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9日,一位名叫刘文辉的沪东造船厂的工人在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年仅20岁。23日,刘文辉被公开枪决。刘文辉不仅在行刑前3天写下了一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书缝在被子里,更是在临刑时大喊“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活”,直言绝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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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1937年11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户中产家庭,父亲刘宗汉是银行员工,还曾担任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科长,属于国民政府的官员。虽然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且在“八·一三”事变后占领了上海,百姓的生活因为日寇的残暴统治更加艰难,但因为刘宗汉是那个时代少见的高级管理人员,刘家依然保持着富裕的生活。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刘宗汉成为了船舶工业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工资待遇远不如之前,导致刘文辉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挥金如土。正是这种生活的巨大反差为刘文辉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隐患。进入50年代,刘宗汉因为年龄退休后家里的经济越发困难,刘文辉最终被迫退学。好在刘文辉并未向命运屈服,退学后依然坚持学习,于1952年进入一家造纸厂成为了一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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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的刘文辉也并未放弃学习,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报考了夜校。白天的刘文辉是一名勤劳的工人,晚上则是一名认真的学生,他将自己的时间合理地分配应用,工作学习两不误。而且在夜校读书期间,刘文辉开始大量接触共产主义书籍,他的思想也在无形之中受到影响。1956年,刘文辉因为在工作中表现优秀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到了1957年,刘文辉地命运也随着时代地潮流发生了改变。

1957年,整风运动兴起,其本意是改进党的作风,改善党同人民的关系。但在别有用心者的推波助澜下,这场运动最终偏离了初衷,许多无辜之人都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刘宗汉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自然难逃厄运,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在1958年受到了管制改造的判决。而刘文辉积极响应号召,用大字报揭露厂里的不合理现象,并将其贴在了工人休息室,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加上受到父亲的牵连,他被打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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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阶级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建国之初,工人在社会上的的地位非常高。刘文辉凭借工人的身份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不过此事后,刘文辉被调离了造纸厂,到嵊泗机械厂担任辅助工。无论是在造纸厂,还是在机械厂,刘文辉都目睹了太多的不公,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相差甚远。

当时的刘文辉还是一名思想激进的青年,身边的种种让他感到无比的压抑愤怒,加上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刘文辉开始产生了逃离的念头。进入60年代后,国内的政治环境越来越紧张,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高压的环境让刘文辉逃离的信念越发疯狂。然而在那个年代,不但出门需要介绍信,而且全国的状况都一样,显然无法满足刘文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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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64年刘文辉企图偷渡到国外。可惜,刘文辉的偷渡计划没有成功。1966年2月,嵊泗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文辉管制3年。之后刘文辉被押送回上海,在群众的监督中进行改造。也是在这一年,在那些居心叵测者的推波助澜下,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开始爆发。

上海作为这场劫难的重灾区,更是动荡不安,百姓甚至无法正常生活。这一切都让刘文辉心中的不满达到了顶峰。之后,刘文辉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的抨击与批判全部写进了一封万言书里,并将其匿名寄给了全国的14所著名高校。由于所写内容太过大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关注。1966年11月,刘文辉在家中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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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相继与刘文辉进行谈话,希望他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向社会做出检讨,但遭到了拒绝。最终,刘文辉被带到了万人公审大会上,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1982年1月,刘文辉案子得以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他做出了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