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创中非关系新局面提供了前提条件。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于是把外交的重点放在亚非拉新兴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国家的数量最多。60年代，每当一个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都立即宣布予以承认，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建立外交关系。
被习近平称之为中坦和中非友谊丰碑的坦赞铁路，于1970年开工，1976年竣工。修建铁路的资金，是由中国政府向坦桑尼亚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中国严格按照周恩来1964年访问非洲提出的援外八项原则完成这项标志性工程，整个非洲为之震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外国也在非洲修过铁路、公路，那是为了掠夺。中国修建坦赞铁路，那是为了帮助非洲发展。”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震惊世界。美国主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以“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已故资深外交家吴建民，作为1971年11月第一次参加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2011年以“中国花巨额外汇援建坦赞铁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为题写道：“大部分发达国家跟中国建交是在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如果1971年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8年我们能对世界开放吗？不可能。中国有今天的大发展吗？不可能。”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述这一思想。1979年底，我国已与44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
高度重视非洲国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政策。改革开放要求为现代化建设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此，必须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谈话，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415-416页）而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敬佩不已。中国国内对毛泽东的一些负面批评，对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小。因此，不少非洲朋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缺乏了解，有些国家领导人甚至产生某种疑问。要使第三世界国家继续坚定地和中国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就完全有必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中国会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国内享有崇高威望，在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大陆也具有重要影响。他曾形象地指出，没有中国，第三世界就是纸老虎。他在当选总统几年后，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悼念毛泽东逝世时，他极为诚挚地表示，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尼雷尔时首先说：中国和坦桑尼亚建交以来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接着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情况，特地强调：我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还指出：现在，不仅国际上，我们国内也有人说我们在搞“非毛化”。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确定中国永不称霸，确定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将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725页）尼雷尔表示，他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很有信心。
曾经担任过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主席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年轻时就积极投身反对殖民者的斗争，在被捕坐牢时熟读了《毛泽东选集》。1979年，英国承认津巴布韦独立。在次年举行的大选中，穆加贝当选为开国总理，成为津巴布韦的开国元勋和民族英雄。穆加贝在担任总理后说，津巴布韦的胜利，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中符合于他们那里实际的东西所引导而取得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1974年，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81年5月12日，穆加贝总统（该国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后任总统）访华。5月15日，邓小平会见了穆加贝。邓小平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建国三十二年来，总的来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也走过一些弯路。在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时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弄清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怎样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关系。（《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741页）邓小平还赞扬了津巴布韦独立一年来取得的很好的成绩。会见后，邓小平宴请穆加贝一行。
从1981年起，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石仲泉2021年回忆：“想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人只是少数，但影响很大、很不好。”“这时候，邓小平的战略定力就十分重要，他告诉大家，好的意见要吸收，不好的意见要坚决顶住。”1981年3月9日，邓小平找邓力群等人谈话，指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4月7日，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针对有人认为“文革”期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的说法，邓小平指出：这不符合实际。“……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第305页）在5月15日上午与穆加贝会见前，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再谈《决议》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最后总结说：把毛泽东的旗帜打起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尼雷尔再三强调，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这对非洲、拉美都是有影响的。（胡乔木编写组著：《胡乔木传》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第647-649页）
平等相待 以诚相见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扩大，70年代更加强劲。美国总统卡特当年决定与中国正式建交，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与中国交朋友，有一点更加令人感兴趣的好处：中国有能力不动声色地左右某些与美国很难与之打交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信誉是非常好的。
中国的信誉主要是建立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对他国的真正尊重基础之上的。不论国家大小，中国一律平等相待。而非洲的小国家比较多，当时访华频率也比较高，但中国都以礼相待。加蓬当时只有60多万人。该国总统邦戈1974年10月来访，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重病在身，邓小平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邦戈一行。邓小平在致词中赞扬加蓬在自己国家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赞扬加蓬政府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事业作出的积极努力。1978年12月5日，邓小平前往宾馆，亲切会见第四次访华的邦戈。俩人一见面，格外亲切，久久拥抱，互致良好祝愿。邓小平热烈赞扬近年来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指出这是有助于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利于世界人民团结反霸和维护和平的事业。1983年10月，邓小平再一次亲切会见来访的邦戈总统，共叙友情。邓小平与邦戈总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87年2月18日。这次见面，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坦诚的交谈。邓小平在提到总的发展不错，国家情况好的同时，指出：“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第204页）
穆加贝和尼雷尔一样，也是多次见过邓小平的非洲国家领导人。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第二次会见了穆加贝。穆加贝首先回顾了他1981年访华的情况。他特地问到中国当时的纠正错误的事情。邓小平说那项工作叫作拨乱反正，接着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第138-140页）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第三次会见穆加贝。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邓小平首先告诉穆加贝，尽管出现了这些新情况，但“一切都将照常进行，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是我要告诉同志们的。”他坦诚地提醒穆加贝：“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201-202页）当时由于穆加贝采取缓和各阶层矛盾的政策，津巴布韦经济发展相当不错。进入90年代后，国际局势剧变，穆加贝拙于应对。特别是英国停止经济援助后，津巴布韦经济很快遭到重创，一直未能恢复过来。但是，在国际事务中，津巴布韦一直站在中国一边。2017年1月9日，习近平在会见来访的穆加贝时说：“中方赞赏津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一贯给予坚定支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津巴布韦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支持津巴布韦人民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1985年8月19日，尼雷尔总统决定再次访问中国，这是他任职23年以来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访华。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次来北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亲自向中国致谢和告别。他要感谢在他任总统的整个期间，中国政府所给予的持续不断的和慷慨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历史使他有幸与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交谈，使他从中获益匪浅。坦桑尼亚感谢中国，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向坦桑尼亚提供了经济援助，还因为中国一贯积极地、实际地支持非洲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取得彻底解放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他非常敬佩中国。8月21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这位老朋友。在交谈中邓小平对尼雷尔说，1981年你来北京时，我向你介绍了当时我国拨乱反正的情况。现在看来，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做对了，取得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在尼雷尔谈到国际上对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议论时，邓小平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他还说：“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134页）尼雷尔说：“我相信你是正确的。我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采取灵活的办法。”尼雷尔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强大，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强大。中国的改革成功了，就可以对国际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诚恳地表示坦桑尼亚人民热切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新经验。从那以后，尼雷尔确实不辞劳苦又多次来到中国。在1989年11月与邓小平会见的那一次，邓小平十分赞赏尼雷尔担任南方委员会（即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经济南方委员会，后改名为南方中心）主席的工作。尼雷尔赞同邓小平对国际问题的精辟分析。
◆1981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只见过邓小平一次，但邓小平在见面交谈时同样是以诚相待，与客人分享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是在1986年1月25日率领全国抵抗军夺取政权后出任总统的。1989年3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穆塞韦尼。邓小平首先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艰辛探索的曲折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带来的经济上的出色变化。他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290页）邓小平鼓励非洲国家要利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
做好朋友，也做诤友
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在会见非洲朋友时，在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总是强调：各国条件不一样，中国的经验只供参考，决不能照搬。争取民族独立有两种斗争形式，一种是合法斗争，一种是武装斗争。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毛泽东对取得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来访的代表团说，要注意发展经济，“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不要靠外国。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12月 第 312页、第304页）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取得独立，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重大经济建设成就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他们的领导人访华时，热切希望能学习到中国经验。邓小平在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时，总是会特别强调，中国的经验只能供非洲朋友借鉴，而决不能照搬。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尼雷尔的时候说：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穆加贝的时候，之所以足足用了100分钟时间详细介绍新中国建设走过的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主要还是为了强调一点：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会见第六次访华的邦戈，高兴地说：你是第六次来中国了。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为第三世界发展创造一些前人未有的经验。“我们不要求第三世界照搬我们的经验，决不能照搬，而是借鉴，借鉴有用的东西。”（《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 2011年2月 第249页）坦桑尼亚的政治家姆维尼，曾作为政府部长和副总统于1973年和1985年两次访华见过邓小平。1987年3月，他作为总统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姆维尼对邓小平说：你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邓小平强调说，要说借鉴的话，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不能照抄照搬。（《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244页）
1955年至1990年期间，社会主义思潮在非洲国家很有影响力，曾出现4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尽管有勇于探索的积极因素，但均未能取得成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剧变，非洲社会主义思潮悄然隐退。邓小平在80年代后半期和非洲领导人见面时，多次建议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国家要慎重从事，一定不能脱离自己国家的国情。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强调指出，我们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诚恳地向莫桑比克朋友建议：“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第261页）据说，希萨诺回国后，采取了几项灵活政策，改善了民生。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总书记门格斯图时表示，搞社会主义要靠自己的实践，对外国经验决不能照搬。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232页）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其他的选择非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未能取得成功。只有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少数国家能从本国实际出发，实现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非洲国家要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还要继续探索。尽管如此，中国仍一直在各方面都给予支持和帮助。但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联合国各种会议上，非洲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一直是和中国相互支持的。
中国与赞比亚的关系是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经典缩影。从1970年的坦赞铁路开工到1974年毛泽东和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三个世界思想，一直到2023年9月赞比亚总统希奇莱访华。2009年11月，卡翁达第7次访问中国，专程来到韶山。在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时，对自发围上来鼓掌的游客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他永远值得全世界人民尊重和敬佩。”2023年9月10日，希奇莱访华第一站选在深圳。他来到山顶广场，瞻仰邓小平铜像并敬献花束。当天，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深深被邓小平的故事所鼓舞”。“深圳发展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我们很愿意学习，通过你们的案例实现我们自身发展。”9月15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同希奇莱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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