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自清政府时期出现的外患“开花结果”，日本此时暴露出要全面侵华的野心。但是国民党对此却充耳不闻，蒋介石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可以说是拱手将东北送给了日本。
此时，中国共产党依旧认为国共合作才是解决国家民族危机的唯一出路，不断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但是好言相劝，换来的却是国民党无情的围剿。1933年，国民党再次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歼灭中国红军，将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
我8.6万红军在前线英勇奋战，却由于王明、博古等人在军事战略上的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错误，导致中共红军伤亡惨重。尤其是湘江战役尤为惨烈，数万将士在湘江谱写英雄悲歌，最终掩护大部队冲出包围。
此时，中国红军已然在生死存亡之际，近九万部队仅剩三万。三万红军将士只能被迫开启长征，然而在乌江地区，我们又遇到了大麻烦，由于没有渡江船只，我军困至乌江地区无法强渡，如何破局让毛主席也头痛不已，此时一位小战士出了一个主意，拯救了红军。
那么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为何出现如此被动形势？这位小战士，为什么又被称之为拯救红军的人呢？
血战湘江，生死存亡
湘江一战是中共红军最为关键性的一战，此时我党与蒋介石之间装备差距过大，实际上并不能进行正面对抗。根据前几次反围剿经验，我方只有在看清局势下，对国民党部署做出理性判断，最终才能破局重生。
但是博古、王明等人却犯了军人最忌讳的冒险主义，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在战争初期，企图用堡垒对堡垒，刺刀对刺刀的方式，发扬中国红军不畏牺牲的意志与国民党一战到底。
国民党也不是傻子，非常清楚自身优势是什么。于是，国民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动用了大量飞机大炮，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压制红军。红军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损失惨重，我军陷入到被动当中，被迫开始突围。在20天里，突围敌人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江地区。
国民党蒋介石料定中共红军会选择西进路线，于是五路大军对红军西进路线进行追捕，红军陷入到侧翼有追兵，前面是宽大正面、不益于突围的湘江。在湘江的宽大正面上，敌人放置了四道封锁线，可谓是铜墙铁壁，红军陷入到绝对被动当中。
面对如此被动形势，我红军英勇奋战，四路纵队抢占湘江，将敌人尚未完成的防线冲散，一路突破四道封锁线。此时，我军已然控制界首至屏山度之间的湘江两岸。根据目前军委形成，实际仅需一日就可度过湘江化解危机。
毛主席此时认为，强渡湘江时机成熟，我军应当快速行军通过湘江化解危机。但是王明等人坚持共产物资不能丢弃原则，始终不让部队放弃辎重。就这样，主力部队由于携带大量辎重，本来只需要一天的形成，硬是耽误了两三天，错失最佳时机。
此时，国民党围剿部队已然奔袭至湘江两岸，红军湘江两岸阻击部队浴血奋战，掩护军委强渡湘江。我军两岸阻击部队与优势之敌陷入苦战五昼夜，最终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掩护军委度过湘江。
湘江之战结束后，红军从最初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武装力量受到了严重打击。然而此时红军并未脱离危险，乌江战役也成为了我党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强渡乌江，小鬼奇谋
湘江一战后，红军陷入到绝对劣势当中，此时，国民党部队除何健的湘军卡死在了红二、红六军团的中间，其余部队均尾随其后，随时都有追上来的危险。1935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快速指定强渡乌江计划。
乌江江水青绿，两岸均是悬崖峭壁十分凶险，所以，一直以来乌江也有着乌江天险之说。此时的乌江江水湍急，我军想要过江，必然要满足晴天、拥有大木船、有熟知乌江水性的船夫这三个条件。
然而国民党早就料定了红军要强渡乌江，薛岳率领的四个师两个纵队在沿途早已销毁一切房屋、船只，留给红军的是一片废墟，连一个木板都找不到，更别说短时间造出船只了。
虽然目前苦难重重，但是留给红军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军委命令的1月3日大部队必须全员渡过乌江的命令已然近在咫尺，我军必须要加快行动，才能尽快度过乌江。于是，刘伯承命令小股部队进行强袭，第一次对强渡乌江进行了尝试。
我军挑选了18名水性极好的战士，意图趁着我军佯攻乌江对岸敌军时，对乌江进行了强渡。然而可惜的是，第一次强渡我军战士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未能将架桥用的粗绳索拉到乌江对岸。河对岸8名战士成为孤军，无奈只能无功而返。
随后，时至夜晚时分，我强渡乌江部队再次组织强渡，此次强渡选择在了夜黑风高的夜晚成为了强渡失败的伏笔。在第一支小队走后20分钟，我军与第一支渡江小队彻底失联。此时，我军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还以为第一支小队全员过江，所以立刻派出了第二支部队。
第二支部队在行走至江心处，并没遇到敌人的任何侦察，探照灯甚至都没有打开。但是湍急的水流再加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强渡小队根本找不到行径的方向，无奈折返。
第三支小队在第二小队回来后表示也想试试，但是结局与第二支小队一样，在湍急的河流下，根本无法强渡乌江。由此可见，第一支小队可能也没有抵达江岸，就被湍急的江水给冲走了。第二次强渡失败让我军大感挫败，这也印证了，想要渡江必须晴天才行。
此时，大家都对如何渡过乌江头痛不已，但是有位从小就生活在水边的小战士却道破天机。这名小战士名字叫做石长阶，他对于江边的形势虽然不了解，但是他对如何渡江却很有心得。石长阶说：”我在附近都看过了，乌江沿岸多竹林，可以扎竹筏和浮桥通过，竹子遇水坚韧，一定能承受住重量。听到这，战士们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进山伐竹。
当地居民本就对红军印象非常好，听说红军要伐竹渡江，纷纷前来帮忙。我军也弘扬爱民精神，不仅没有伐当地雌竹，而且每条竹子都给了居民补偿，当地居民为之感动，这也加速了我军造筏的速度。
随后，我军开始第三次强渡乌江。第三次强渡乌江战斗也并非一帆风顺。我军在敌人优势火力下，艰难冲往滩头，我军对岸火力时刻压制敌人重火力，最终将敌人滩头阵地击溃。
强渡部队拼命滑行，第一批渡江部队成功到达对岸。随后我军造桥工兵接踵而至，为江面拼接起一一座“坚固”的浮桥。彭老总首当其冲，与黄珍团长冲上浮桥，三千红军一拥而上，彻底击碎敌人乌江阵地。
然而可惜的是，为我军出谋划策的小红军却无法看到这一景象了。在渡江初期，这名小战士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不幸击中，手中稳固桥体的石头也掉落江中，眼看就要将刚刚架好的浮桥击碎，这名小战士忍着剧痛冲向巨石，最终牺牲在了乌江战役中。但是这名小战士的牺牲是值得的，也为后来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成为了我党重要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获取生机
强渡乌江是无比凶险的一仗，这一仗展现出了我红军强大的意志力和创造力。毛主席在登上浮桥的那一刹那由衷的感叹：“真了不起，红军中有神人啊”。这种夸奖很难在毛主席口中说出来，由此可见，强渡乌江，我军工兵营战士和小战士石长阶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乌江战役后，我党彻底迎来了真正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拿下乌江滩头阵地后，我军迅速挺进拿下遵义，这完成了猴场会议中，我党的主要作战任务“拿下遵义，稍事休养”。
现如今，遵义已然尽在掌握，我党迅速召开遵义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问题上以及党内问题进行了讨论。首先，在遵义会议中，我党一直认为博古等人犯了军事冒险主义错误，在指挥上并未发挥我党一贯灵活作战的传统，而是用硬碰硬的方式，造成了巨大损失。
湘江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本来在湘江战役中，我党可以保留更多力量，但是王明、博古等人为了所谓不能丢弃共产主义物资为由，主力部队在艰难的山路上携带者过多物资，导致行军速度极为缓慢，错失撤退先机，最终酿成惨剧。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是无比正确的。随后，遵义会议上，确定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军事领导小组和中央领导机构。罢免了博古等人的指挥权，我党的整体工作班子已经出现了雏形，这也成为了我党历史转折性的事件。
遵义会议后，我党在长征路线上跟随毛主席的指挥，四渡赤水将国民党部队耍得团团转。翻雪山、过草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粉碎了国民党想要将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的念头，成功粉碎第五次围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甘肃会宁，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之路就此结束，中共红军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结语
乌江战役对于红军而言是无比凶险的一仗。首先在军事实力对比上，我党在湘江一战就损失了近5万多红军将士，对于我军的打击是巨大的。在挺进乌江地区后，此时我军几乎没有休整的时间，就要投入到乌江战役中。
其次，我军在渡江条件差、火力不足、没有船只以及背后即是追军等等劣势下，依靠着石长阶小战士的智慧，被迫造筏、造竹桥，最终完成了强渡乌江的作战计划，同时帮助我军快速挺进遵义地区，召开遵义会议。
由此可见，乌江战役对于我党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它承上启下，见证了我党最为艰难的历史。同时，也不得不佩服的是，我党战士的韧性，在一切条件均不成熟的前提下，解决掉眼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真如同毛主席说的那样：“红军中有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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