慨，中科院见到双方对立这么严重，又组织了三十多个科学家进行调研，建闸的进程随之暂缓。
零星的行动
湖泊变更的节律，逐渐打破人们生活的节奏。
随着鄱阳湖开始实施禁渔，王兴主和袁文斌的渔船被收购，换来一笔社保与安置的补贴，村里的人们一时没了收入来源，陆续远出打工。王兴主试过养殖龙虾，结果第一年就亏了本。他不得不专心守在家里种田，生活从湖面转向田边的矮房。
“不是鸟灾，就是旱灾。”王兴主说，2019年、2020年起，洪涝与干旱经常并存，上半年雨下得很大，田里泡了水，很快雨又不下了，天天高温干旱，一连持续三四个月。河道里的积水没两天就全部蒸发。
高温和暴晒下，王兴主的稻谷难以灌浆、抽穗，谷粒就会不够饱满。一亩农田的收成原先有一千七百斤，此时就减少到五六百斤。减产后，他去找过农业保险公司，买了烟，又请对方吃了好几顿饭，得到一句回复“庄稼干了，但是没有倒呀。”只有倒伏才能得到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赔偿。
在王兴主的村庄中，人们不得不开始行动应对自然变化。
王兴主和邻居想到抽水引水。起初他们犯了难，农田离鄱阳湖的主湖区仍然有一百米远，抽水机的功率根本没法把水抽上堤坝，再打上这么长的距离进行灌溉。后来他们想到，就用挖掘机在湖边开凿了一条水渠，把石头和泥土堆起来作为堤坝。这样一来，就能够先把鄱阳湖的水抽到水渠里，再用水泵从水渠引水流向十几米外的农田。
王兴主很快丧气，随着干旱时间变长，每年光抽水的电费就要花费两三万元，又成了一笔额外的开支。
与此同时，职能部门也在探索解决人鸟冲突的方案。
江西省有一笔27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来补偿鄱阳湖湿地周边因候鸟保护造成损失的群众。李言阔参与过生态补偿方案的认证：在湖堤不超过5公里范围内，如果有农民的稻田被候鸟误伤，原则上按一亩80元进行补偿，各地可以视情况不同在费用上加减30%的比例。
王兴主算了笔账，候鸟抢食让他的稻田一年亏损了10多万元。他先去找了乡政府，对方说，“我们没有办法，不归我们管。”又带他找到县里的林业局。
林业局领导答应到他的稻田里看看受损情况。实际上，候鸟带来的稻田损失难以精确测算。林业局和王兴主商量，最后答应每年给他3000元的补偿款。“日子没法过了。”王兴主很难满意，“命还没鸟金贵。”
上岸之后，袁文斌加入了当地的候鸟、江豚巡护队，从捕鱼时受到欢迎的“船老大”，成了村里不被理解的少数。他拿着每个月3000元的巡护费，也得种田供养生活。有人不解，人都保护不了，还保护什么鸟？也有亲近的人在他护鸟背后，偷偷地捕鸟、害鸟。“这是一种背叛。”袁文斌觉得，身边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
许多人意识到，零星的行动并不能挽救家乡，希望被寄托在更加系统的应对上。
修复还是开发
多年以来，鄱阳湖枯水期的水位究竟控制在多少，成了胡振鹏反复斟酌的难点。
早前被长江水利委否决的方案中，强调大坝的“全面控制”作用，将控制水位设置为18米。胡振鹏研究过，枯水期时18米的水位会淹没鄱阳湖所有的草洲，毁坏湿地生态系统，这样一来，候鸟、植物都会丧失生存空间。
他先想到把数字减少2米。结果，他和研究团队查看了遥感图像，依旧存在破坏湖区生态系统的风险。
胡振鹏计算着，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枯水期时的水位控制在12米。这样一来，不会改变鄱阳湖“高处是湖，低处是河”的格局。在鄱阳湖的吴城保护区，这一高度的湖水只会淹没26%的草洲，另一部分水便能储蓄在附近的水道中。此时如果长江下游城市出现缺水、海水倒灌的情况，鄱阳湖还能放出部分流量进行救急。
但他有所顾虑。长江大保护的原则明确了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水位的设计上“多一公分”，就会招致反对者的质疑，是不是想搞开发、搞航运、搞经济？
“保守一点，就定在10米吧。”最终胡振鹏得出，在吴城保护区，10米的水位不会淹没任何草洲，不会对植被生长和候鸟栖息产生负面影响。
2021年，建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终于被送到环保部进行审查。对方并不同意这一方案。
胡振鹏解释起10米和12米的科学依据。
他记得，环保部怎么也不接受，反复和他强调，一定要保生态。
“什么是好的生态？”胡振鹏急了。在他心里，好的生态是儿时鄱阳湖的模样。如果大家都认为2003年以前鄱阳湖的生态是好的，“那就干脆跟着老天走，回到当时的情况。”胡振鹏说，“我这就是修复，不能算开发。”
胡振鹏提议，把建闸后枯水期水位设置成2003年长江上游水利工程建设前，鄱阳湖多年间枯水期的平均水位。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来水情况、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动态调整。
“这才过了环保这关。”胡振鹏舒了口气。
2022年5月，江西省水利厅发布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次环评公示。1200多页的环评报告明确，建闸将鄱阳湖恢复1949年至2003年的江湖水文关系。调度遵循“调枯不调洪”原则：在4到8月丰水期间闸门全开，维持鄱阳湖泄洪功能，保持江湖连通。
此时距离第一次环评过去六年，却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
在第二次环评的公众参与听证会上，近一半代表投出反对意见，认为报告没有把对江豚过闸的负面影响论证透彻，忽视了气候变化对鄱阳湖水量的影响。
有专家质问，一片自然的湖泊，是否真的有必要进行人工的修复？自然本身就是琢磨不定的，应该尊重这些变化。
另一位学者说道，这是一个由水、草、鸟、鱼、人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有着巨大的风险与代价。
极端灾害
很快，一场极端干旱让更多人意识到生态系统中的联结。
袁文斌至今难忘当时的情景。2022年7月本是鄱阳湖的丰水期，星子水文站的水位一下子跌到6.97米，刷新了历史新低的纪录。袁文斌骑了辆摩托车，便能直接从干裂的湖床上开车到另一个县。外地的朋友们听说后不敢相信，反复问他，“你是在做梦吗？”
“特别特别干。”成群的候鸟从湖中央飞到了王兴主的稻田里。他把抽水机在水渠里上上下下地摆弄，怎么也抽不到水。
此刻人们等不及自然修复，不得不向前探索应对的方法。
胡振鹏说，尽管当年的干旱是气候变化下的极端现象，灾害的发生放大了本就存在的枯水情形，让鄱阳湖出现夏秋连旱。8月旱情变得越来越极端，省里组织了五六位专家和保护区领导开会。“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候鸟来了该怎么办？”有人提问，
一行人讨论整整一天，最后决定实行“一鸟一策”，把鸟类一种一种研究。
首先便是只吃嫩芽的雁类。“把老化的苔草割掉，看能不能重新萌芽。”胡振鹏建议。他和几位干部在吴城保护区里做起实验：把当地十多亩苔草分成一亩一亩的小方块，用镰刀每天割掉一块观察长势。结果刚开始几天土壤还有一些水分，过了十天后天实在干得不行，苔草都没法重新萌芽。“不要搞了，没意思了。”胡振鹏叫了停。
大雁之后便是吃鱼类和湖底生物的候鸟，这时候的关键成了保水。几个保护区的负责人不得不盯着一个个碟形湖，只要看到小湖快要干涸，就用抽水机往里面补水储蓄。
最后有保护区的负责人担忧，极端干旱下人鸟之间的冲突会更加尖锐。他们想到，要从农户家中购买稻田留给候鸟过冬。
下半年，王兴主终于等来了好的消息。县政府找到王兴主，要征收他的稻田作为“候鸟食堂”。“不卖也得卖，不然还得跟鸟赛跑。”王兴主去县里签了合同，产量按照农田的平均亩产计算。干旱时的行情不好，县里就给王兴主算了600斤一亩，1元一斤，保障基本的收入来源。
当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得以解决，系统的建闸又被推向舆论的焦点。
不断有媒体涌入湖区，找到胡振鹏采访建闸的争议。当时胡振鹏患上脑梗，他随身带着资料和笔记本电脑，里面的文件夹里有他研究鄱阳湖的文章、新闻报道，还有反对者的意见。
面对科学问题，他经常能随口说出每一个小数点。他对一位记者印象深刻。当时对方反问他，“你说建闸后鄱阳湖能给长江补充7%的流量，7%是怎么算出来的，你算给我们看。”胡振鹏拿着笔和电脑，算了两个小时，几页纸。
但面对自然的问题，他有时琢磨不透。胡振鹏坦陈，大旱之后大家发现来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反而在增加。这是没有向上级部门特意说明的情况，究竟是探索的成果，还是自然本身的调节，难以解答。
探索的意义
11月底，一场雨水过后，鄱阳湖区的人们捱过了漫长的秋季。
胡振鹏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得知建闸的方案过了环保部、水利委，回到发改委审批时，还是不同意。
发改委质疑，你们现在说的好好的，控制在多年的平均水位，实际运行时水位有多高，怎么监管？水闸的修建要有一个确定的高度，水闸安装的形式也要确保丰水期时江豚能顺利进出鄱阳湖，完工后江西不能超过现在规定的水位蓄水。这些问题都需要更科学的确认。
“不甘心等来这样一个结果。”胡振鹏感到疲惫。他想起2008年在北京开会时，和江西老干部围坐在一起讨论建闸的事。有人说，“自己一辈子都在想鄱阳湖怎么办，什么都不管总不是一个道理。”当时的胡振鹏没想到，自己此后的15年也会围着一座水闸打转。
胡振鹏感慨，等这些细节确定下来，内部讨论、设计，再等待国务院有关部门通过。前方有太多需要迈过的坎，但他还不想放弃。
在病床之外的世界里，新的问题也在出现。
袁文斌发现，这下不只有白鹤现身“候鸟食堂”，鸟与鸟之间仿佛“口口相传”，天鹅和大雁也来了，本来这些稻田能给它们吃两个月，现在一个月就被全部啃完。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只候鸟聚集在一方稻谷中，“万一发生了禽流感怎么办？”他不免担忧。
等到今年开春，候鸟本该离开湖区，许多鸟滞留在了稻田里不愿离去。袁文斌从考察的环保人士处了解到，“候鸟食堂”的水稻长势较高，候鸟只要一低头就能吃到，养成了惰性。另一些候鸟由于吃了太多的稻子，很难再适应长途飞行，容易发生习性的改变。他们和袁文斌说，这些解决人鸟冲突的探索，也需要更加科学的评估。
但探索的意义或许不是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10月下旬，又到了鄱阳湖的秋。人们面对不断涌现的变化，有了不一样的心境。
“今年整整三个月几乎没下过雨，还是干得厉害。“”王兴主说，但他早早地在水渠里蓄上了水，还打算在稻田边空余的空间种上果树，打造起鱼塘。如果稻子的收成不好，水果和鱼虾能补贴一些收入。
随着近年来的生态变化，记者与环保人士不断涌入湖区，袁文斌结识了不少外来的朋友，他把每个人叫做“老师”。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读书，现在他有了看向外面世界的机会。
胡振鹏依旧待在病房里，等待鄱阳湖水利枢纽的方案进一步设计、评估。他想出去转转，往年的秋日，他会到家乡星子县，坐一条船驶过湖面，看看洲滩上盛开的蓼子草花海。
傍晚，鄱阳湖的草海在余晖中摇动。袁文斌望着远处的湖面发起呆。他总想到和爷爷在船上时，每一天、每一年，湖面与草洲都有不同的模样。呼吸着湖里的空气，似乎永远都不会生病。“回不去啊。”袁文斌笑道，停顿许久，“回不去。”
编者按
2024年，“极端气候”通过一桩桩事件进入我们的视野。
2月冻雨席卷全国11个省份，5月暴雨诱发广东高速塌陷，河南却遭遇严重大旱，6月湖南洞庭湖突破警戒水位，7月四川雅安发生泥石流......洪涝、干旱、山火、自然灾害逐渐变成频发的威胁。
在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之后，不禁要问：气候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极端变化与影响，人们又能对此做些什么？
问题的答案长期存在于科学家的宏观解答。今年10月起，上观新闻原点栏目开设“极端气候下的普通人”系列，走进那些真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当地，试图从普通人的生活里寻找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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