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将军是盟军战场上牺牲的将领中军衔最高的一位，其牺牲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纵观张自忠将军的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七七事变”，另一个就是在钟祥战役力战不退壮烈殉国。而这两个重要的转折对张自忠将军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所起到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七七事变”前张自忠将军的形象
张自忠将军真正地走入民众的视野始于 1933 年的长城抗战。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策下，由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当时的日本企图发动过对中华民族的全面侵略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对国联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东北军不战而退，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让给了日本侵略者。长城抗战结束之后，张自忠将军调任天津市长，在这段时间张自忠将军逐渐走入舆论中心，从爱国的将领逐渐变成面相丰富体恤民众的地方官员。
日军在侵占东三省之后，继续向热河进发。与当时驻守在喜峰口的二十九军相遇。在这次遭遇战中，二十九军官兵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如用大刀夜间偷袭的办法给与了日本军队沉重打击。“这也是日本入侵我东三省以来，遭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夜袭之后日军晚上睡觉不但头上要戴钢盔，颈项上还要戴上铁围脖，预防大刀砍掉脑袋。因为日本兵相信轮回之说，怕做没头鬼不能转世为人。可见二十九军大刀队给日军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东三省陷落之后张学良将军在辞职时发表了公告告诉人们：“科学时代，勇敢没有用了。”但是，喜峰口的一班英雄们背着刀站在夺取的大炮坦克车旁边的图片告诉我们，科学时代，勇敢依旧有用。
在喜峰口会战中，张自忠将军统帅的三十八师驻守遵化城，其驻防的阵地占二十九军阵地的四分之三，为本次会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一心围剿共产党的态度没有改变。所以国民党政府很快与日本达成了妥协退让的《塘沽协定》。二十九军也最终撤出了长城防线。在张自忠将军的部队撤出防线时，很多父老乡亲痛哭流涕挽留张将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张将军的部队是能够保护他们的部队，是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的部队。这样一支勇敢的部队就应该待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战斗在抗击侵略的最前线。
张自忠将军对百姓的关心也体现在了之后的从政生涯中。1938 年因察哈尔战乱导致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察哈尔土匪横行。在其代理察哈尔省省主席期间，张自忠将军数次派兵追缴土匪，很快肃清了察哈尔省的匪患。并规定“以县长为亲民之官，而应深入农村，访求民情，特定四月起每县长必须抽出四分之一的时间，亲赴各乡镇村，访问民间疾苦，并另排妥员，明察暗访藉杜流弊云。”不仅如此，张自忠将军还关心邻省的民生情况，组织成立了蒙灾赈济察省分会。察哈尔省地处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三部交界处，正处于日本从东北向华北渗透的前沿阵地，地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日军根据《塘沽协定》规定企图占领察哈尔省。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张自忠将军态度坚决没有丝毫退让。将军的这种爱国军人的气节、不畏强敌的态度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察哈尔省的独立和完整。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张自忠将军很早就关注到了民族精神的振奋对于抵抗侵略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规定，从 1936 年春天开始，“凡是有来张家口赴大同游览云冈石窟的团体特别是学校的教职员，教育厅长柯昌泗都要代表将军招待一下，对他们说明察哈尔的实在情形，唤起他们的注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国人宣告察哈尔仍然是在我国控制之下，这种对于领土主权的严重关切，是张自忠将军爱国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沦丧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珍贵。
张自忠将军在是否就任天津市长一职上曾有过很多顾虑，曾对其秘书说：“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乃一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得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并要求其秘书帮忙请辞。可以说张自忠将军的顾虑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天津是多国势力杂糅的地方，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内有汉奸从中作乱。上一届天津市长萧振瀛的坚决请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无力应对当时的外交困境。在萧振瀛被日本排挤辞职之后，关于天津市长的争议也持续了一段时间。日本极力主张亲日的齐爕元，但是二十九军不为所动，坚持主张由张自忠将军担任。张自忠将军是二十九军的师长，是中华民族一位有血性的爱国军队的军人，曾经在长城抗战中战功卓越。在主政察哈尔期间对日斗争有理有节有气，很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深受部下与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因此这样一位智勇双全体恤人民的市长的上任，也让广大天津民众对天津的未来充满了期望。张自忠将军在就任天津市市长时明确表示要为天津市民造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军人的本职工作守卫国土。
面对复杂的天津局势，面对民众们殷切的期望，张自忠将军首先加强了天津的防卫力量。《辛丑条例》规定天津周边 20 里内不允许驻扎中国的军队，所以张自忠将军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让其部队改穿天津保安队的服装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内的护卫工作并让其另外两支部队驻守在天津外围的战略要地，互为犄角之势。这样的部署充分表现出了张自忠将军斗争的智慧，既能很好的增强自己的力量又能不给敌人以口实，对于天津市内的汉奸也是一种无形的震慑。在与汉奸斗争策略方面张自忠将军也是充满了智慧。“对其中的一部分汉奸采取敷衍拉拢，必要时再送几个小钱，随时与其保持联系，使其不再危害人民。”张自忠将军在对便衣队的组成成分分析之后采取夸大收容院规模的方法，让其能够自谋生路，解决其生存问题。这之后天津市内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再也没有发生汉奸利用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的问题。
就任天津市长之前天津的走私，偷税漏税现象屡禁不止，“1936 年 7 月份天津锐减只收三十万连年财政积亏已达百二十万财政与市府第二科正竭力编订二十五年度紧缩预算。张自忠令整顿税收查验铺捐、免亏短过巨。”要想增加税收就必须要打击走私。天津是一个重要的进出口海港，各方势力复杂，所以走私屡禁不止。张自忠就任天津市市长后，一再下令严厉打击走私行为。“二十四日凌晨海关得津公安警察协助，破获北马路富康里台人许炳文走私仓库，搜出砂糖两千包，运海关没收。日领事馆以为警察不当协助提出口头抗议”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天津市走私猖獗、屡禁不止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为了切实有效的打击这种走私漏税行为，张自忠将军在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数次组织召开相关会议。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势力的持续增强，使得天津的走私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目前华北私货种类已广，不仅限于日方砂糖人造丝凡西洋贵重物品十九以用走私方法偷税入境，浪人此种包运组织，范围极广，走私的背后有日本军部支持。缉私总检查已束手无策……”虽然在日方势力占主导的大背景下，缉私的效果没有取得很大的效果，但是以张自忠将军为首的天津市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除打击走私、增加政府税收外，张自忠将军非常注意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由于天津长达数年的经济萧条，因此天津的失业人口非常多。许多下层人民沦为乞丐，很多人不得不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求生活。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张自忠将军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法。首先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由政府出资修建一些大的社会工程，为失业的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民众则通过救济院的方式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社会各界对于张自忠将军的这种善举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京剧名角尚小云、谭富英、金钟仁等纷纷举行义演筹集善款”在旧时代的中国，慈善在很多人眼中还是一份“好差事”，可以中饱私囊。为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保证善款得到有效利用，张自忠将军对慈善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三个各自独立的分支，每个分支各自负责一部分。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资金的合理利用，保证了能够真正地为需要的人所用。天津部分商人也被张自忠将军所感动，组织了大型的募捐活动，募捐了大量的资金，救济成效显著。天津《大公报》这样写道“本市路倒现象，以往冬季不计胜数，今年因当局扩大办理救济事业，且一度搜捕乞丐，故露宿者减少，路倒者亦少发现。”
除直接救济下层人民外，张自忠将军还特别注意维护下层人民的合法利益。在民国时期由于交通不便，人力车就成为了城市交通的重要工具。在当时的租界众多的天津人力车要想在天津畅通无阻的拉客，就要上缴“法国捐”、“英国捐”、“日本捐”、“意国捐”、“中国捐”五国捐才行。不仅如此每天还要上缴车厂租车的“车份”，忍受洋人的辱骂殴打。1936 年秋天因为车垫内的弹簧条断了，扎了一位英国人的屁股，因此英国租界当局就要求，所有在英国租界内登记的车夫，必须到英国租界检查是否上缴捐税，必须检查车座是否完好。由于缺乏组织，很多的车夫只能空等一天，赚不到钱还要上缴“车份”不时还要忍受英国人的殴打。
张自忠将军得知这一消息后规定“英国鬼子殴打中国车夫，中国车夫可以拒绝在英国租界拉客，缴纳英国捐而未缴纳中国捐的车夫均可以到中国管地拉客。”在张自忠将军的支持下，这次车夫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由于洋车夫拒绝在英国租界拉客，使得英国租界的交通濒于崩溃，不久英国租界工部局答应了车夫们的要求。这次车祸事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车夫们的利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张自忠将军这种切身处地地为下层人民考虑，帮助人民同外国势力斗争的勇气和魄力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可以说在张自忠将军主政天津期间，天津整体的经济形势有了巨大的转变。以工商业为例“天津结束了从 1925 年到 1935 年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在张自忠任市长期间开始出现增长。在任一年时间里新开业的商铺增加百分之二十，倒闭者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百分之二十七，进口减少百分之四十八贸易顺差大大增加。”在面对日本经济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在日本武装入侵形势日益明朗的大环境下，作为中日折冲之地的天津能够在经济方面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经济进步已实属不易。
除经济外，张自忠将军在主政天津时对教育也是非常关切的，在机构方面设立主管教育的专门机构教育局。南开中学是当时天津最好的私立中学，在全国也享有盛誉。张自忠将军在得知其办学经费困难时，立即决定从市政府的专门款项中每年拿出一万来资助其办学。张自忠将军这种对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关注是历届天津市长所不及的。可以说在主政天津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张自忠将军给天津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对他的认识又多了一个面相“实干的政治家”。天津商报每日画刊评价其“莅任后内修政治，外睦邦交，中外人士莫不敬仰勳名，赞扬宏猷，常联樽俎，藉敦友谊。”
“七七事变”后张自忠形象的急剧变化
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英勇事迹、主政天津时的政绩卓著，使得社会舆论与中国人民对于张自忠将军的期望越来越高。这种越来越高的期望与七七事变后应对不力造成天津北京失守的险恶局面的冷酷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自忠将军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在“七七事变”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九一八事变之后，人们对日本侵略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之后，日本胁迫国民党政府与地方当局签订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华北的主权进一步沦丧，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事变，自 19 世纪末日本就提出，中国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
1927 年日本的《田中奏折》把对中国的侵略又进一步细化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原材料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为了稳固东北并继续扩大侵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露骨地表示“帝国为确保满洲并使万全，不能不努力满洲边界地区设立缓冲设施。……然则市场问题与帝国原料解决，实不能不注视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但是这种侵略在 1937 年 7 月之前表现得并不明显，更多的是依托“经济提携、中日合办”的方式进行，如中日合办津电业公司，创办中日惠通航空公司，并请中国人担任其董事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上的相关企业中董事长并不能真正有效的行使其职权，因为惠通公司一切事务均由通口少佐负责。日本对华北的这种隐藏性很深的侵略方式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除直接创办合资公司外，1937 年日本还直接邀请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访问日本，由日方承担所有费用。需要注意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一方面其为中央政府所管辖的一个地方机构，另一方面它又有很大的自主权。其机构的设立是日本强烈要求的华北特殊化的产物。在和平的希望并未完全破灭的情况下拒绝无疑是不明智的。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已经与中央在对日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民族矛盾的地位不断上升，抵御外侮成为了双方的一致愿望。为了避免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为国内的备战准备更多的时间，维持华北地区的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宋哲元答应了日本的请求。但是为了保持对外活动的灵活性，宋哲元决定派张自忠代替自己去日本考察。在当时全国抗日气氛浓烈的大背景下，公然地赴日考察，对于大部分的爱国人士来说无疑是不明智的，也是很难被理解的。很多人甚至怀疑此次访问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张自忠将军原来非常清晰的政治立场在这次赴日考察之后也逐渐变得模糊了起来。
张自忠将军也意识到了日本侵略野心。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国内抗日氛围日渐浓厚的社会环境下赴日考察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很难被国人所理解的。所以在出国考察前发表了一次谈话“此次出国旅行纯为观光性质，并未负有任何任务，盖因个人才识不足，未能造福地方，又未能适应世界潮流，以谋事业之改进、深为憾事……”可见张自忠将军对这次赴日考察的性质是很清楚的。他也曾在私下里这样表达过“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分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可见张自忠将军仍然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有血性的军人。在访日期间张自忠将军特别注意维护我国家民族利益，日方邀请张将军代替已经回国的驻日大使参加在名古屋召开的国际博览会的开幕式，在得知中国馆的对面是伪满洲国馆时，张自忠将军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方的请求。并要求日方必须要撤掉伪满洲国馆，否则立即回国，并且不会出席次日的日本天长节。迫于压力，日方撤掉了伪满洲国馆，并撤掉了悬挂的伪满洲国国旗。
因为日本是距离中国最近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且通过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向了富强，并且在 1895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彻底打败了清朝最强大的一支舰队北洋水师，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日本都是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在张自忠将军出访日本时，山东籍的旅日学生有 2000 多人，大家对张自忠将军也敬佩，但是又对张自忠将军的这次访日的目的有些迷惑，因此想面见张自忠将军见。面对学生们的这种疑惑，张自忠将军在见面会上开门见山地说道：“这次日本本来是邀请宋先生来的，因为宋先生回山东养病去了，所以派我来。同学们放心，张自忠在任何时候，绝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会后得知旅日同学在经济上比较拮据时，当场拿出一部分钱帮助同学们解决生活问题并鼓励大家扎扎实实的学好知识，以后归国之后可以造福国家。
张自忠将军的这次访日虽然并没有进行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但是仍然遭到了国人的误解。在日本方面的故意渲染下，这种误解被不断地加深。日本的相关人士指出“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地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受到相当效果。”为了澄清访日的事实，张自忠将军在返回天津后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此次赴日考察，为期二十五日，以在东京、大阪两处考察工厂停留最久……日本工商业近年来确有长足发展。尤其是纺织业与航空业进步神速……。关于军事市政亦略为参观，惜均因时间关系，未能详细考察，至所得材料，拟整理成辑供各界研究。……曾与日本军政实业界要人会谈，但亦系普通应酬。”但是广大舆论界对于张自忠将军的这篇新闻报告，并不买账。归国之后很多的朋友都给张自忠将军发来了电报责备其访日的“所作所为”，很多的新闻报纸上直接对其进行各种谴责，很多报道直接把张自忠将军称为“汉奸”。
面对国人的误解，张自忠将军默默地承受着，因为他知道国家还需要时间。应该说这次的访日事件之后张自忠将军的形象有了而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由“面相”清晰的爱国军人、有血性的军人、实干有为的天津市长，变成了一个“亲日”和日本当局关系暧昧的当权派。更有甚者将其称之为“汉奸”。“段祺瑞、吴佩孚这种不为日本威逼利诱的正直军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面对日本蓄谋已久的“七七事变”，宋哲元、张自忠将军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因为对日本的侵略计划存在错误的估计，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以宋哲元与张自忠将军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导致了事态的急剧恶化。因此其对平津的沦陷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是华北当局的主观为之，而是迫于压力不可奈何的结果。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窥伺着华北的领土。通过之前签订的《塘沽协定》等一系列的条约，使得华北维持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局面。明确规定中央军不得进入华北地区，并且成立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
在委员会成立之后，日本为了扩大在华北的影响力，达到最终控制华北的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采取经济控制，政治交往等手段通过所谓的“中日提携”的幌子增强在华北的势力。对华北的主要领导人物主要则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来扩大其影响力，如宴会、邀请访日等等。当然这些所谓相对温和的方式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其军事的侵略的目的服务。在其军事准备达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战争就变得无可避免。但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在对日战争的企图缺乏正确的认识。1937 年 7 月 9 日天津大公报写到“日炮击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军政当局沉着应对，不愿事态扩大……我军正沉着应对无足忧虑。”由于战前准备的不充分，及其对日抱有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二十九军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没有采取果断行动，因而贻误了战机导致了平津的沦陷。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民情激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气愤填膺。“十一日凡市内装有无线电收音机之商店门首，均拥有大批群众，以静候报告前线之捷音，多数人民团体通电前方以示声援，文化机关并发起募捐慰劳抗战将士。”不仅人民群众，政府内部也是一片激愤要求抗日日军的侵略。上海党部发来电报要求“本既定国策，遵中央指示，督率所属，尽力捍卫，本部誓当领导全市各人民团体，输财输力，为公后盾。”在事变发生后发电表示同情要求抗日的机构主要还有“上海市小学教员协进会、上海生活互助舍、第二中华职补校同学会、商学团、中国轮机员联合总会、绸缎业工会、山东旅沪同乡会、无锡旅沪同乡会、暨南大学教职员、黄炎培、妇女同盟会等。”包含着各行各业。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并表示愿意摒弃前嫌，支援华北地方当局的抗日行为。这种以国难为重、以国家为重的民族大义是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唯一良药。
事变发生后，华北陷落的残酷现实使广大爱国民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舆论界要求严惩张自忠将军等相关人员。指出“平津地方长官宋哲元、张自忠等昏庸贪鄙，无视中央，惟知曲从敌人指使，苟图不义之富贵。事前既不敢做预防之计，祸患突起，又阻挠部下抗战行动，坐使忠勇将士，失援歼灭。……张自忠始则卖国求荣罪恶难书，人格丧尽。”面对这种质疑张自忠将军辩解道：“姓张的绝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但是在群情激愤的大背景下，在平津陷落的悲痛氛围下，这种辩解就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7 月 28 日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保留下二十九军的有生力量，为了拖延出时间收整军队张自忠将军临危受命留在北平与日方周旋，同时留京的还有阮玄武。
在二十九军大部分军队撤离后，张自忠将军在美国友人福开森、商人赵自青的帮助下顺利逃离北平。可以说临危受命的这段时间是张自忠将军“处境最艰难，用心亦最苦……忍痛含垢，以处危疑之地。”但是社会舆论与广大民众却不能理解张自忠将军的这种内心的痛苦。在舆论看来，“汉奸”这个名号张自忠将军是坐实了的。“张自忠这类的汉奸，大约以武人和头脑简单的居多，汉奸的行动他们是做的，……完全是敌人用女色、金钱和其他种种诱惑的。不过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绝不承认自己在当汉奸”这种指责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张自忠将军离开北平后仍然有增无减。大公报撰文勉北方军人一文中说到“段祺瑞、吴佩孚这种不为日本威逼利诱的正直军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除了直接的舆论攻击外，舆论界要求中央政府严惩张自忠将军。要求将其“拿交军法处按律严办，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在张自忠被押解南京途经徐州时，一部分情绪激动的学生甚至强行登上了火车，要求严惩“汉奸”张自忠。这次事件之后张自忠将军对于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逐渐明白了想要摘掉“汉奸”这顶帽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以死殉国。但是这时的张自忠将军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还有战死疆场的机会。面对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当局在当年的 10 月 8 日颁布了关于撤职查办张自忠的命令，规定“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放弃责任，留守失地，将其撤职查办。”可以说“七七事变”对于张自忠将军的人生经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事变发生后其彻底成为了一个遭人唾弃的“汉奸”、一个是失败的“弄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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